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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生态认知和生态行为的调查基于四川省的数据》

本文是关于生态类毕业论文范文和公众和认知和生态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陈多闻1,2,陈明惠2

（1国防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长沙 410073；2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059）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生态文明的建设迫在眉睫.在生态建设的主体中,政府引导和监管,企业提供产品,公众的践行是根基.生态建设的顺利开展不仅要凭借公众良好的生态认知,更要依靠公众具体的生态行为.本文从生态意识、生态知识与生态行为几方面对1064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公众对生态问题具备基本的认知,对生态前景持乐观态度；公众的生态行为与公众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明显；公民和政府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关系最为密切,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责任也最重大；注意引导和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新媒体的生态宣传效应.

关键词：生态认知；生态行为；生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X 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8)02-0063-06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ublic’s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Ecological

Behior：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Sichuan Province

CHEN Duowen1,2,CHEN Minghui2

（1Philosophy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s,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2School of Law,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China)

Abstract：At present,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new period of the China’s special society in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y is extremely urgent.In the main body of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our government is the guider and supervisor,the task of enterprises is to provide products,while the foundation is the practice of public.The ooth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good ecological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but also on the specific ecological behior of the public. We survey 1064 people from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ecological behior, and the result shows: the public has the basic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it is optimistic on the ecological prospect; the public’s ecological behior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ublic’s occupation, income and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he the mos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 the most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in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guide and exert the publicity of mass media, especially the new media.

Keywords： ecological cognition; ecological behi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自工业革命以来,公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呈扩大化趋势,向自然界攫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由此逐步失衡,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近些年最为突出的全球问题无疑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承载着14亿人口的中国尽管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1］.从绿化祖国的号召,到、对环境资源关系的探讨,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成型,一直到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对美丽中国的呼唤,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紧密不可分割的组成,生态理念已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融入党心民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2］,进一步凸显了生态文明的不可替代性.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展开了公众的生态认知调查,以期为正在进行的生态建设提供数据参考和生态建议.

一、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研究投放的《生态认知与生态行为调查问卷》,立足于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从基本生态知识、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进行调查,以期获得比较真实客观的数据.调查以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的形式分头进行,同时基于在校大学生这部分群体即将成为我国生态建设的主力军,对于大学生这部分的数据特意做了强化处理.此次调查共获得样本1064份,其中大学生样本500余份,对于大学生行为主体的生态认知与生态行为构建具有参考意义.

此次调查着重从年龄结构、性别差异、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态意识的影响以及生态知识水平对指导生态行为践行的作用进行分析（表1）：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此次调查涉及的1064个样本中,男性有526人（494%）,女性527人（495%）,以及不愿透露性别的11人（11%）,与现代社会男女结构比较吻合.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说,样本年龄范围从10~70岁,年龄分布趋势基本符合现代社会人口的趋势图,较小年纪与老年人口数较少,青壮年及中年人口较多.同时在数据中可以发现,年龄越大其文化水平愈加向较低层级倾斜,其中原因可能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思想观念等因素相关.

表1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变量人数/人比率/%变量人数/人比率/%

性别

男性526494

女性527495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5148

初中9993

高中及中专9186

大专122115

本科616579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8479

月收入

无收入534502

≤2000元10610

2001~4000元148139

4001~6000元124117

6001~8000元5350

8001~10000元4744

＞10000元4946职业

农民或牧民5249

工人3129

个体工商业者4038

学生544511

企业所有人或高级管理人员4542

公务员5249

工程师、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154145

服务业人员5451

无业2826

其他5451

二、公众生态认知的情况分析

所谓生态认知,“指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对周遭世界各种自然事物和生态现象的感知和认识,既包括感知和认识的方式,也包括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观念、信仰、意象乃至情感等.”［3］一个人的生态认知会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的生态行为,比如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倾向于有节水节电等行为,反过来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就很少会考虑节约资源.人的生态认知是建立在其生产生活的环境基础之上的,故而不同的生存环境会催生不同的生态认知,尽管现实的生态问题五花八门,但也呈现出趋同性,比如生态破坏、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

（1）在生态知识水平的评估中,参考洪大用《公众环境知识测量：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的中国版环境知识知识量表［4］,十个对应问题的正确率分别为：83%、85%、776%、721%、726%、824%、555%、678%、355%、784%.且就空气质量与水污染等环境监测技术标准还存在较大的知识盲点,其不清楚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03%和475%,植物病虫害次之,达到了204%.从中反映出出现代社会人类对生态问题有着基本认知和大致判断,只不过还处在一个较为笼统的低级层面.

（2）在对生态意识的评估中,就地球人口总量、人类破坏行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存权、自然界的平衡能力、自然规律、“环境危机”看法、资源有限论、生态平衡和“照旧论”十个问题中,70%及以上的人能够认识到当代环境所面临的挑战,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不是对立的两方面,而是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对地球人口能够承载的极限一问中,725%的调查对象比较或者非常同意此观点,说明公众对目前环境的认知还是比较客观.同时,大部分公众较为乐观的生态自信,认为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足以应付现代工业化的冲击,并且否认资源有限论.

（3）就公众自身评估其付诸实践的程度来看（表2）,Pearson相关系数是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即考察其中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常用符号r表示,-1≤r≤1.如果用于评估数据点与拟合曲线间的关联程度,则一般用相关系数的平方值表示,常用符号为R2,0≤R2≤1；如果只是用来判断两参量之间的“关联”性质,r的正负取值其代表性应该是相同的,所以也可用（常见）r的绝对值表达.用文字表述“关联”程度时,可参考下面的取值范围建议：“08~10”极强相关；“06~08”强相关；“04~06”中等程度相关；“02~04”弱相关；“ 00~02 ”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表2关心生态与垃圾处理的相关性

项目您关心生态问题吗在没有垃圾箱的公共场所,您认为周围大部分人将如何处理他们的食品袋、果皮等废弃物

您关心生态问题吗

Pearson 相关性10250**

显著性（双侧）0000

N10561056

在没有垃圾箱的公共场所,您认为周围大部分人将如何处理他们的食品袋、果皮等废弃物［5］

Pearson 相关性0250**1

显著性（双侧）0000

N10561056

注：**表示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生态认知与生态行为之间的关系上可看出,就关心生态与否与对垃圾处理方面（sig等于0000,P＜005）有差异,存在相关性,且r值为025,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弱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的践行上还没有相互剥离,就之前指出的现代社会人类对生态有一定了解,但仍旧处于较为浅薄的层面来说,如何强化“知”以及如何提升“行”以达到“知强行强”还要深入探讨.

三、公众生态行为的相关分析

前面我们通过调查得知,公众在宏观上对生态状况有较好的认知,接下来进一步调查其生态行为的实践程度.生态认知与生态行为虽然具有内在的关联,但却并不一定就是对应的关系,也就是生态认知强的个体可能在生态行为上比较弱,生态认知弱的个体可能可能在生态行为上比较强.艾慧就曾经专门撰文探讨中国人“知”与“行”不统一的现状,强调“知弱行强”“知强行弱”“知弱行弱”都是有缺憾的,只有“知强行强”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进行,希望从生态教育、经济性惩罚和基础设施的综合性建设入手,推进“知强行强”进程［6］.

表3购买环境友好产品与收入间的相关性

项目购买环境友好产品意愿所有有收入群体除开无收入

购买环境友好

产品意愿

Pearson相关系数10068*0060

显著性（双侧）00280173

所有人

有收入群体

Pearson相关系数0068*1

显著性（双侧）0028

除开无收入

Pearson相关系数00601

显著性（双侧）0173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4学历交互分析

友好产品

接受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同样137364231221190190

≤20157202473467479452

21~40529121143156198179

41~609811144495495

＞60207171493160

不接受508111492912

从表3,4中可以看出,在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选择上,公众购买环境友好产品的可能性与收入存在相关性（sig值小于005）,但二者仅存在极弱的相关性.同时,就文化程度与环境友好型产品接受性来看,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对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接受程度可能更加理性,集中趋于20%~40%这一水平.从受教育程度而言,无收入群体大多为大学生,由于Pearson系数是考察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在剥离收入群体为0这一部分群体,环境友好型产品与收入无相关性表明无收入群体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相关性较强,在收入较高的这一部分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也较高,其对较高的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接受度较低却呈现出与无收入群体——学生,选择上的较大差异.在综合讨论后认为学生不存在生活压力,而成年人面临家庭、生活日常的种种消费支出等生存压力,所以尽管有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意愿,但在面临其较高的时也不得不退让.

从衣食住行角度来说,就资源的回收与利用层次,存在节约用水（电、气）行为的比例为902%,远高于将废电池投入专门的回收桶与回收站的比例587%,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废电池回收桶等配套设施的不完备或者公众对废电池有害这一观念尚不明确.但是同样可以猜测造成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与经济效益有关,节约用电用水行为比之回收废电池与公众来说可以带来可见的经济效益.在生态观念尚处于较为浅薄层次的社会,完全依靠公众自发的意识来承担资源的节约与利用可能不太客观.因此,如何将经济与公众的生态行为相联系也是一个深入挖掘的话题.同时,由于公共交通所具有的便利性与经济性,783%的调查对象在交通方式的选择上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作为出行方式.

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推广使用,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节能汽车、有机食品、环保家具与建材等,都有60%及以上的调查对象会对其进行选择,体现了较高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同时“限塑令”经过几年的推行,大部分公众对其还是体现为认可的态度.城市化进程使得劳动力与土地剥离,农业与畜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牛与大多数公众的日常联系不太紧密,就牛粪利用问题绝大多数公众并没有此意识或者行为,同样类似的是有机肥与化肥的使用.

四、生态建设的主体责任分析

在探讨应对周围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上,公众偏好的措施前三项分别为为向环境保护部门、向街道（居委会）反映、向制造污染的单位或个人直接提出.不太赞同的措施表现为聚众游行、与什么也不做,忍耐下去.这些意识体现出现代社会公众抛开了过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保”心态,表现为对生态的参与度的提升、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及环保组织的要求并且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方法实现价值.

就获取生态知识的渠道来说,大众传媒的应用与发展,逐渐替代了过去口耳相传的传统传播方式,也成为公众了解生态信息的主要手段.根据调查结果,电视广播占比303%,网络占比19%,纸质媒介占比183%,因为问卷对象中学生群体比较大,所以学校占比也达到了115%.电视广播和网络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占比高达493%,电视广播属于传统媒体,网络属于新媒体,其“传播方式‘网络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效果‘不可控化’”［7］,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发挥政府监管.

笔者分别就“环保工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谁应该对环境保护起重要作用”和“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三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环保工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调查显示,284%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公民素质低”, 277%的调查对象认为是“政府管理不够”,162%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经济基础薄弱”.也就是说,公众并没有把问题全部抛给政府,而是勇于自我否定承担责任.

公众勇于承担责任的画风在进一步追问责任主体时出现了逆转,在“谁应该对环境保护起重要作用”调查显示,46%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各级政府”,348%的调查对象认为是“个人”, 75%的调查对象认为是“企业”.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责任分担中,公众依旧沿袭了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认为政府的责任最大.

综上,大部分人把环保工作最大问题归结为政府和公民本人,认为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公众的环境意识差,政府对环境重视不够以及人口过多.在“谁应该对环境保护起重要作用”这个问题上,公民与政府居于榜首,公众不仅呼吁政府能够加强管理,也期待个人生态意识的提高,他们已经认识到公民的生态意识与政府强制手段的运用是解决生态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当然也不能忽视企业及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他们也能为生态建设添砖加瓦.在接下来“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的途径”调查中又出现了变化,579%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仅有197 %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运用政府强制手段”,公众又超越政府成为了能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一责任主体,这又进一步凸显了公众的生态责任.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公众的生态认知和生态行为的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公众对生态问题具备基本的认知,对生态前景持乐观态度.这说明,我们国家近些年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公众已经认识到自然环境的整体恶化,并能够识别大部分生态问题,越来越向往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美丽健康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快生态建设的步伐,“公众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层面参与生态文明建设”［8］,使得公众的生态自信能建立在生态自信和生态参与根基之上.

（2）公众的生态行为与公众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明显.虽然大部分公众有基本的生态认知,但要付诸实践却因素复杂困难多多.职业越稳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公众生态认知水平也就越高,但最终能否实施生态行为,除了省水省电等日常行为,其他购买行为比如购买汽车时是否选择新能源轿车,购买灯泡时是否选择节能灯泡等,却取决于经济收入,生态建设不仅仅“是生态问题、民生问题,更是经济问题.”［9］所以为了推广亲环境行为和环境友好产品,还需要国家在生态政策上的进一步扶持,一方面鼓励消费者选择环保产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生产者的生态创新活动,鼓励其多生产优质生态产品,在开发研制环节就给予经济刺激,比如降低税率等.

（3）公民和政府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关系最为密切,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责任也最重大.因此,在我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生态建设中,要加紧建构生态型公民和生态型政府.一方面要重视激发公民个体的生态力量,从你我做起,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做起,比如垃圾分类、节水节电、购买后环保产品等；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生态监督和生态规范作用,“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政府要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监管,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不断规范生态市场的运行机制,调动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和信心,多渠道引导生产消费行为往低碳、节能、绿色方向聚焦.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7．

［2］．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9．

［3］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J］．鄱阳湖学刊,2010(5)：41．

［4］洪大用．范叶超.公众环境知识测量：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4)：110．

［5］洪大用．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2)：27．

［6］艾慧．生态意识与行为矩阵及影响行为的因素研究［D］．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中心,2008：43-45．

［7］朱春亚．如何看待新媒体的特点［J］．新闻研究导刊,2013(6)：45．

［8］秦书生,张泓,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探析［J］.中州学刊,2014(14)：88．DOI：10.3969/j.issn.1003-0751.2014.04.018．

［9］秦书生,晋晓晓,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J］.中州学刊,2016(5)：93．DOI：10.3969/j.issn.1003-0751.2016.05.019．

［10］．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2).

生态论文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