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以传统经典为解码的当代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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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季进：众所周知,俄苏汉学研究曾经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涌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苏联解体后,政局动荡,经济衰落,国家对汉学研究投入减少,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迫于生计,甚少关注汉学研究,尽管还有少数学者在坚持,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研究广度,都大不如前,不复昔日的辉煌,特别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几乎乏善可陈.这让我们格外怀念像李福清这样的老一辈汉学家,他们不仅深耕于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对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也保持着关注,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北京大学张冰教授的《以传统经典为解码的当代中国文学》就主要讨论了李福清（B. Riftin,1932-2012）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学术实践.应当承认,今日的海外汉学研究,仍然以英语世界为话语中心,但随着学科视野的不断拓展以及更加多元的学术力量的参与,聆听来自不同语种的声音不仅是“海外汉学”的题中之义,更成为在世界语境中体认中国文学多元面孔的当务之急.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汉学家一样,李福清的研究之路伴随着时代的浮沉和政治的动荡.20 世纪60 年代,他赴北大进修,埋首于浩繁的中国民间文学,中苏交恶后,他的研究自然也受到波及,到了80 年代,两国邦交恢复正常,李福清的学术成果又立刻得到中文世界的响应.1986 年,他赴上海参加国际研讨会；1988 年,他的论文集《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 年,他赴台湾主持原住民文学的研究项目,后成书《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台湾晨星出版社,1997）,备受两岸学界关注.李福清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尤以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上的考据著称,相比之下,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似乎并不显眼,但事实上,李福清1986 年重回中国与会,正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为题,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也明显与其在传统文学领域的研究经验相互贯通.《以传统经典为解码的当代中国文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来讨论李福清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章首先以他在《人到中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中的相关论述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如何通过情节主题、风格手法、人物肖像刻画等方面的比证,揭示出当代中国小说中的传统文学基因.接着再探讨李福清批评风格中的理论资源,着重分析盛行于苏俄文学界的总体文学史观和历史诗学理论在其研究中的体现,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评价李福清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并进而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可能与挑战.
张卓亚博士的《〈边城〉英译本的叙事建构》以金介甫的《边城》译本为中心,讨论英语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所进行的叙事建构及其评估方法.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译研究蔚为大观.在现有成果中,从文学交流的宏观视角出发,介绍翻译活动,比对中外文本,阐释翻译策略,分析文化心态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而真正深入译本或翻译过程的理论意识仍稍显缺乏.在此意义上,《〈边城〉英译本的叙事建构》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文章以《边城》中的时空结构为线索,讨论金介甫的翻译实践何以在英语语境中重构了沈从文的牧歌叙事及其社会功能.作者强调文本细节在意义生成时的作用,通过文本细读和英译本的平行比较,指出金介甫对于《边城》中“闭合地点”“模糊时间”“文化意象”以及“历史叙事”等关键环节的自觉强化,促成了译本中田园诗风格的传达.同时,作者也重视英语世界的知识生产机制和文化氛围对于译本的影响,将金介甫为沈从文作品所作的一系列序言和研究作为重要的“副文本”,探讨其在《边城》的跨语际流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中外文化的“语境差异”和“交流现状”.这提醒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本身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既要秉持以我为主的文化心态,也要不断重估译本中有意无意的改造情形,以及影响译本在异质语境中流通和接受的各个环节,从而真正形成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的对话.同时,也只有将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置于世界文学的流通系统,我们才有可能反观自身的灯下之暗,并为当代文学创作带来可能的启发.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许多域外汉学家都在关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是能够真正地深入有“壮怀激烈”“交织血与火历史”①之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质绝非易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探索,则以视角敏锐、见解道地著称.譬如,1985年在苏联出版,由其主编的俄文版《人到中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这部文集中收入了七部作品：冯骥才的《啊！》、王蒙的《杂色》、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谌容的《人到中年》、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选集中收入的这些作家作品在当时都备受瞩目、极具代表性.李福清精当的选择首先体现出了他对其时中国文坛状况敏锐、到位的把握.
1970年代中叶后,中篇小说的数量在中国文坛直线上升,《文学评论》1981年就曾以中篇小说的崛起为题专门召开座谈会,并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家的论谈.李福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自1980年代起走遍北京、上海、天津和济南等地的书店,遍访中国作家、批评家,追踪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发展动向,历经几年时间成功地编选完成了这部《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在俄文版“序言”中,李福清指出,中国有六百多种文学期刊,其中大型刊物有四十余种,还有专门的《中篇小说选刊》,都在刊载中篇小说体裁作品.因此,1980年代中国文学中数量最大的中篇小说,或许是最适合实现作家们展示普通人生活和命运创作宗旨的文学体裁.这一创作宗旨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内容所在.这一论见显示出李福清熟谙中国文学现状,思路清晰,汉语水平精湛.也因此,李福清能够全面详尽地阐述七部作品的深刻内涵,创作背景,中国作家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伤痕文学”等盛行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等.俄文版《人到中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首印五万册,备受欢迎,对于苏联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学,苏联学界实时追踪中国的文坛实绩,都具有极大的作用和意义.
李福清对1990 年代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少有涉及,原因大概在于：其一,1992年至1999年他在台湾主持科研项目“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搜集和比较研究”,此后,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和中国年画搜集比较研究成为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重点.其二,可以一定程度上见出这期间俄罗斯的汉学翻译研究状况.“1990 年代对于俄罗斯汉学及其他诸多科研和创造活动领域而言,是运作模式发生更替的分界线,这是一个沉重的过程.”② 其时的俄罗斯汉学研究随着苏联解体,政局的动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陷入低潮.
“……1992—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成为极其少见和偶然的事情.只是从2002年起,翻译出版才恢复了正常.这与2001—2002年俄罗斯的经济好转有关,也与中国实施的中国文化的国外传播行动给予的支持有关.但是遗憾的是,2009年这种趋势由于经济危机中断了,当年没有出版一本书.”③研究方面,“正是这一时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文学艺术小组的成员全心投身于鸿篇巨制《中国精神文化大典》（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的编撰工作,他们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其他东方学机构的同行们共同完成了‘文学’部分和‘艺术’部分……这项完成于2000 年代的划时代之作——六卷本的大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正如曾经说过的那样,获得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大奖.”④李福清主要与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等学者担任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主编,研究撰写了大量的神话条目等一系列中国神话研究著述.该卷著作于2007年在莫斯科出版.
1955年,李福清在列宁格勒出版的文集《儿童文学论》中发表了《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⑤一文.这是他最早独立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之一,这篇文章近年仍然受到关注⑥,此后,李福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主要是通过《论刘白羽的创作》⑦（1959,与巴拉绍夫合作）、《中国的讽刺作家老舍》⑧（1974）、《1981年的天津会见》⑨（1984）、《论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及其作者》⑩（1985）、《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因素》（1986）、《冯骥才创作的三个主题》（1987）、《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1992）等研究论文,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1983）、《意大利小提琴》（1987）、《370C正常》（1987）等,和主编《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1985）、《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1987）等进行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既是李福清汉学研究重要的第一步,亦是其19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进入全面发展和成熟时期的重要体现.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翻译,尽管在李福清博大深广的研究视域中只占其中的一部分,非其一生研究生涯的重点,也无全面系统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长篇巨作,但是李福清的研究却以敏锐到位的把握,精当、独到的经典互释中的解读视野,对传统与当代亲缘关系旁征博引、丝丝入扣的实证探寻,体现出俄罗斯汉学在中国文学领域研究中的“总体文学史观”和历史诗学比较方法,构成了“他者”视域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独特的一面.李福清的研究不仅受到俄罗斯同行的肯定,俄罗斯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文化大典》“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一节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时指出：“……上述问题最早在艾德林（Л.Эйдлин）、李福清、谢曼诺夫（В.Семанов）……1983年后面世的‘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如：王蒙、古华、刘心武、冯骥才、张辛欣、张洁的译作序言,以及期刊论文中得以论及”；李福清的研究也获得了中国学术界、作家的认可,李福清“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技巧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人”,这一点对于将能否得到中国学界的承认视为最高奖赏的俄罗斯汉学家而言,意义尤为特殊.
一、以传统经典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解码
“一部经典的确是一个参照系,或者采用阿尔蒂尔比喻性的说法：一种‘形式和主题的历史语法’或‘文化语法’.”荷兰比较文学理论家佛克马（W.Fokkema）更乐于将文学当作是一种艺术来研究,其材料是使用过的语言,它们被重新型塑为文学,这种意义上产生的文本也就会被看成是早先文本的回声.佛克马通过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肯定了中国文学史传统中更为普遍的“重写”现象,当下文本的意义正是在对过往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中得以彰显.
传统经典同样成为李福清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学意义的重要解码.“真正的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是既关注现实,又包含着传统的力量和历史的智慧积累的文学.”“文学中的民族传统问题在当代具有特殊意义.”特别是在李福清看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极少、从未中断文学传统的文学之一,传统深厚,历史性极强.各个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都赋有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特征,都是以本民族常见的形象为基础完成新的创新.
李福清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在形式和风格上明显地偏离传统,直到1940年代倡导贴民生活,才有了旧的章回小说形式的新内容创作的尝试.这其中,赵树理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最遵循中国民族传统的文学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则出现了强烈的寻觅本国民族文学根源的寻根倾向,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体现出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传统题材、肖像描写、传统成语、民间俗语的运用等等.李福清也不讳言对其中“走极端”现象的反对,他说：寻根“有时甚至追寻到很古老的时代,如到古代楚文化的特殊的湖南传统中去寻觅.据我们看,这样就太走极端了”.
李福清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传统因素的强调,与俄罗斯学界和大众读者对“”后中国文学的寻根文学、市井小说,乃至“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关注密切相关.这首先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都被积极地译成了俄文出版,苏联读者因此了解到中国作家,如：王蒙、阿城、王安忆、高晓声、李准、陆文夫、刘宾雁、刘心武、冯骥才、谌容等的创作”.而中国文学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性,正如李福清所说：“有助于苏联人更深刻地认清当下中国所发生的复杂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文学已经成为域外渴望认知中国和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通道,特别是1980年代后中苏关系由此前的“交恶”走向正常化,俄罗斯对“隔膜”了二十年的邻国当代文学之“陌生”的“好奇”,文学文化交流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谢曼诺夫（В. Семанов）翻译的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自1986年在莫斯科虹出版社面世后,印数达到十万册.当代中国文学家中冯骥才的作品因为“历史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魅力”,王蒙的“哲理小说”因为“世界观的架构贴近于俄罗斯老一辈知识分子”,贾平凹的创作因为“充满文化内涵”在俄罗斯最受重视.
此外,李福清从1960年表《中国话本》《从三国故事看中国讲史的发展问题》等论文起,学术重心开始转移到《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研究中,并以论著《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传统》通过了列宁格勒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此后他又出版了《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莫斯科）等论著,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形象、风格与叙事体裁演变传统,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国说书的艺术结构等诸方面多有论说.这些都为他以经典互释的多元文化视野认知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文本基础.
1.通过经典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和情节
首先,李福清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题材.在他看来,谌容的《人到中年》并非传统写法的创作,但是却是一部反映传统中国女性道德品格的创作,中国当代文学在积极引进各国文学经验的同时,涌起寻觅本国民族传统的热潮.
中国当代作家中,李福清对冯骥才的创作可以用情有独钟来形容.他不仅翻译、编选冯骥才的小说,还在俄罗斯最早撰文评介冯骥才,详尽全面展示了冯骥才的创作历程、创作思想,并围绕其创作的主线——“‘’题材、老少题材和历史武侠题材”三种题材对其主要作品的个案文本、情节构思和社会语境进行深刻的比较分析.认为本来“试图创作历史体裁”的冯骥才,因为“对未来的关切和历史责任感”转而真实地记述“”,但是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来《神靴》等新形式的传统武侠类型小说创作的尝试,是“很当代、很现实、很生活的传统的小说主题”,充满了“奇幻和寓意”.李福清通过溯源“剃发令”等史实阐发民间文学中传统的辫子形象,挖掘出冯骥才小说中“辫子”引发的一系列情节的深刻特质,指出,冯骥才运用的正是“辫子”顺从和神力的双重性象征.
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雕花烟斗》描写一位落魄的画家与一位普通花农的莫逆之交,在李福清看来,作者采用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其深层寓意恰是蕴含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今古奇观》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之典“知音”,“《雕花烟斗》所写的原则上亦属同一个传统主题”.他说：“冯骥才在传达画家的这些思绪时,用了‘知音’二字,这‘知音’一词虽然已常见于现代汉语中,但来源恰恰是出自那篇记述俞伯牙和钟子期交往的故事.因而大概能够佐证笔者所作的比较.”
或许是冯骥才在小说中直接点出的“知音”（“如果说老花农是他的知音,恐怕是自寻安慰吧！”）一词让李福清可以轻易地以传统经典主题释读《雕花烟斗》,尽管二者的语境完全不同.但是到了阿城的《棋王》,李福清已经认识到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二刻拍案警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有着更为深刻的相似之处.《棋王》是“中国当代小说运用传统题材更为生动的一个例子”,李福清试图探寻其与《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超越表征的亲缘关系,以揭示阿城笔下“不可能有一点爱情的描写”的那个“非常严酷、无情地摧残人的时期”；而通过溯源中国文学传统中仙人、道士传授绝技等经典情节（“这与欧洲民间故事中的魔师的形象有亲缘关系”,“传授某种绝技是古老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很有表征性的情节”）,阐释王一生认为自己遇到了“异人”,即“不是凡人”,而“古时小说中说到与仙界相联系的人物时,就常用‘不凡’二字”,老头传授棋艺时又完全用的是道家语言……这些现代情节的经典意义及其延伸,有具体表象中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对书写文字的重视等等,但是棋谱被红卫兵烧掉,却又似乎是在终结传统……李福清以对一系列传统情节细致的剖析表明,作者阿城是将世俗的主人公“按照古老的传统精神予以现代化了”.
李福清别致的文本细读显示出其深厚的中国文学文化、世界文明经典知识功底,和他重视文本情节建构的研究特点.譬如,就《棋王》里,捡废纸的老头将棋艺传授给王一生,把祖传棋谱也给了他这一情节而言,李福清以“相传大禹从河神那里获得浸水的秘诀”,“班固《汉书》记述张良从一神秘老者那里得到《太公兵法》一书的传说,在有着这同一情节的元代李文蔚的戏曲中,老者本人就说是受天帝之遣而来的……”诸如此类他最擅长的一系列的旁征博引般的实证考据,说明了“这一点就更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情节发展的处理手法”.在李福清看来,冯骥才在《鹰拳》中设计的情节：“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的那位武艺高强的老者,来无影去无踪地教训了外国水兵一顿,虽然老者一年后出现时“拒绝将自己的武艺传授予人”,但“在《棋王》和《鹰拳》这两部极不相同的中国当代小说里,两位作家都运用了这个原则上是起源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相同传统情节,只是对它作了不同的处理”.
李福清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冯骥才、阿城等作家的研究解读,而且对于梳理和总结传统的经典主题和情节等创作因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通过经典解读中国当代创作中的风格与手法
王蒙1983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杂色》写一人一马,一个曾是音乐学院学生的大学生,被打成,在草原做文书.小说写的就是他骑着匹肮脏、漠然的老马从冬季牧场到夏季牧场去统计什么资料的经过.《杂色》是公认的以简单的情节和简单的结构展示现代创作手法的杰作.“评论家和读者将王蒙看作新的手法的代表”,“王蒙显然是最早开始追寻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他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他率先把历史叙事和个人的内省意识结合起来,“‘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王蒙的小说迅速跃进到一个（在当时来说）较高的艺术层次.”
李福清将王蒙的《杂色》收入他主编的《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中,以王蒙的“创作引起许多争论”开始评述王蒙的创作,将其作品从内容上列入揭露性的“伤痕文学”之列,肯定其“意识流”手法上的创新,继而另辟蹊径,在传统的意义上进一步对这一手法进行挖掘.“在这一新的手法中,‘意识流’的因素有时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形象化手段融合在一起.”李福清认为,王蒙将表达个人同情、困惑和说明解释等等的作者的声音插叙于作品人物发自内心的声音,“正如中国旧时民间说书人向听众作的说明式的插话”,而类似的与中国传统创作的联系表现于小说的各种“意识流”,甚至是对于外国人而言难以翻译的古老的中国成语中,因此这些“非现实主义的‘细节’”,尽管使得叙述者的插话让人有超出常规之感,但是却并不“怪诞.”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李福清看来,同样没有曲折的情节,缺乏对作品人物深刻的心理刻画,而细腻的心理刻画恰是同时代许多中篇小说家共有的特征.但是蒋子龙仍然取得了成功.李福清认为,他凭借的是百年来中国文学中延续的传统——对人物语言和人物行为出色的塑造,小说似乎存在着第二条叙事架构,现实生活与变成了舞台的工厂进行着对比,它们与非直线的小说叙事等一起构成了蒋子龙独特的创作手法.李福清亦关注到刘心武在发表了成名作《班主任》后,逐渐地成为了老舍传统的继承者.他的《立体交叉桥》因为承习并发展了老舍代表的描写北京普通市井民众生活的写实风格,被李福清选入了小说集.
创建历史诗学理论的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语言风格和情节研究应该放在文学研究的首位.承继其理论精神和方法论的李福清汉学研究中对经典传统与文本风格手法内在关联的看重和阐析,显然对于深刻揭示文本的艺术结构语言特征、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通过经典解读中国当代创作中人物肖像的创作范式
李福清注重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肖像塑造在与经典传统承继中显示出的独有的叙事特征,发掘人物肖像创作范式中经典与现代的交织,“人物肖像是中国文学几百年来最具传统性和稳定性的因素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的人物形象“极为类型化……人物面貌描写一般好用四字一组的现成套语”,与当代小说人物外貌塑造的现实主义手法极为不同,但是二者并未割裂开来.他列举了《三国演义》中吕布、关羽、张飞等人物出场时的中国经典肖像塑造模式来阐释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男司机刘思佳、女司机叶芳等出场时的肖像刻画,特点都是：一是“先描绘人物,然后交代人物姓名”；二是以人物详尽的衣着描写代物的外貌肖像刻画；三是以“两句四字一组的词语来完成人物的抽象概括”的人物肖像构造原则.李福清对于人物形态塑造中四字成语套语的使用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他说：“不难发现,在这些四字词语描写公式中,主要词语由名词充当,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固定的组成,而修饰它们的定语则经常会发生变化.这一规律可见于以下公式构建：被修饰语—定语—被修饰语—定语（如“眉清目秀”）,或者相反的顺序：定语—被修饰语—定语—被修饰语（如“浓眉大眼”）,也见于比喻类的结构公式中（“面如……玉”）.总之,这些四字结构的套语很容易在文本描述中融合概括性的,非具体的特征,同样也是四字结构套语,就如我们在关羽的外貌特征描写中所看到的那样.”蒋子龙是以“粉妆玉刻”“潇洒俊逸,风度翩翩”等概括了人物形貌.李福清还注意到“风度翩翩”的运用,源自传统的单音节词重复的人物描写用法等等.
李福清在世界文坛视域中彰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独特的民族价值的译介和研究中,通过原典求证的文本细读,达到当下与经典文化语境的复原,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经典意义和整个文学发展规律特征的探知.因此,俄罗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В.Ф.索罗金（В.Ф.Сорокин）将李福清的这篇在1986年中国作协在上海“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论作《中国大陆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收入到《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87）中,看成是对中国当代创作的“补论”,实在是一语中的.1992年,陈周昌选编李福清的《汉文古小说论衡》时,也以题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作“附录”收入,应该是同样的考量.
二、中国当代文学解读中的“总体文学史观”视野
当作为俄罗斯汉学家的李福清说“俄罗斯人文科学研究另一个特点是从世界文学发展角度来看各国文学”时,我们自然会理解为什么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在翻译和研究《诗品》时谈道：“我最倾向于将司空图的诗列入欧洲诗人（贺拉斯、维达、布阿洛）的长诗.然而对读者而言,将双方仔细对比后就会明白,司空图之于他们,就像理想之于现实.因此,不应将司空图的长诗与上述作品相提并论,我想,它应当在（广义的）总体文学史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中国当代文学解读中的“总体文学史观”
构成李福清以传统经典为解码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理论的“总体文学史观”传统.这一传统使得李福清的研究遵循着“从世界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发展”,认为：“中国文学不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片断或者丛书中孤立的一册.如果说奠定了现代欧洲文学基础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如果说在其影响下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欧洲文学相互影响,因此成为了世界文学,那么同样可以断定和坚信的是,中国文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
李福清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是沿着世界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而发展着的”.他注意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体裁的“欧化”,指出,尽管有批评家认为中篇小说始自中国17世纪的民间话本,但是中国的中篇小说体裁实际上是自鲁迅《阿Q正传》开始的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现象.李福清也注意到1970年代末中国兴起的大规模引进外国文学的浪潮.在他看来,其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之“广泛”和“包罗万象”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大量译介（“仅1984年至1985年,就出版了一百三十余部俄罗斯作家和苏联作家作品的译著.”）；其二,首次广泛地翻译西方文学；其三,恢复了传统上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其四,大量译介拉丁美洲文学；其五,加大了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文学的翻译.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必然是置身于整个世界文学整体视野中的文学关系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福清刚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时,在阐发作家刘白羽的创作时,他便指出了刘白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鲁迅传统和苏联文学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的典型代表.而在阐述“中国民间说书与韩起祥的创新”这个论题时,李福清首先以著名俄罗斯北部壮士歌女歌手马尔法·克柳克娃为例,说明其是在掌握了俄罗斯古代壮士歌的创作艺术之后才进行的当代题材的新壮士歌创作；又以在传统的俄罗斯壮士歌领域内使用直接从国外借用来的新的外来语,很难现实地反映我们的当代生活,说明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继而梳理了中国说书传统的发展.
整体文学史观的视野不仅是指对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间跨文化的世界文学关系研究,也包括对于同一文化圈、同一种语言完成的作品间相互关系和相互联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其不断的发展变化,以及变化的规律性的实质.况且“每种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又都赋有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特征,它以本民族常见的形象为基础,以本民族民间文学生机勃然的丰富汁液为营养.正是这些文学特征,才使这种民族文学成为真正的民族的同时又是世界的文学作品,因为读者总是被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所陶醉”.
“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寻觅本民族文学之根的问题,正是在中国作家大力重视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强调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得以彰显,同时也在异质文化区域备受重视.正如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科罗波娃（А.Н.Коробова）所说：“在俄罗斯除了译介寻根文学之外,其他的流派近年来很少有人涉及.
2.中国当代文学解读中的“历史诗学比较方法”
李福清始终强调俄罗斯人文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性,即维谢洛夫斯基主张的历史诗学理论,以语言艺术为对象,以历史的比较的观点研究揭示世界文学中各民族文学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俄罗斯各族文学是在外来的、古典的文学影响下形成的.李福清较早地将历史诗学这一概念全面引入汉学研究中,他认为,做历史诗学研究必须用比较文学方法,证同、辨异,表现各种文化（文学）的诗学特点,并发现它们的共同来源或类型；同时从文学演化的视角研究文体、风格、情节与描写方法.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历史诗学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体裁、情节、手法等等创作内容形式溯本求源,进行系统的类型化的因果关系和实证比较研究,以期发掘其内涵的本质规律.
历史诗学理论对李福清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他“历史比较研究特点”的形成.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文学在处于相互的因果关系化发展,因此,研究文学事实的接触联系和渊源关系的文学史历史比较方法论尤为重要,“它不过是历史方法的发展,即在各种可比较的类似系列中更经常地重复使用,并作为可能达到充分概括的历史方法.”李福清的研究正是依据于此,在比较中进行历史类型学的深入阐释,即比较研究的历史性和实证性.
其一,历史性.“一切的演化不可能没有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彼此渗透,在旧的形式之中不自觉地创造出新的事物.”但是首要的是要有“发展,演化的思想”,否则文学史就是留存于记忆中,并且在生活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堆砌.只有通过历史的比较归纳、概括,在历史发展变化的视野下,阐释才能完成,文学的本质规律才能得以把握.李福清曾谈到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批评胡适把《史记》与《水浒》进行比较之不当,认为这是非历史性的、非类型性的比较……就像把《左传》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进行的不妥当的比较,或一些人把《三国演义》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一样.
其二,实证性.提出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的维谢洛夫斯基指出,“没有足够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不是从事实中得出的”是“不科学的”.而“用事实来加以验证”“作为一种出发点是必不可少的”.李福清的比较研究即是坚持了维谢洛夫斯基代表的俄国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严格遵循原典实证原则.而对比较视野的强调即使在李福清对其他汉学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评论中也可见出,譬如,他在评论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切尔卡斯基（Л.Е.Черкасский）的著作《艾青：太阳的使者》时说：“第8章还专门分析了小诗（短诗）.著者将中国小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作了比较,也与日本的俳句（又名发句）和短歌,与印度泰戈尔的短诗作了比较,还探讨了外国诗的影响等问题.”
此外,李福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延续了其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特点,即基本的事实文献及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梳理和发掘.1992年面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梳理了俄罗斯对20世纪初至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状况,特别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内容全面精略.仅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既包括对老舍、茅盾等老一代作家,也包括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总体状况的概述和个案的阐发；既有数量最大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也有数量有限的诗歌、报告文学等体裁作品,甚至还有戏剧演出；既有很多有价值的概括总结,也有深刻精到的剖析.
坚持“总体文学史观”,素有历史诗学比较方法研究传统、不乏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之范例的俄罗斯汉学界的代表李福清,在独特的经典互释中完成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揭示出当代文学与传统经典的联系,对于展示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图景,彰显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古代经典传统的特性魅力,探讨中国文学文本的生成规律,内涵的多元语境特征,探讨世界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启示价值,也为探究不同文明之间经典互释的可能提供了极好的、丰厚的多边文化积累、阅读体验基础之上的个体文本原典求证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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