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文学语言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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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划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阶段.从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来看,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应该划分为“殷商古语”“文言”和“白话”三个阶段.“三分法”与“两分法”的区别,是将“殷商古语”从“文言”中分离出来.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的主要理由是：“文言”时代的人们读不懂“殷商古语”；“殷商古语”与“文言”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它们各有一套语汇系统；阶段性是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一大特点,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可以清楚地展现中国文学语言质的飞跃.“三分法”较“两分法”更接近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实际.
[关键词]殷商古语；文言；白话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420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
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划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阶段.“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1]；“白话”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言.“文言”与“白话”的历史划分是以1917-1919年现代文学革命为标志,在此之前的文学语言是“文言”,在此之后是“白话”.本文将这种中国文学语言划分称之为“两段论”.“两段论”虽然简单明瞭,但它遮蔽了商周时期文学语言曾经发生的巨变,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早期文学语言的发展轨迹.
从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来看,中国文学语言应该划分为三个阶段：“殷商古语”“文言”和“白话”①.“殷商古语”是殷商时期文学语言及西周时期刻意仿古的语言,其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殷商铭文、《诗经·商颂》《尚书·商书》以及周原甲骨卜辞、周代铭文、《诗经·周颂》《诗经·大雅》和《尚书》中的《周书》《虞书》《夏书》等,它的特点是晦涩艰深,佶屈聱牙,较少运用虚词,明显带有早期文学语言朴拙、粗糙、稚嫩、深涩等种种不成熟的痕迹.“文言”起源于先周, 经过西周几百年发展而逐渐趋于成熟.西周“文言”作品有《周易》卦爻辞、《诗经》中的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和《国语》中的西周散文.进入春秋战国以后,“文言”逐渐取代“殷商古语”,演变成为主流文学语言, 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7-1919年现代文学革命以前.“文言”是在吸取“殷商古语” 合理成份并提炼当时周人口语基础之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精炼典雅,平易畅达,距离口语较近,难度较“殷商古语”要低得多,因句尾多用虚词而收到回肠荡气之功效.“白话”的特点是“我手写我口”, 极大地缩短了书面语言与口语之间的距离.从“殷商古语”到“文言”再到“白话”,是中国文学语言不断由难变易的过程,是中国文学语言不断走向解放的过程, 也是书面语言不断接近现实生活口语的过程.“两段论”与“三段论”的区别在于对商周主流文学语言属性的认识： 按照“两段论”,“殷商古语”包含在“文言”之内；而“三段论”则将“殷商古语”与“文言”视为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学语言②.所以,要讲清“三段论”,关键是要论证“殷商古语”与“文言”的区分.至于“文言”与“白话”的区分,则毋需赘述.
一、“文言”时代的人读不懂“殷商古语”
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的第一条理由是,“文言”时代（从春秋战国到现代文学革命）的文人学者读不懂“殷商古语”.在“殷商古语”文献中,甲骨卜辞和铭文很少被后人诵读,后人读得较多的是《诗经》和《尚书》,而艰深的语言文字成为人们阅读《诗》《书》的最大障碍.大约在春秋时期,王侯卿士大夫就已经感受到阅读“殷商古语”文献的困难.《国语·周语下》载晋国大夫叔向逐字解说《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和《诗经·大雅·既醉》第六章.《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成鱄解释了《诗经·大雅·皇矣》诗句中的九个关键字,然后再阐明诗旨.这两条材料传达出一个信息,就是春秋时期士大夫已经感到《诗三百》中的《周颂》《大雅》艰深难读,叔向和成鱄怕人听不懂,才将雅颂的“殷商古语”逐字翻译成“文言”.这是春秋上流社会读《诗》情形.《尚书》语言难度更在《诗》的雅颂之上.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战国初年,年仅十六岁的孔子之孙子思到宋国游学,宋大夫乐朔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2].乐氏是宋国著名大族,乐朔应该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文化教养, 像他这样的人尚且读不懂《尚书》,其他士大夫就可想而知了.乐朔生活的战国距《尚书》时代并不太远,《尚书》文本尚未经历后世因字体改变、今古文之争以及反复传抄所造成的讹阙、脱简、增窜等遭遇,应该说战国初年人们阅读《尚书》的条件较后人要便利得多,但是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已经读不懂《尚书》,可见用“殷商古语”写成的《尚书》与战国人使用的“文言”相隔甚远.《国语》《左传》以及《论语》《墨子》《孟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文献虽然多次征引《尚书》,但它们所引的都是《尚书》中相对浅显的名句,那些艰深的《尚书》语句很少被人引用①.到了汉初,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济南伏生能讲《尚书》,如果没有伏生讲解传授,《尚书》就会成为真正的绝学②.太史公是学过“古文”的人,他写《史记》,其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卫康叔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等篇章部分上古史料需要从《尚书》中取材,他怕读者看不懂,因此将《尚书》的“殷商古语”改为汉代文言,经他改写的《尚书》篇目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多士》《君奭》《多士》等篇.例如,《尚书·皋陶谟》“允迪厥德, 谟明弼谐”[3],《史记·夏本纪》将其逐字译成“信其道德,谋明辅和”[4].又如,《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3],被《史记·宋微子世家》译为“天笃下灾亡殷国”[4].像《盘庚》这样语言难度太大的《尚书》篇章,太史公直接用自己的语言简要地进行概述.我们可以将《尚书》与《史记》的改写文字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尚书》语言（殷商古语）与西汉语言（文言）的差距.此后历代都不乏饱学之士,为《尚书》作注者代有其人,但他们谁也不敢说完全读懂了《尚书》,在很多情况下经师是强作解人.唐代大文豪韩愈在《进学解》中抱怨“《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尚书》,倡导能够讲通的就讲,讲不通的就阙疑.朱熹是他那个时代学问最高的人,他对《尚书》尚且有不能讲通的地方,可见要想读懂“殷商古语”谈何容易.近代博学如王国维者,也声称“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5].王国维非常坦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像此前许多经师打肿脸充胖子.王国维分析了《尚书》难解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古语与今语不同”[5].王国维所说的“古语”,即是以《尚书》和《诗经》雅颂语言为代表的“殷商古语”；王国维所说的“今语”,应该是指晚清民初的“文言”.“文言”时代的人读不懂“殷商古语”,这就说明“殷商古语”与“文言”是不同阶段的语言.
二、“殷商古语”与“文言”的语言差异
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的最重要理由,是两种语言之间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各方面存在差异.
“殷商古语”语音应该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殷商甲骨文、铭文和《尚书·商书》文诰语音都应该属于这个殷商音系.惟其如此,“殷商古语”中一批文字读音与“文言”不同.先看某些甲骨文读音.例如“贞翌癸丑易日”（《甲骨文合集》6728）,“易”意为“阴蔽”,读xī,不读y&igre;.又如“己丑卜,尹,贞王祖丁奭妣己翌亡尤”（《甲骨文合集》23330）,“奭”意为“配偶”,读cóu,不读sh&igre;.又如“王二曰：匄”（《甲骨文合集》10405正）,“匄”读xiōng,不读g&agre;i.再如“丙子卜,贞申亡不若.六月”（《甲骨文合集》16347）,“申”是人名,读gu&agre;n,不读shēn①.这些例证表明,殷商甲骨文语音与后世确有不同.《尚书》中不少字也有特殊的读音,如“和”（《盘庚上》）古音读“宣”（用王引之说）,“选”（《盘庚上》）读为“纂”（用俞樾说）,“昏”（《盘庚上》） 读为“敏”（用刘起釪说）,“失”（《盘庚中》）读为“佚”（用刘起釪说）,“浮”（《盘庚中》）读为“佛”（用俞樾说）,“怠”（《盘庚下》） 读为“怡”（用于省吾说）,“懋”（《盘庚下》）读为“勖”（用刘起釪说）,“多”（《盘庚下》）读为“侈”（用吴汝纶说）,“庸”（《盘庚下》）读为“封”（用杨筠如说）,“荒”（《微子》）读为“亡”（用俞樾说）,等等.中国传统音韵学是以《诗经》音系代表先秦两汉的上古音,殷商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商书》都不在这个传统音韵学的范围之内,所以,用《诗经》古音来读“殷商古语”,可能会发生读音不准的情形.
从文字方面说,殷商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字型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能够隶定的文字也不一定都能准确地解释它们的含义,还有几千个甲骨文、铭文的字符不能辨识.甲骨卜辞文字有自己的特殊刻写方式.它是用刀在龟甲或兽骨上刻字,它的刻划符号与当时正式的书写符号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甲骨文字符与殷商铜器铭文的字符就相差甚大）,因此某些“殷商古语”在字形上与“文言”存在差异.甲骨文、铭文和《尚书·商书》文诰中的“合文”“重文”“倒文”等特殊书写方法是后世所没有的.特别是殷商铭文中的“族徽”图案究竟是图画还是文字,至今聚讼纷纭.此外,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商书》文诰中的通假字和假借字比后世文献要多得多,至今可能还有一些通假字、假借字未被认出,这可能是因为殷商时期尚处于使用文字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什么文字尚未取得统一认识.
“殷商古语”与“文言”最大的差异是在语汇方面.殷商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都有一批不同于“文言”的语汇存在.例如在殷商甲骨文中,未来名词“羽”“来”“生”,车马单位名词“丙”,语气副词“叀”“气”“異”“骨”,否定副词“弜”“妹”,情态副词“迟”“迅”“锐”,时间副词“鼎”,范围副词“同”“历”,介词“即”“后”“邲”“先”“暨”“卒”“攣”,连词“兄”“氐”“唯”“此”“延”“乍”“则……乃”,语气词“执”等,都是“文言”中所没有的.殷商甲骨文中有一些成语或习用语, 诸如“兹卜”“兹用”“兹御”“告麦”“告秋”“求年”“受禾”“受年”“乞雨”“立中”“多方”“丧众”“大启”“不若”“亡若”“弗若”“湄日”“生月”“终日”“终夕”“翌日”“多工”“上下”“多介”“往来”“气至”“戒福”等等,这些成语虽然不是生僻难字,但都有特定的占卜内涵,不能望文而知义.不过,最能体现“殷商古语”语汇特色的还是《尚书》.
先看实词.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商周有一些事物在后世不复存在,这导致“殷商古语”中一批名词自然消亡.像祭祀名称“肜”“翌”“吕”“侑”“宗”等,像职官“父师”“少师”“亚旅”“师氏”“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趣马”“小尹” 等,这些名词都不见于春秋战国以后的文献.更多的情况是,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中,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称谓.例如,“殷商古语”中的“后”“辟”“冢君”,“文言”中称为“君”；“殷商古语”的“百姓”“百工”,“文言”中称为“百官”；“殷商古语”中的“师长”,“文言”中称为“众官之长”；“殷商古语”中的“天胤”,“文言”中称为“天子”；“殷商古语”中的“服”,“文言”中称为“事”；“殷商古语”中的“耇长”,“文言”称为“长者”；“殷商古语”中的“师师”,“文言”中称为“群臣”；“殷商古语”中“邦伯”,“文言”称为“方伯”；“殷商古语”中的“冲人”,“文言”中称为“年少者”；“殷商古语”中“前后”,“文言”中称为“先王”；“殷商古语”中的“小臣”,“文言”中称为“重臣”；“殷商古语”中的“洪范”,“文言”中称为“大法”；“殷商古语”中的“民养”,“文言”中称为“仆隶”；“殷商古语”中的“彝伦”,“文言”称为“常理”；“殷商古语”中的“贲”,“文言”中称为“龟”；“殷商古语”中的“由蘖”,“文言”称为“枯枝新芽”；“殷商古语”中的“逸口”,“文言”称为“失言”；“殷商古语”中的“猷”,“文言”称为“谋略”；“殷商古语”中的“播民”,“文言”称为“遗民”；“殷商古语”中的“考翼”,“文言”称为“孝友”；“殷商古语”中的“民献”,“文言”称为“殷商遗老”；“殷商古语”中的“属妇”,“文言”称为“贱妾”；“殷商古语”中的“俊民”,“文言”称为“贤才”.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再看“殷商古语”中的动词.“殷”（见《尧典》）,意为“正”；“殛”（见《汤誓》）,意为“诛杀”；“赉”（见《汤誓》）,意为“赏赐”；“敩”（见《盘庚上》）,意为“觉察”；“刘”（见《盘庚上》）,意为“杀”；“伏”（见《盘庚上》）,意为“隐匿”；“钦”（见《盘庚上》）,意为“敬重”；“聒聒”（见《盘庚上》）,意为“拒绝善言”；“厎绥”（见《盘庚上》）,意为“安定”；“格”（见《盘庚上》《高宗肜日》）,意为“告”；“懖懖”（见《盘庚上》）,意为“拒善自用”；“败祸”（见《盘庚上》）,意为“制造灾祸”；“度”（见《盘庚上》）,意为“节度”；“昏”（见《盘庚上》）,意为“勉”；“和”（见《盘庚上》）,意为“宣”；“恐沈”（见《盘庚上》）,意为“恐吓”；“选”（见《盘庚上》）,意为“继”；“话”（见《盘庚中》）,意为“会合”；“亶”（见《盘庚中》）,意为“尽”；“荒失”（见《盘庚中》）,意为“轻忽”；“浮”（见《盘庚中》）,意为“违背”；“康共”（见《盘庚中》）,意为“康乐与共”；“宣”（见《盘庚中》）,意为“明白”；“钦”（见《盘庚中》）,意为“忧惧”；“臭”（见《盘庚中》）,意为“朽败”；“鞠”（见《盘庚中》）,意为“困穷”；“绥”（见《盘庚中》）,意为“停止”；“颠越”（见《盘庚中》）,意为“高低”；“敷”（见《盘庚下》）,意为“公布”；“共”（见《盘庚下》）,意为“承”；“协比”（见《盘庚下》）,意为“勾结”；“多”（见《盘庚下》）,意为“侈”；“若”（见《盘庚下》）,意为“顺”；“总”（见《盘庚下》）,意为“积聚”；“隐”（见《盘庚下》）,意为“依从”；“若”（见《高宗肜日》）,意为“顺”；“听”（见《高宗肜日》）,意为“从、服”；“咈”（见《微子》）,意为“违背”；“发出”（《微子》）,意为“起身出逃”；“颠隮”（见《微子》）,意为“陨坠、灭亡”；“淫戏”（见《西伯勘黎》）,意为“沈湎”；“迪”（见《微子》）,意为“用”；“昏弃”（见《牧誓》）,意为“蔑弃”；“阴骘”（见《洪范》）,意为“荫庇”；“敷佑”（见《金縢》）,意为“抚有”；“敉”（见《大诰》）,意为“完成”；“于伐”（见《大诰》）,意为“征伐”；“逋播”（见《大诰》）,意为“叛乱”；“閟毖”（见《大诰》）,意为“诰教”；“化诱”（见《大诰》）,意为“教导”；“彶遗”（见《大诰》）,意为“谴责”；“绍”（见《大诰》）,意为“卜问”；“棐忱”（见《大诰》）,意为“不可相信”；“眚”（见《康诰》）,意为“省察”；“罚蔽”（见《康诰》）,意为“断狱”；“见士”（见《康诰》）,意为“效力”； “时叙” （见《康诰》）,意为“承顺”；“宅” （见《康诰》）,意为“安定”； “勑懋” （见《康诰》）,意为“勉励”；“字”（见《康诰》）,意为“爱”；“播敷”（见《康诰》）,意为“发布”；“放”（《康诰》）,意为“背弃”；“旅”（见《洛诰》）,意为“嘉”；“伻”（见《洛诰》）,意为“使”；“劼毖”（见《酒诰》）,意为“诰教”；“蠲”（见《酒诰》）,意为“开导”；“效”（见《梓材》）,意为“督导”；“旅”（见《召诰》）,意为“赞美”；“諴”（见《召诰》）,意为“和”；“笃叙”（见《洛诰》）,意为“厚待”；“迓衡”（见《洛诰》）,意为“驾车”；“弋”（见《多士》）,意为“占有”；“引逸”（见《多士》）,意为“收引放纵”；“甸”（见《多士》）,意为“治理”；“简”（见《多士》）,意为“选择任用”；“亮阴”（见《无逸》）,意为“喑哑”；“诪张”（见《无逸》）,意为“造谣”；“庸释”（见《君奭》）,意为“厌弃”；“图”（见《多方》）,意为“败坏”；“降格”（见《多方》）,意为“谴告”；“灵承”（见《多方》）,意为“妥善接受”；“舒”（见《多方》）,意为“荼毒”；“间”（见《多方》）,意为“取代”；“须暇”（见《多方》）,意为“等待”；“忱裕”（见《多方》）,意为“开导”；“熙”（见《多方》）,意为“光显”；“屑播”（见《多方》）,意为“抛弃”；“谋面”（见《立政》）,意为“黾勉”；等等.
再看形容词.“安安”（见《尧典》）,意为“宽容温和”；“烝烝”（见《尧典》）,意为“美厚”；“憸”（见《盘庚上》）,意为“散、小”；“戎”（见《盘庚上》）,“丕”（见《盘庚中》《大诰》）,“冢”（见《牧誓》）,“图”（见《大诰》）,“简”（见《多方》）,意思都是“大”；“靖”（见《盘庚上》）,“吊”（见《大诰》）,“能”（见《康诰》）,意思都是“善”；“崇”（见《盘庚中》）,意为“重”；“挚”（见《西伯戡黎》）,意为“近”；“毒”（见《微子》）,意为“厚”；“逷”（见《牧誓》）,意为“远”；“桓桓”（见《牧誓》）,意为“威武貌”；“迪”（见《盘庚中》）,意为“正”；“彝”（见《洪范》）；意为“常”； “燮” （见《洪范》）,意为“和”；“丕显”（见《康诰》）,意为“伟大光辉”；“荒腆”（见《酒诰》）,意为“狂妄”；“穆穆”（见《洛诰》）,意为“和敬美好”；“遐逖”（见《多士》）,意为“遥远”；“寅畏”（见《无逸》）,意为“严肃”；“荒宁”（见《无逸》）,意为“懈怠”；“迪哲”（见《无逸》）,意为“圣明”；“叨”（见《多方》）,意为“贪婪”；“竞”（见《立政》）,意为“强盛”,等等.有些词粗看是动词,其实却是形容词.例如《尚书·盘庚上》“予若观火”,此处的“观火”不是“文言”中的“洞若观火”.刘起釪说,“观（觀）”读如“爟”（gu&agre;n）,郑玄在注释《周礼》“司爟”时说：“燕俗名汤熟为观（觀）.”此处的“观火”意为“热火”,盘庚是说他具有火一般的威焰[6].“观”在这里的意义是“热”,是作为形容词修饰“火”,不能理解成动词.如果按照后世“文言”中的意义来理解《盘庚上》“予若观火”,那就严重地背离了原句的意思.代词.“殷商古语”中商周天子自称“予一人”,而“文言”中天子自称“朕”,王侯自称“孤家”“寡人”“不穀”；“殷商古语”中“畴”“有”,“文言”中称为“谁”；“殷商古语”中的“台”（或“辞”）“卬”“吾家”,“文言”中称为“吾”“我”；“殷商古语”中的“如台”,“文言”中称为“如何”；“殷商古语”中的“时”,“文言”中称为“这”.“殷商古语”中的“徂”,“文言”中称为“此”.
再看虚词.“殷商古语”中的虚词比“文言”要少得多.先看副词.“佥”（见《尧典》）,意为“皆”；“惟”（见《汤誓》）,表示强调；“罔”（见《汤誓》）,意为“无”；“率”（见《西伯戡黎》）,意为“典”；“胥”（见《盘庚上》）,意为“相互”；“攸”（见《盘庚上》）,意为“所”；“越其”（见《盘庚上》）,“丕乃”（《盘庚中》）,“丕则”（《康诰》）,意为“于是”,等等.
再看连词.“乃”（见《盘庚上》）,意为“如果”；“越”（见《大诰》）,“惟”（见《康诰》）,“于”（见《康诰》）,意为“与”；“丕惟”（见《酒诰》）,意为“不过”；“矧惟”（见《酒诰》）,意为“以及”；“肆”（见《梓材》）,意为“则”；“亦越”（见《立政》）,意为“接着”.
《尚书》中也有少数不同于后世的介词.例如,仅表示“于”这一介词的,《尚书·周书》中就有“言”（《大诰》）、“由”（《康诰》）、“在”（《康诰》）、“越”（《康诰》）等.
《尚书》中有一批不同于“文言”的语助词.例如, 句首语助词“曰若”“迪”“若”“体”“猷大”“洪惟”“越惟”“迪惟”“惠”“亦惟”“若曰”“越若”“夫知”“诞”；句中语助词“于”“咨”“有”“曰”“翼”“尚”“丕”“肆”“羞”；句尾语助词“其”“所”“辞”“简”等等.
再看叹词.“吁”（见《尧典》）,意为“哪里”；“都”（见《尧典》）,意为“於”； “俞” （见《尧典》）,意为“哦”；“已”（见《大诰》）,意为“唉”.
《尚书·商书》中有些语汇是殷商成语.王国维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5]王国维、杨树达、杨筠如、刘节、屈万里、姜昆武、于省吾、刘起釪等人相继发掘出一批《尚书》成语,诸如“罔知”（见《盘庚上》,意为“不保”）、“勿亵”（见《盘庚中》,意为“不安”）、“慼鲜”（见《盘庚中》,意为“保护”）、“承保”（见《盘庚中》,又作“应保”“膺保”“容保”“明保”,意为“保护”）、“在上”（见《盘庚中》,意为“在上天那里”）、“爽德”（见《盘庚中》,意为“离心离德”）、“协比”（见《盘庚下》,意为“勾结”）、“小大”（见《微子》,意为“从下至上许多人”）、“指告”（见《微子》,意为“转告”）、“将食”（见《微子》,意为“置肉几上而食之”）、“昧爽”（见《牧誓》,意为“天快亮之时”）、“昏弃”（见《牧誓》,又作“泯弃”“蔑弃”,意为“背弃”）、“由哲”（见《大诰》,又作“迪哲”,意为“昌明”）、“迪知”（见《大诰》《君奭》《立政》,意为“用知”）、“丕丕基”（见《大诰》《立政》,意为“伟大的基业”）、“作求”（见《康诰》,意为“仇匹”）、“速由”（见《康诰》,又作“率由”“率从”,意为“赶快按照”）、“敬忌”（见《康诰》,意为“敬畏”）、“要囚”（见《康诰》,意为“幽囚”）、“保乂”（见《康诰》,意为“保有、治理”）、“民情”（见《康诰》,意为“民众安静”）、“冒闻”（见《康诰》《君奭》,意为“上闻”）、“天显”（见《康诰》,意为“天命”）、“迪屡”（见《康诰》,意为“屡次兴作”）、“经德”（见《酒诰》,意为“常德”）、“基命”（见《洛诰》,意为“始命”）、“所其” （见《无逸》,意为“自始”）、“荒宁”（见《无逸》,意为“懈怠”）、“监兹”（见《无逸》,意为“鉴戒”）、“灵承”（见《多士》,意为“善受”）、“庸释”（见《君奭》《多方》,意为“用厌”）、“丕时”（见《君奭》,又作“丕承”,意为“大承”）、“谋面”（见《立政》,意为“黾勉”）、“继自今”（见《立政》,意为“从今以后”）、“答扬”（见《顾命》,又作“对扬”,意为“答谢颂扬”）、“降格”（见《多士》,意为“神来享佑”）、“昭升”（见《文侯之命》,又作“昭登”“陟降”“陟恪”“登假”“登遐”,意为“往来”）等等.“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多为两字,不像后来“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多为四字.某些成语往往用通假字或音近字表示, 形成同一成语多种字符的情形,如“致告”（意为“传达、相告”）又作“指告”,“承保”（意为“拯救、保护”）又作“应保”“膺保”“容保”“明保”,“协比”（意为“勾结”）又作“洽比”等等.“殷商古语”中的这些成语都是从口语中提炼的,不像后来“文言”“白话”中的成语来源于文献典籍.“殷商古语”中的成语主要是在商周使用,到秦汉以后就不再有人使用.
在语法方面,“殷商古语”文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文法.殷商甲骨文的特殊文法比铭文和《商书》文诰要多一些.例如,甲骨文有时将主语放在动词之后：“辛卯卜,扶,受年商.”（《甲骨文合集》20651）在这条卜辞中,“商”本是“受年”的主语,应该写成“商受年”,但作者却将“商”放在谓语动词之后.又如,“贞勿令王.”（《甲骨文合集》563） 这条卜辞是贞问： 商王不下命令吧？“王”是“令”的主语,但却放在动词“令”之后.甲骨文有的宾语放在动词之前, 例如,“其惟白麋逐？ ”（《殷契粹编》958））宾语“白麋”放在动词“逐”之前.在有些甲骨文中,介词的宾语用在介词之前,例如“十二月在”,它的正常语序是“在十二月”.卜辞以“勿”作为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词,用“叀”提示宾语前置（如“叀旧丰用”）,将副词“其”用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例如,“己酉卜, ,贞危方亡其.”（《甲骨文合集》8492）“其”在此用做副词,用在动词“亡”与宾语“ ”之间.有的甲骨文一个动词带三个宾语,例如,“癸酉卜,其田父甲一牛.”（《甲骨文合集》28276）,动词“ ”之后带有“田”“父甲”“一牛”三个宾语.甲骨文有的补语出现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例如,“乙亥卜,侑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甲骨文合集》14872）.补语“自大乙至中丁”出现在动词“侑”与宾语“六示牛”之间[7].
受文体和书写工具的限制,殷商铭文较少运用修辞手法,甲骨文中仅有若干处于萌芽状态的比喻用法.《尚书·商书》中则有一些生动的比喻,诸如“若颠木之有由蘖”,“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若射之有志”,“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无起秽以自臭”,“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等等,这些比喻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殷商古语”修辞手法从总体上说比较单一,这表明当时语言修辞尚处于萌芽状态.
“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各个方面都与“文言”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将“殷商古语”从“文言”中划分出来,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尊重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事实.
三、还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的本来面目
自从汉字发明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在几千年发展中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时期, “殷商古语”被“文言”所取代；第二次是在1917-1919年新文学革命期间,“文言”被“白话”取代.人们普遍知道第二次中国文学语言革命,对商周时期第一次中国文学语言革命却不知晓.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是一次有思想理论、有行动纲领的自觉行为,它有胡适、陈独秀等一批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倡导,有广大的知识阶层群起响应,从领袖人物提倡到实现文学语言变革,前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堪称是一次暴风骤雨式的突变.这场迅雷般的变革还有更宏伟壮阔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自战争以来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如此大背景之下的文学语言大变革,岂能不引人注目.与现代文学语言革命相比,商周之际的文学语言变革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自觉,它既没有什么领袖人物,也没有思想理论与行动纲领,它的变革更多地出于一种方便写作与阅读的实际需要；其语言变革呈现出一个渐变过程：从“殷商古语”独占文坛,逐渐过渡到以“殷商古语”为主,以“文言”为辅,然后是“殷商古语”渐渐淡出文坛,最终由“文言”取代“殷商古语”.这个渐变过程贯穿西周春秋五百多年.以上这些因素导致了两次文学语言解放的不同效果：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因其有思想理论、有行动纲领、有领袖人物、变革迅速而闻名中外,商周之际的文学语言变革则因其无理论自觉、无领袖人物、逐渐变革而被历史所淹没.我们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三段论”取代“两段论”,就是要恢复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本来面目.
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可以更清楚地展现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阶段性和质的飞跃.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它有量变,更有质变.可是人们只知道从“文言”到“白话”是一次质变,不知道从“殷商古语”到“文言”也是一次质变,因此中国文学语言的第一次解放被遮蔽了.“殷商古语”是殷商作家从口语中直接提炼而成的书面语言,它处于中国文学语言起步和定型阶段.“殷商古语”其功甚伟,它奠定了书面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的基本格局.但是毋庸讳言,“殷商古语”留下了早期文学语言艰深、佶屈、稚嫩、不成熟的印记.从殷商到西周,“殷商古语”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一方面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宗教、文化土壤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它的古奥艰深、难读难写、束缚思想、脱离现实生活口语等弊病也尽显出来.中国文学语言如果一直沿着“殷商古语”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就会离现实生活语言越来越远.事实上“殷商古语”从西周中后期起就逐渐走下坡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文言”正是通过对“殷商古语”进行扬弃、调适、变革而形成的新一阶段的文学语言,它是中国文学语言的第一次质变.“文言”摒弃了“殷商古语”的古奥艰深等阻碍思想交流的因素,继承并发展了“殷商古语”的合理成分,吸收了“殷商古语”中的平易语汇,并提炼民众现实生活口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各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由此缩短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的距离,使中国文学语言提升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开创了中国文学语言的新局面.与“殷商古语”相比,“文言”要成熟、流畅、灵活、简易得多,它完全能够满足中国封建时代文学发展对语言工具的要求.这一次文学语言的革新成果惠及此后中国文坛达两千七百多年.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辉煌主要是在“文言”时代,如果没有从“殷商古语”到“文言”的历史性巨变,那么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辉煌是不可想象的.
从文学语言研究的关注来看,古今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学者并不算少,但这些学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音韵、古文字训诂以及典章制度之上,很少有人关注商周时期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以商周铭文研究为例,虽然从宋代以来不乏研究的名家,但他们都致力于文字的识读及其史料价值的发掘,关注个案而不注重宏观.甲骨文研究也是如此,学者们大多致力于甲骨文的识读,从中发掘商周宗教、政治、军事、文化史料,也有一些学者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字、语汇、文法,但综合的、宏观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少有人做.其他古代文献语言虽然有人在做,但他们所研究的都是某一部文学名著的语言,很少有人从宏观上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进展.惟其如此,除了极少数学者关注到先秦文学语言变革,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商周文学语言的巨变.
尽管从“殷商古语”到“文言”的历史巨变被历史所遮蔽,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在历史上不存在.被历史遮蔽的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解放,我们要通过翔实的论证,将其揭示出来,让它重现历史的光辉.一旦确立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三段论”,商周之际文学语言的巨变就会自然凸显在我们面前.
中国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述：上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三段论和中国文学和语言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国文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