原创《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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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变迁
文/《中国民商》记者 李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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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学是以一种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存在,社会学的成分较多.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开始向文学本体回归,更加向纯文学方向发展.像余华的先锋小说就是当时纯文学的代表.现代文学可以影响人们的精神,影响我们的情感,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学的叙事水平,汉语的审美能力,如今都得到了较高的提升.除了叙事方面的改变,中国文学从题材上也更加多元化,青春文学、科幻文学、乡土文学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变化与人们的精神世界.
1980年代：伤痕文学
刚刚经历过洗礼的时代,国人对于刚刚过去的那场灾难的反思也在社会各界热烈的展开.正是在国家环境迅速改善的同时,文学青年们也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开始写下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
伤痕文学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得名于卢新华以“”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 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巨大的活力与普遍的堕落同时出现.一个被物欲驱使的时代,文化情绪、文学的表达也透露出新的气息,中国的社会生活本身发生了重组.
用文学对这时代巨变做了最直接的表达者,就是王朔.他对时代特质的把握,用最地道的社会意识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作家,使他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严肃作家.
然而,当时有人对王朔的文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嘲讽,客气一点儿的说他“从纯情到邪恶”,不客气的,见王朔在小说中自称“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就称其小说为“流氓文学”、称他为“痞子作家”.有人则愤怒地指责王朔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当成码字为生的普通职业,变为“游戏人生”的把戏.有人指责王朔拒绝崇高、解构英雄主义,淡化道德责任,消解宏大话语等对主流意识的反叛.有趣的是,就在这些人喋喋不休地讨伐王朔之时,他的小说却愈加风靡全国,1988年被称为“王朔年”.接下来几年,他的小说几乎全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红火得让人瞠目,遂有了王朔独步文坛影坛的别样风景.
“朦胧诗”争议
1979年,《诗刊》3月号公开转载了《今天》中北岛的作品《回答》,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逐渐地,全国各大文学报刊开始发表他们的作品,另一份广有影响的诗刊《星星》,将顾城的《抒情诗19首》置于头条推荐,《诗刊》也继续以“新人新作小辑”的方式不断推出“今天”群体的作品.这批青年诗人的横空出世,引发了诗坛大爆炸.1980年,第8期《诗刊》刊载了章明著名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批评这股诗歌潮流中的诗歌“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写得实在过于“朦胧”.有趣的是,“朦胧诗”竟由此得名,从此人们把北岛等人的创作称为“朦胧诗”.
当时,有反对者如臧克家、艾青等老诗人说得很严厉：“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而支持朦胧诗的,则多为高校的中青年学者以及在校大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劝告反对者们：“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
1985年后：寻根文学
1985年出现的“寻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有着相当特殊的转折意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
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的发展.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包括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
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他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在自己的创作谈《卧虎说》中认为,应该“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在这篇文章中“文化寻根”的动向已初露端倪.
阿城的《棋王》一直被看做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个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更着重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理想精神的寻找.小说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人公,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里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员.他天性柔弱,面对粗糙喧嚣的社会环境,其唯一的“定力”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精神的平衡.这是一个典型的“隐于市”的“大隐”之人：既不远离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环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背景”或许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环境和依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响到了王一生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精神世界：老庄哲学中的淡泊宁静、无为而为、身处俗世、不耻世俗的“超脱境界”,或许正是王一生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说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场.
1990年代：探寻古典文化
作为20世纪的末尾,1990年代的文学明显出现了对1980年代文风的厌弃,出现了新的特点.当时的文学主要以三种叙事风格为走向：探寻古典文化、走向民族话语以及皈依身体属性.贾平凹就是这一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废都》是一部在语言上模仿《金瓶梅》,在意识上也承接了中国明末文脉的小说,告别了国家主义思潮而转向市井个人,告别了某种人文高蹈而转向物欲,小说描写精神的幻灭、肉体的堕落、生命的毁灭.同一时期的余秋雨与贾平凹恰恰相反,历史散文集《文化苦旅》等是以考据风格,寻找中华古代文化的本源与灵魂.
19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 仍然受到1980年代“反思文学”的影响,都在不由自主地向这种精神靠拢,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级作品,获得了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21世纪：混乱与希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中,葆有经典属性的文学作品越发凤毛麟角,一方面是文学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影响了当代文学.
不少获奖作品在内的诸多长篇小说,并未进入当下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难以成为流布广泛、传承久远的精品佳作.鉴于文学精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创作现状堪忧.近年来,很多叙事性作品涉猎题材领域狭窄、跨越时空幅度小、描绘社会心理轻淡、运用创作手法粗糙,加上抄袭之风盛行,网络快餐式文学作品充斥市场,文学市场日渐混乱.
然而,其中仍然不乏许多熠熠闪光的经典之作,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麦加的《暗算》、贾平凹的《秦腔》、李佩甫的《生命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还有近几年颇受热议的几部作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金宇澄的《繁花》,尤其是首次获得国际雨果奖的大热科幻小说《三体》,更是引起全球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关注.伴随着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仍然有丰厚的土壤可挖掘.
在经历几个世纪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作品中总能看到西方作品的影子,不断迎合读者的口味,当代文学孱弱无力.莫言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语言和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学本来的魅力,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自信与希望.
（责任编辑 庄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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