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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相关论文怎么写 与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以中国文学史著作序跋为中心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中国文学史范文 类别:论文格式 2024-03-04

《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以中国文学史著作序跋为中心》

本文是有关中国文学史本科论文范文跟序跋和中国文学和明治类论文范文文献。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83)

关键词:明治;日本汉学;中国文学

摘 要:明治年间,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批判和否定的风潮中,却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882年至1912年((明治15年—明治45年)的30余年之间,日本至少有14位学者撰写了20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以这一批文学史著作的序跋为材料,可以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了解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由此可以进一步管窥中日文化交流、融合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63-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4.022

The Views on Chinese Literature of Japanese Scholars in the Meiji Period

——Centered on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the Work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AN Jiangli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Key words: Japanese Meiji Period; Sinology in Japa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During the Maiji Period of Japa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s undergoing a severe critici and negation. Meanwhile there was a salient upsurge of studying and writing about Chines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is period witnessed at least 14 scholars’ production of 20 odd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882-1912, about more than 30 years (Maiji 15- Maiji45) From th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those works, we could h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how Japanese scholars of that period saw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facilitated a survey of the various and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Japanese counterpart in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虽然有起伏变迁,?譹?訛但是,总体来说,“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做‘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譺?訛自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以来,从思想理论到政府决策,日本都将西方文明作为目标.1885年,明治初年思想启蒙运动的旗手福泽谕吉(1834—1901)在《脱亚论》中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及理论,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加上随之而来的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近代之前的“仰慕”彻底逆转为“蔑视”,并逐渐发展为“东洋盟主观”和“中国亡国观”,最后悍然走上了武力侵华的不归路.?譻?訛

时至今日,中日思想界、史学界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思潮以及历史进程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仍然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比如,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这一课题,虽然已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譼?訛但是仍然缺乏专题性的相对全面的论述.笔者正在进行的“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研究”拟对明治以来至当代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做全面的文献调查,并系统梳理日本学者不同时段的中国文学观、日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本土文学史的互动关系等系列问题.本文为该课题的系列成果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1882年(明治15年)末松谦澄(1855—1920)的《支那古文学略史》至1912年(明治45年)儿岛献吉郎(1866—1931)的《支那文学史纲》,在明治期间,日本至少有14位学者撰写了20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譽?訛在“蔑华”氛围中,却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这一现象值得深思.本文拟以这一批著作的序跋(包括正文的“序论”“叙论”“总论”等)为主要材料依据,考察明治年间日本学人的“中国文学观”.?譾?訛

一、对轻视中国文学现象的警惕与担忧

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 完》“例言”中说:“当下的风气是学生只重国史、欧美史,而将中国史置之度外.”?譿?訛在中国被蔑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批判、被抛弃的“脱亚入欧”风潮中,中国文学也难逃被冲击甚至被否定的命运.不过,日本学界并非一味跟风,很多汉学家对轻视中国文学的现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警惕.

末松谦澄写于1880年、刊印于1882年的《支那古文学略史》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国际第二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末松谦澄的这部著作虽然以“文学史”为题,实则为先秦学术史,其“文学”概念乃泛指包含思想、历史在内的广义的学问,而非近代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英文literature的译语),故学界在梳理日本“中国文学史”撰述史时,基本上都对它忽略不计.不过,以末松的文化立场以及后来在学界、政界的影响力来说,他对中国文学(准确地说是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本文论题之下,末松的“文学史”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撰写及出版的时间点.福泽谕吉1875年提出“西洋国是吾国之师”的观点,1885年正式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可见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的成书背景正是日本“脱亚”之风强劲之时.二是作者末松谦澄的身份.该书初稿为末松在伦敦以日本年轻学生为对象的讲演稿,当时,他正作为外交官留学英国,深受“欧风”熏陶.末松于1886年回到日本,从欧化主义的立场提出诗歌改良意见,并在《日本文章论》(1886年)中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后来和日本首届总理内阁大臣伊藤博文的女儿结婚,步入政界,并任内阁大臣.末松兼具政治家、评论家、汉学家等多重身份,在明治中后期颇具影响,因此,他对中国文学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末松在《支那古文学略史》开篇中说:

中国文学对于东洋文学的重要性,犹如希腊拉丁文学之于西洋文学.如果没有它不足以推究文化之渊源.?讀?訛

在欧风劲吹的背景之下,末松不仅身体力行,给身处伦敦的日本年轻学生讲“中国文学”,而且开门见山,强调中国文学对于东洋文学的重要意义.末松的朋友河田熙在为《支那古文学略史》所写的《小引》中亦强调:“汉土之学,实本邦文物之祖.苟有志于学问者,不可不讲究其书也.”并指出,末松本人是一个“既学邦典,又讲汉籍,更来学于英国有年”的、集和汉欧三位于一体的才学之士,他之所以撰此《支那古文学略史》,目的就是要“令后生知汉籍之梗概”,有如航海之针路、图册,示后生以方向,以达事半功倍之效.?讁?訛可见末松和河田都殷切期望留学英国的日本学生不要荒废“汉土之学”.

末松谦澄之后,同文社创刊、出版了《支那文学》杂志.该杂志第1号出版于1891年8月1日,它也许是国际上最早的以“中国文学”为名的学术杂志,其“文学”的含义与末松谦澄的“文学”接近,包含传统文史哲乃至语言学的内容,是文章学问的总称.《支那文学》杂志第1号刊首有类似于发刊词的《论说支那文学》,论及办刊宗旨,在概述了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历史过程之后说:

呜呼!明治之初,风行学习西洋制度文物,学校到处是横写的欧美文字,乱诵鸟兽之音.楚才晋用,原本是取长补短之意,反而破坏了原来的文化,践踏了既有的宪章,以至先圣们的衣冠文学靡然荡然无迹可寻了,变化何其剧烈,且弃之何急!两千年来,本邦有益于治平、有助于文明、赞助化育、维系纲常的是什么呢?使我先哲明白事理、列圣借以自然相传之礼教难道不是得益于支那文学之力吗?更何况它符合我国风俗人情制度,无枘凿之弊,然一朝弃之不顾.天下之重任以风教为大,学问文章与天下国家息息相关.君子之道择善而处,难道君子之心可以不介意此道吗??輥?輮?訛

作者首先指出明治以来盛行“学习西洋制度文物”之风,对两千年深深影响日本的中国文学/文化“一朝弃之不顾”,并认为这种风气“破坏了原来的文化,践踏了既有的宪章”,因而深感担忧和不满.接下来,再正面阐述《支那文学》的创刊理由:

反观现今文学界之现状,周秦之文章衰落而出现魏译体,汉魏之诗赋荒废而兴起新体诗,演化为和文和歌的《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之雅音,以木接竹,以瓦充石,都是虎头蛇尾,缺乏统一性、失去节制,文脉文理、字句篇章墨守成规,却自视甚高、狂妄自大.礼数不备、辞令不善,大概没有比今日更严重的了.“缾之罄矣,维罍之耻.”?輥?輯?訛士人无文非邦家之光,文章可以光耀国家.今日天下究竟可以凭什么样的文章光耀国家呢?古语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不知道以先王文章光耀国家,能谓之智吗?《诗经》云:“不惩不忘,率由旧章.”?輥?輰?訛率由先王旧章,而不能光耀邦家者未之有也.《支那文学》之创刊,其偶然哉?天下文学界之形势不得不然也.我岂好辩耶?呜呼!我岂好辩耶?

作者将周秦文章—“魏译体”、汉魏之诗—新体诗—日本和文和歌(以《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为代表)视为一条线性的发展脉络,强调整体情况是虎头蛇尾、每况愈下.进而将文学的意义提升至荣耀邦家的层面,并引《左传》《诗经》及中国俗谚为据,强调要想以文光耀邦家就得“率由先王旧章”,即研究日本文学/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学,而《支那文学》之创刊,正是应文学界之形势而不得不然.

古城贞吉于1897年在富山房出版的《支那文学史》是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其意义不可小觑.井上哲次郎在给该“文学史”所写的“序言”中说:

我国文化受惠于支那处不少.及引入西洋学术遂凌驾于支那之上,于是,我国人轻侮支那殊甚,目之以辫发奴,儿童尚且为耻,况于堂堂五尺男儿耶.事已至此,是否可进而将支那文化等也从吾人研究之领域放逐而去呢?现世之学者绝叫四书五经业已腐败,或也有答之云然者.然其见解之荒谬,稍加思考,甚不难了知.?輥?輱?訛

井上哲次郎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曾留学欧洲,深受欧洲近代思想影响,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为当时日本学术界“官学体制学派”的代表人物,?輥?輲?訛在日本近代思想和汉学发展上有重要地位.?輥?輳?訛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近代之前的“仰慕”彻底逆转为“蔑视”.井上哲次郎这篇序言写于“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公历1896年9月,也就是说,离甲午战争结束的1895年4月近一年半,“轻侮支那殊甚,目之以辫发奴”,正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写照.面对狂热的蔑华现状,井上哲次郎呼吁:如果因此而将支那文化放逐,并以为四书五经已经腐朽,是荒谬的见解.井上哲次郎还非常务实地指出,即使从实用的层面看,“中国文学的研究终归不能废弃,也没有必要废弃”,原因是日本文字源于汉文,日本人作为日常交流工具的文章处处有汉文的影响,如果排斥汉文,不光是普通文章难以写成,甚至连贬低中国的观点也难以表达,所以,就像西方要终结希伯来文学难以想像一样,日本要终结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是难以想像的.在强烈的“蔑华”氛围中,井上哲次郎冷静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不能废弃的观点,体现了学者的理智和胸怀.

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与礼赞

除了对轻视中国文学的现象表示警惕和担忧之外,明治年间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著者及序跋作者对“中国文学”不乏正面肯定之辞,有的甚至是高度礼赞.试按成书或者出版先后略述如下.

大约成书于1895-1898年的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序论”说:

回顾中国文学史,至此已数千年.……历年四千岁不可谓不久,有人民四亿万不可谓不多.而且,其文华光被东西之天地,而为东亚文明之源泉.中华帝国以文建国,文学乃其生命.倘若说文学方面的价值,此古国、此大国、此文华,离不开学者的考校.说到哲学,只有周末和宋季的发展情况略微可观.至于文学,历经上下数千载、古今几十朝,绵延不绝.几百万载籍蕴藏着中国国民的思想和感情传至后裔.要说它的古老,是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要说它的寿命,是世界文学中最永久的;要说它的教化,是世界文学中范围最广的;要说它的富饶,是世界文学中最为富饶的.即使其真实的价值比某一种文学逊色,我也相信,中国文学之优异足以使其在世界文学史上保有它的地位.?輥?輴?訛

这里,作者不仅强调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为东亚文明之源泉,且极言其内容之富饶、教化范围之广泛,断言其优异足以使其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藤田丰八将文学与哲学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学成就远高于哲学,说明他将“文”“哲”分家,具有独立的、现代意义的“文学”意识.

初版于1897年的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前附两篇中文序,一篇出自木村邦舟,另一篇出自田口卯吉.木村邦舟也是强调中国文学历史悠久而内容丰富:“各国之史以支那为最,故《尚书》之所记距今三千年矣,乃支那文学之浩瀚且繁缛可知也.”?輥?輵?訛田口卯吉首先将人类社会现象分为物质界与文学界两大类,进而认为,中国文学“高妙雄大”“使人叹服”,“为”文学界之“最”.

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于1897—1904年出版了一套以《支那文学大纲》为题的、独具特色的作家专论式“中国文学史”著作,挑选不同时期的“文豪”之“最尤者”,第1卷为“庄子、孟子、韩非子”合卷,其他各卷均是单人成卷.作者为藤田丰八、笹川种郎、白河鲤洋、冈田岭云、大町桂月等五人,都是不满30岁、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共同署名写了一篇《弁言》置于每一卷篇首.?輥?輶?訛《弁言》说:

中国乃东洋文化之源泉.其思想沉郁磅礴,其词华灿烂焕发.北方之沉郁朴茂,南方之横逸幽艳,融合而成为雄浑壮大之中国文学,散及安南,渐浸朝鲜,更影响于我国.自诗三百篇,至秦汉之高古,六朝之丰丽,唐诗宋文,元以后之小说戏曲,历经上下四千载、兴亡八十余朝,其富赡之文学,滚滚不绝,诗星众多,无与伦比.可谓鼎盛至极.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这批朝气蓬勃的“东大赤门文士”?輥?輷?訛对中国文学的推崇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由白河鲤洋执笔的《陶渊明》卷尝试引入西欧叙景诗与陶渊明的叙景诗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是纯粹的写景,而陶渊明则常常是在写景中有比兴.竹村则行指出,这种引入西欧诗人进行比较以评论中国诗人的方法,“乃包含东大赤门派(新汉学派)在内的明治文人之常,这也是《支那文学大纲》的基本方针”.?輦?輮?訛由此可见,这批代表新汉学旨趣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学的膜拜并非顽固守旧或者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中西比较基础之上的、相对客观理智的认知.

1900年中根淑出版的《支那文学史要》开篇即以赞许的语气强调:“中国作为东洋第一大国,其建国最古老,其人口最多,而且其文明最早开发.”?輦?輯?訛

1905年由()哲学馆大学出版发行的高濑武次郎《支那文学史》“叙论”部分专论“支那文学史的性质”,先将世界各国文学分为三种:独创性文学、模拟性文学以及独创模拟折中之文学,进而将中国文学视为独创性文学,并指出其原因有三:

(一)证之于万国历史,中国文明起源很早,虽然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等国不相上下,但是,由于大山高岳横亘其间,妨碍彼此交通,几乎没有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

(二)即使与诸邻国交通开通之后,这些国家也多处于中国的下风,都是作为中国文化之景仰者,特别主动积极地钦慕中国.

(三)还有,中国国民特性之一就是,自古自尊自大之风盛行,排外思想极强,因此,即使知道他国文化胜于自己国家的文化,也不想轻易模拟.这一特质虽然常常容易遭到强烈的冥顽不灵之嘲讽,不过,正因为这样,其文学保持了纯粹的固有特色,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模拟的因素.?輦?輰?訛

这里,一方面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很早,而且是其他邻国景仰钦慕的对象;另一方面,为了强调中国文学的独创性,甚至连被人嘲讽为“冥顽不灵”的“自尊自大”之国民性也得到了正面解释,认为中国文学因此而保存了自己“纯粹的固有特色”.

1909年出版的儿岛献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序论”说:“中国文学的特质,可以说是典雅而庄重,雄健而简洁,壮丽而秾艳,豪放而奇峭.”?輦?輱?訛1928年,儿岛献吉郎又出版了《支那文学史纲》,市村瓒次郎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感叹历经三千年而“岿然不动”“丰富浩瀚”的中国文学乃“世界一大奇迹”!?輦?輲?訛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礼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作者对现实中国持友善态度的结论,古城贞吉的情况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井上哲次郎在给古城“文学史”所写的“序言”中介绍说:

古城贞吉君早欲撰写中国文学史,……后来日清战争兴起,他即挥袖奋起,奔赴朝鲜首都,将书托付给友人,称:“今乃大丈夫有所为之时,请以日本刀相赠,自此从军辽东.”后来一时音信全无,不知境况如何.不久偶从上海寄信给我,说草稿刚刚完成,正要付印,请我为其作序云云.?輦?輳?訛

这里所说的“日清战争”即指中日甲午战争.古城贞吉自己也在写于1896年6月的“凡例”中说,该书稿始于1891年,后来因为贫病交加未能专心此业,又因随军参加对清战争而耽搁了时间.?輦?輴?訛可见在甲午战争期间,古城一边撰写“中国文学史”,赞叹“支那文学之浩瀚且繁缛”,一边“挥袖奋起”,参加甲午战争,并企图在战场上“有所作为”.由此可见,当时这些在文学/文化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慕华倾向的汉学家对待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态度并非一回事,落实到每个人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

三、对研究中国文学之价值的思考

在欧风盛行的时代潮流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要性或者说价值何在?明治年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及其序跋的作者们对此亦有非常认真的思考和回答.在这些日本学者看来,当时研究中国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了解中国文化以及它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藤田丰八等五位“东大赤门文士”在《支那文学史大纲》“弁言”中说:

中国乃东洋文化之源泉.……今择其尤者,……虽大小非为无别,然皆关系当代文运者也.我等故此著《支那文学史大纲》,将这些大家置于16卷中,?輦?輵?訛每卷或一人,或二三人,有记传,有评论,并与其他文豪并列,彼此呼应对照,以明其所关联时代文学之大概,前后相连贯,以便了解中国文学之发展.文豪之传记就是其国家思潮之传记.但愿能够揭示中国思潮亦即内在精神活动之一斑.

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了解中国文学发展情况.而且,希望通过这些“文豪”了解“国家思潮”,进而揭示中国思潮亦即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活动.久保天随在1907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之《序论》中亦有类似的观点:

若想熟知东亚图兰人种的文化,自然须先着眼于中国文学史.而且,这种精神生活具有各种形象,可体现于哲学、宗教、艺术上,文学虽然归根结底不过是艺术的一个分科,却是最普遍的,因此国民情操的(发展)过程半数可由此轻松地展示出来.?輦?輶?訛

久保天随认为,文学是最能体现国民精神生活的艺术形式,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国民生活实相以及内在精神发展过程.

上述两则材料都是强调研究中国文学对于了解中国国民精神的意义,着眼点在中国本身.还有一些学者则进一步从国际范围着眼,强调研究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土田政次郎说:“中国文学乃东洋文学之源.世界文学之盛并非西洋独擅.(末松《支那古文学略史》问世)不仅为东洋,对世界文化亦有大益.”?輦?輷?訛强调中国文学的意义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东洋,还有大益于世界文化.

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 完》附岛村泷太郎《支那文学史总论》说:

从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来看,中国文学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这是不应忽视的.这一大文学,是纯粹东洋思想的代表,绝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风潮,从黄河、长江灌溉的亚细亚中原独自发生、成长,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具有众多特有的面貌.如果彼此对照,可探究东西思想异同的根源,以及两者修辞手法的得失等,发明之处当不在少.?輧?輮?訛

这里,强调中国文学是世界各国文学比较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认为将代表东洋思想的中国文学与欧美进行比较,有利于探究东西文化异同的根源.岛村泷太郎关注点在东西文学之异同,久保天随则关注世界几大古文明的融合问题,他说:

现今坤舆之内的文化,起初源自三处,即印度、欧罗巴、中国,这三者在世界人文史上并成鼎力之势,现在已不用赘言.……上述三种文化,将来果真能调和融为一体吗?这实为要紧的大问题.我们考察这个问题时,首先不可缺少对他们过去历史关系的认真了解.现在,很多欧西学者不避艰难,专心一意从事东亚文献的整理,就是基于上述原因.(他们)无非已经感受到其必要性,再加上好奇心而促成.我们的同胞往往怀着喜新忘旧的陋习,推之于学术,弃便利之位而欲成竖子之名,笔者深感其愚,这不正似身临宝山却吝惜举手投足之劳吗??輧?輯?訛

这里所谈的“文化”等同于广义的“文学”.久保天随提出,要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注中国文学/文化,而要了解印度、欧罗巴、中国三大文明的融合问题,必须从研究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入手.久保还强调许多欧西学者因此已经在着手整理东亚文献,日本学者如果喜新厌旧,放弃自己在汉学方面的优势而让欧西学者成名,无异于入宝山却不作为的愚昧之举.久保天随在这里表现出了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欲与欧西学者一争高下的意识.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甲午战争的结果,大大地助长了日本民众的自负意识,使得1880年代兴起的“东洋盟主”意识甚嚣尘上.?輧?輰?訛这种意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或多或少有所反应.如果说久保天随欲在学术上与欧西学者争高下的意识还比较含蓄,井上哲次郎则直接表现出轻视西方人和中国人、舍日本其谁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文学还未受到西方人的认真研究,除了《诗经》外,李白、白乐天、苏东坡等人的诗多少都被那些国家翻译出来,但对古今三千年的文学做历史性的考察,岂是他们轻易能奢望的!

只是中国人本来缺乏概括能力,也不能分辨当今学术界的状况,因此不懂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即便知道了也不具备撰写的资格.既然如此,就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来说,我国学人自当进取,不可不担起此任.?輧?輱?訛

井上哲次郎认为,西方人要研究中国古今三千年文学史简直是自不量力的奢望,而中国人则既缺乏概括能力,又不了解学术动态及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甚至蛮横地否定中国人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资格,言下之意,只有日本学人才有能力、有资格担当此任.可谓地表现出了学术上的“东亚盟主”乃至“世界盟主”心态.

二是有利于日本文学/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井上哲次郎所代表的日本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东亚盟主”乃至“世界盟主”心态,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日本学人研究中国文学,最后落脚点不是为了中国,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为了日本.也就是说,“知彼”是手段,“知己”“为己”才是最终目的.这一点在明治年间“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序跋、“序论”中表现得很清楚,具体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

其一,关乎日本“学问”及文学、典籍的研究.河田熙在《支那古文学略史小引》中说,“况汉土之学,实本邦文物之祖,苟志于学问者,固不可不讲究其书也”.?輧?輲?訛强调中国文化乃日本文化之祖,凡日本有志于学问者都不能不研究中国典籍.岛村泷太郎在《支那文学史总论》中说:

考虑到我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国文学研究的必要性无需多言.众所周知,文字、语言姑且不论,我国文化开明思想的充分发展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人文之精英的文学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出了这种影响.因此,真正想研究日本文学的话,向来都不能不了解中国文学.《源语》模仿《史记》体裁,《八犬传》依托于《水浒传》等表面现象暂且不说,中国六朝的纤靡之风怎样左右我国的王朝文学、和歌与唐诗在思想上有怎样密切的关系等,想到这些,就不难理解日本文学思想有几分能自外于中国文学思想.?輧?輳?訛

这里,从中日历史关系入手,明确指出日本文化尤其是“人文之精英的文学”深受中国影响,因此,要研究日本文学必需了解中国文学.岛村泷太郎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抛开历史影响不说,单从当下的文学界来说,“纯粹从文章的角度来看,汉文的元素也终究是不能剔除的”.?輧?輴?訛岛村泷太郎强调指出,日文词藻中大半属于汉文,即使将来真正废除了汉字,汉文的影响力亦不会轻易衰退.言下之意,汉文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化为血肉.正因为这样,岛村站在日本文化的本体立场,一再强调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井上哲次郎在《支那文学史序》中指出,日本的古书,很多重要典籍都以汉文编著,或者常取法于汉文,没有留下汉文痕迹的典籍几乎不存在,“因此,如果不研究中国文学,怎么探讨我国古来的典故?”?輧?輵?訛也就是说,要探讨日本古来的典籍、典故,必须研究中国文学.田口卯吉在给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所写的序中亦说:

盖本邦文学,半属汉文,而汉文之渊源支那,固不俟言也.德川氏中叶以降,文运大进,考证之精,韵致之逸,有凌驾明清者,而时或不为无密.舶载书筐底,诈为己作,以惊到一时者.故不知支那文学者,未可共语本邦文学也.今此书成矣,学者辄得详彼此文学,迭为父子为兄弟之情,而知所以益振作之方法,则其裨益国家文运,非少小也.?輧?輶?訛

田口首先指出,德川幕府中期以降,日本考证之学勃兴,有的人甚至有凌驾明清之势.不过,也有一些人以舶来之书诈为己作,欺世盗名.因此,田口认为,古城的文学史能够帮助日本学者详细了解中国文学/学术情况,分辨日本文学/学术与中国文学/学术之间的关系,从而知道提升之方法,大益于国家文运.也就是说,田口将中国文学研究提升到了与国家文运相联系的高度.

其二,关乎日本文学的发展乃至日本的文运国威.藤田丰八等五位文士《支那文学大纲》“弁言”开篇即说:“研究外国文学的关键意义,是希望有助于我国文学的发达.尤其是中国文学,大概自两千年前传入我国,根底深厚,影响巨大.不能理解中国文学,就不能理解我国一半的文学,这样说也并无不可.”强调日本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的关键意义是有助于日本文学的发达,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关系,中国文学对于研究日本文学来说尤其重要,不能理解中国文学,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学的一半.接下来进一步指出,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并非徒恋旧物,而是为了参照“可称为第二国文学之中国文学的精髓”,阐明它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以新眼光取得新成就,而且要对日本的文学发展做出贡献,使日本之思想、文学重于世界文坛.虽然中国文学具有“第二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但是,归根结底研究中国文学还是为了“第一国文学”日本文学的发展着眼.这种将中国文学研究与日本的文学发展乃至国家荣誉相联系的学者并非个案,前述田口卯吉将中国文学研究与国家文运相联系;《支那文学》杂志发刊词更是强调,“士人无文非邦家之光,文章可以光耀国家”,而日本要凭先王文章光耀国家,必须深入研究日本文化之根源——中国文学.

四、结 语

明治年间,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轻侮中国、否定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在日本曾经被顶礼膜拜的汉学可以说跌入了最低谷.不过,即使如此,日本学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中国文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全盘抛弃,而是表现出了复杂多元的态度.通过明治年间“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序跋叙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轻视中国文学的现象表示警惕与担忧,认为自古以来,日本深受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包括日用词汇、思维方式在内的方方面面,意欲一朝弃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二是承认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独具民族特性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表达了肯定、赞赏乃至膜拜的态度.

三是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价值:一则有利于了解中国文化及它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二则有利于日本文学/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乃至有利日本的文运国威.相比之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持肯定和赞赏态度并不等于对当时的现实中国持友善态度.事实上,将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分别对待,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日本学者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第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日本.个别学者“舍日本其谁”的傲慢态度甚至曲折反应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东亚盟主”乃至“世界盟主”意识.

综上所述,在脱亚入欧成为时代风潮的明治时代,中国文学的遭遇似乎并没有想像中糟糕,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赢得了一定的肯定和赞赏,甚至形成了研究热潮,出版了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个中原因,非常复杂.简而言之,笔者以为大概有如下四点:

一是因为文学本身的性质使然.相对来说,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主要诉求是人性与审美,离现实政治较远,同时又更具人类普遍性意义.

二是中日文学/文化融合的特殊性使然.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早已融入日本文学/文化的血液之中,难以剥离.别说江户时期形成的“一元论中国观”?輧?輷?訛刚刚被打破的明治时期,即使是又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演变的今日,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仍然无处不在,不说使用汉字之类的表层内容,日本国民素质中的诚信内敛、遵守秩序等特质即与中国早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一脉相承.更加吊诡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都是来自中国学者朱舜水:“朱舜水学问德业,影响于日本政治文物者至巨.1868年明治维新,其思想骨骼,实受之于舜水.”?輨?輮?訛

三是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使然.除了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之外,一般来说,社会文化现象总是复杂的,更何况是以倡导文明开化、自由民权为旨归的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多元更是一种必然.因此,即使是在脱亚论甚嚣尘上的1880年代,在狂热的福泽谕吉之外,对备受打压的汉学持理性、温和态度的人仍大有人在.更何况,在经过1878年明治天皇亲政之后,为了加强皇权,已经对明治初年反传统的文化措施采取了“反拨”性措施,1879年以天皇名义颁发的《教学大旨》重新提出以“仁义忠孝”“为国民道德才艺的核心”,弘扬德川幕府以来以儒学为“寄生核心”的本位文化.?輨?輯?訛这篇皇权论的宣言,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此后儒学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微妙地位.

四是学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和学术旨趣使然.毫无疑问,任何学术活动以及观点都离不开学者的个体因素.河田熙《支那古文学略史小引》说:“幼而入小学,辨本邦音训,读邦典,讲汉籍,稍长而习欧洲文字,攻其政法技术,我邦书生之业,可谓多岐矣.”?輨?輰?訛明治一代学人,可谓少有不通汉籍者.这些深受汉学影响的明治文士,由于自身人生际遇和学术旨趣的不同,对汉学持不同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从明治年间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序跋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脱亚入欧风潮中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态度,借此可以进一步窥见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关系于一斑.

注 释:

?譹?訛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譺?訛长谷川庆太郎:《さよならアジア》,《文艺长春秋》,1986年,第58页.

?譻?訛?輧?輰?訛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譼?訛如川合康三编《中国の文学史観》(:创文社2002年版)著录了从明治至平成的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作目录,并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围绕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作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譽?訛段江丽:《明治年间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譾?訛明治中后期,“文学”一词的涵义,有一个由传统意义上广义的“学问”向现代意义上狭义的“文学”(英文literature的译语)转化的过程,对此笔者将专门撰文论述.此文所引日本学者所说的“中国文学”有时指广义,有时指狭义,视具体语境而定.关于明治年间日本学人对“文学”一词的认知亦即“文学观”,可参考川合康三《今、なぜ文学史かーー序にかえて》,见川合康三编《中国の文学史観》;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第一部第一章“文学史の近代”,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05年.

?譿?訛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 完》成书约1895—1897年,专门学校藏版,第3页.书名中之“完”意为“全部、没有续编”之意.本文所引日文之中译,《支那文学》杂志“发刊词”由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唐楠初译;岛村泷太郎《支那文学史·总论》、井上哲次郎《支那文学史序》、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序论》,由北京大学博士生周健强初译,笔者校译,其余为笔者译.特此说明,并对唐楠、周健强两位同学谨致谢忱!

?讀?訛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丸善书店,1882年,第1页.

?讁?訛河田熙:《支那古文学略史小引》,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前附,:丸善书店,1882年,原文为中文.

?輥?輮?訛《论说支那文学》,见《支那文学》第1号,同文社1891年8月.

?輥?輯?訛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译者注.

?輥?輰?訛语出《诗经·大雅·假乐》,——译者注.

?輥?輱?訛?輦?輳?訛?輧?輱?訛?輧?輵?訛井上哲次郎:《支那文学史序》,见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富山房,1897年,第1页,第1页,第3页,第1页.

?輥?輲?訛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輥?輳?訛参见李庆:《日本汉学史(修订版)》(第一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8-241页.

?輥?輴?訛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 完》,专门学校藏版,成书时间约为1895—1898年,第1页.

?輥?輵?訛木村邦舟:《支那文学史序》,见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富山房,1897年.原文为中文.

?輥?輶?訛日文原题为“支那文学大纲に冕する”,即“冠于支那文学大纲”,类似于“前言”“弁言”“卷首语”.

?輥?輷?訛?輦?輮?訛竹村则行:《〈支那文学大纲〉与田冈岭云》,见川合康三编《中国の文学史观》,:创文社,2002年,第187页,第196页.

?輦?輯?訛中根淑:《支那文学史要》,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1900年(明治33年)版,第1页.

?輦?輰?訛高瀬武次郎:《支那文学史》,哲学馆大学1905年(明治38年)版,未署作者名,署“发行者兼编辑者 藤井圆顺”.

?輦?輱?訛児岛献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富山房1909年(明治42年)版,第2-3页.

?輦?輲?訛市村瓉次郎:《支那文学史纲序》,见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富山房,1912年(明治45年)版,第1页.

?輦?輴?訛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凡例”:“此书、稿を明治二十四年の秋に起す、爾来荏苒、歳月流れ易く、貧病交其外を駆りて専心此の業に従ふ能はす、客歳征清の師出つるや又邊警を追ふて浪遊を試みに業を廃すること年余.”:富山房,1897年,第1页.

?輦?輵?訛“弁言”中说“将这些大家置于16卷中”,即原计划出16卷,而据刊于卷15《韩柳》之首的《支那文学大纲·总目录》介绍,“近刊”将有第16卷《李白》,第17卷《陆放翁》,第18卷《宋景濂》,第19卷《李梦阳》,第20卷《结论》,即改变计划准备出20卷.不过,卷16-20最后并未出版.所以,《支那文学大纲》实际出版了15卷.中国有些学者根据该“弁言”,误以为出版了16卷.

?輦?輶?訛?輧?輯?訛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平民书房,1907年,第1-2页,第1-2页.该书为久保天随早稻田大学藏版《支那文学史》第三次修订版.

?輦?輷?訛土田政次郎“跋语”,见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下),:丸善书店1882年(明治15年)版第33页(原书上下合订,但分别标注页码).

?輧?輮?訛?輧?輳?訛?輧?輴?訛岛村泷太郎:《支那文学史总论》,见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 完》,专门学校藏版,无刊行时间,大约成书于1895-1897年(明治28-30).

?輧?輲?訛河田熙:《支那古文学略史小引》,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前附,原文为中文.

?輧?輶?訛田口卯吉:《支那文学史序》,见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富山房,1897年,第3-4页.原文为中文.

?輧?輷?訛?輨?輯?訛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01-108页,第121页.

?輨?輮?訛宋越伦:《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台湾:中正书局,1969年.

?輨?輰?訛河田熙:《支那古文学略史小引》,见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前附,:丸善书店,1882年,原文为中文.

(责任编辑:谢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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