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诗之越境和越境之诗--1920年代中国新诗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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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一样从中国新诗诞生之初就对其表示出密切的关注.尤其是1949年以前,日本对中国新诗的译介与接受过程显示出极强的连续性、动态性与同步性.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新诗与日本”这一课题,中日两国学者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而既有成果置重的是从“日本体验／日本因素”这样的视角出发,探讨日本文化与近现代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坛的发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对于同时代的日本诗坛是如何译介和接受中国新诗这一问题,却缺乏从译介学的视角来考察其作品——何时？被谁？经由什么途径？借助何种媒介？——译介到日本的专门性考证和研究.这源于较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文学翻译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一个语言符号转换的技术性层面,并未对翻译文学作为独立文学形式之一种的审美价值、及其作为异文化（文学）交流的中介价值给予足够的认识.然而,文学翻译这一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把原作引入到一个全新文化圈的行为本身,不仅仅只是文学作品的一种跨文化传播样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再生的创作形式.
具体就“中国新诗在日本”这一话题而言,1920年代活跃在日本诗坛的中国诗人黄瀛（1906~2005）,就曾将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同时代中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日语在《诗与诗论》等日本诗歌杂志上进行发表.此外,还撰写了《中国诗坛的现在》（1928）、《中国诗坛小述》（1929）等理论文章向日本诗坛介绍中国新诗发展的最新状况.这一系列的翻译和诗评活动,不仅有助于中国新诗在日本的介绍与传播,也能提供一种域外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原作之价值.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所言：“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本文聚焦于中日诗歌交流频繁而集中的1920年代,通过对这位极具代表性的中日诗坛“越境者”黄瀛对中国新诗译介情况的梳理和勾勒,简要探讨1920年代中国新诗与同时期日本诗坛何以能够产生共震的“接点”,揭示一段被埋没的中日诗歌交流史话.
一、译者：国籍／语言的“混血”
日本著名汉学家奥野幸太郎曾经在《黄瀛诗集跋》中谈及黄瀛及其诗歌的文学价值时指出：“作为一个深谙日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尊重.”“深谙日语的中国诗人”这一称谓恰恰象征了黄瀛在日本诗坛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则首先体现在其出身的特殊性上.
黄瀛,1906年出生于重庆.其父黄泽民曾于辛亥革命前夕留学日本,回国后于重庆创办了川东师范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其母太田喜智,乃是日本千叶县八日市场市人,18岁时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了当地的小学教师.在日俄战争后她主动应聘日清交换教员,只身前往中国并与黄泽民结成跨国婚姻.1914年其父不幸去世,年仅八岁的黄瀛不得不跟随母亲移居日本千叶县,进入其母家乡的普通小学开始学习日语.虽然黄瀛开始接受日式教育,但由于太田喜智保留了黄瀛的中国国籍,这也为他的求学之路带来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小学毕业之时,虽然黄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立成东中学,但却被校方以不收中国学生为由而拒绝录取.这种因日中两国关系的恶化所带来的对于中国人的歧视风潮使黄瀛从小就饱尝了作为“混血儿”的身份之尴尬与苦闷.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进入私立正则中学学习.1923年他回国赴天津探亲之时正好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故而不得不留在中国.他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青岛的日本人中学读书.日语表达日渐成熟的他,也从此时开始了写诗的尝试.本就有口吃毛病而不善交流的黄瀛如同找到了情绪宣泄的闸口一般,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据黄瀛自己回忆,此时期内“最多时每天能写多达20首诗,而平均每周约能创作40首左右.”此外,他还大量阅读了高村光太郎的《道程》、中川一政的《見なれざる人》等日本诗人的诗集.经过不断的努力投稿,1923年他的《早春登校》因获得了诗歌杂志《诗圣》编选者赤松月船、中野秀人、桥爪健等人的青睐而得以在当年第三号上刊载.而同期刊载的还有从中国广州投稿的诗人草野心平的诗作《无题》.这一历史的偶然,不仅给予了黄瀛以职业诗人之身份从事诗歌创作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促使他写信给了彼时在广州留学的草野心平,从而开启了二人贯穿一生的友好交谊.
受到专业肯定和诗友鼓励的黄瀛,开始更为积极地向日本的文艺期刊广泛投稿.仅1924年10、11月两个月间,就有四篇作品获刊在《朝日新闻》的“学艺”专栏中,其专栏负责人也正是曾经作为《诗圣》审稿人之一的中野秀人.而在该专栏中同时期发表诗歌的不仅有黄瀛推崇的高村光太郎,也有刚开始书简往来的诗友草野心平.在日本杂志上偶尔露脸的黄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和努力,终于于次年的1925年开始获得日本诗坛的广泛关注.这源于当时在诗坛上颇具影响力的“诗话会”会刊《日本诗人》（新潮社）计划在当年二月号中将公开征集诗歌中的优秀作品以《第二新诗人专号》的形式集结出版,加以宣传和推介.在白鸟省吾、千家元麿和荻原朔太郎等10位诗歌大家担任评委、从二百六十多篇诗作遴选出的最优秀10首作品中,黄瀛的《朝の展望》（《清晨的展望》）不仅榜上有名,而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荣登该卷卷首.选者之一的荻原朔太郎在发表于同年11月号《日本诗人》上的诗评中论及黄瀛之诗时指出黄瀛是“实为有着一副乐感敏锐耳朵的诗人”,“而黄瀛对日语有着很好的听感,想起来恐怕也源于他是外国人的缘故吧”.
1925年从青岛中学毕业以后,黄瀛说服了他的母亲和家人独自从青岛出发、经由神户回到,再度开始了日本留学生活.回到日本后,黄瀛于1926年考入日本文化学院,一年后中途退学又转入陆军士官学校.求学期间的1930年,他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诗集《景星》.1931年回国从戎,结束了短暂的二度日本生活.这一时期,黄瀛正是通过自己的日语诗歌写作,不仅获得了日本诗坛的认可和接纳,而且极大的治愈了他原本作为阴影创伤的“混血”之痛.正如亦师亦友的奥野幸太郎所说：“黄君（按：指黄瀛）之所以成其为黄君,乃是因为他无论用中文写诗还是用日语写诗,都毫无差异”,“他正是借助了日本语言,才得以保持了与诗歌世界的联系”.
二、译作：越境／审美体验的“交响”
身为“混血儿”的身份特殊性,也直接体现在了他诗歌创作之外的诗歌翻译活动中.作为能同时熟练使用中日两国语言的诗人,黄瀛强烈感受到需要向日本诗坛发信的使命感.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的诗坛比日本诗坛更有活力”,但对于“如今中华民国的文学,在日本是并不明了其状况的”,故而主张“日本的外国诗人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中国”.1925年至1930年间,黄瀛不仅作为一名以日语来创作的“混血”诗人活跃在日本诗坛,并且还积极地将同时代中国的诸如胡适、郭沫若、冯乃超、王独清、蒋光慈等重要诗人的诗作翻译成日语在日本诗歌杂志上进行发表.而这种主动通过诗歌翻译来参与中日诗坛的交流的行为,使黄瀛消除了对自身“混血”身份的焦虑感,而将其“中间者”的尴尬成功地转化为自身在诗坛立足时作为一种“桥梁”和“中介”的独特优势.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黄瀛从1925年11月开始译介发表中国新诗,最初选择的是在新诗初创期具有开拓性的胡适与康白情的诗歌.而1925年也正是黄瀛开始在日本诗坛崭露头角的年份.随后的一段时间,黄瀛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自身的诗歌创作和诗坛活动.直到1928年开始,重新进入译诗的高产期,但持续至1931年就戛然而止.而这个时间段也与黄瀛第二次留日的时期（1925~1931）正好吻合.在此期间,黄瀛总计译介了32首新诗、诗人自传1篇以及诗歌评论2篇,涉及十五家诗人.涉猎范围之广,译介数量之多,在1920年代的日本诗坛可谓独树一帜.译介诗作刊载具体情况如下表:
日本诗歌杂志上所刊黄瀛翻译中国诗歌一览（1925~1930）
除在诗歌杂志上刊载译诗以外,黄瀛还担任了为金星堂出版社所出《现代世界词华选》中“中华民国诗歌”部分的编选工作.他除了将已经发表在《诗与诗论》上的郭沫若《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和发表在《诗神》上章衣萍的《醉酒歌》、蒋光慈的《北京》、冯乃超的《红纱灯》以及王独清的《NowIamChoricman》这四首译作再度收入以外,还增加了两首陆志韦和闻一多的诗歌译作.
综观以上统计数据,其中同一位诗人有3首及其以上译作的分别是：蒋光慈7首、王独清6首、郭沫若3首、章衣萍3首、冯乃超3首.而其中以“诗抄”为题,推出了个人专题系列的则有蒋光慈、王独清和郭沫若三人.由此可见,黄瀛所关注的诗人绝大多数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而且大多诗人都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日本留学长达十年之久的创造社发起人之一郭沫若自不待言.被黄瀛译介次数最多的蒋光慈曾经因患肺结核而于1929年8月赴日本休养.在期间他组织了太阳社支部,并曾与日本左翼作家藏原惟人等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问题.而担任过《秦镜报》主编的王独清,也曾因报馆被查禁和躲避袭击追捕而在姻兄的安排下于1915年亡命日本三年.1919年末回到上海后为《时代新报》的“学灯“、“少年中国”等栏目及《救国日报》的“新文化”撰写文章.诗人冯乃超本身就是出生于日本横滨的一个华侨子弟.曾于1920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1923年家庭因遭遇关东大地震而损失惨重,遭遇变故.正如关东大地震改变了黄瀛的人生轨迹一样,这场灾难也使冯乃超从富家子弟变成一介平民,日后成为促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契机.冯乃超不仅学生生活全部在日本度过,而且前后在日本累计生活了24年之久.1928年4月更是将他在日本读书期间创作的诗歌集结为《红纱灯》,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黄瀛虽然国籍是中国人,但因为从小接受正规日式教育以及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他的思想意识与审美标准也深深烙下了日式的情趣和印记.黄瀛曾对郭沫若的诗歌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作为现代中国出现的文学家,他是鲁迅一样值得引以为傲的诗人”.
《诗神》杂志
他在介绍中国新诗的文章《中国诗坛的现在（中国詩壇の現在）》中也指出从新诗的初创期到无产阶级诗歌勃兴之间还有一个抒情诗的时代,其中就以郭沫若的《瓶》、冯乃超的《红纱灯》与穆木天的《旅心》为代表.黄瀛对冯乃超的诗集《红纱灯》可谓推崇备至,并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所具备地颓废感伤的色彩,评价认为“在外国人眼里,或许会从《红纱灯》中看到某些过剩的感伤情调”,“无论其表现或形式,都充满了新鲜感”,“我认为它也处于中国诗坛的前列”.黄瀛在日本期间曾与冯乃超相识并保持着书信往来,而巧合的是冯乃超曾于1925年在神田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上结识了学友穆木天.后来回忆二人的交往以及穆木天的诗歌创作时说：
这个曾经立志要当工程师希望工业救国而且又具备学习理科课程素质的青年,经历过封建大家庭的解体,又经历了中兴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他备尝这种由富变穷的痛苦,感到身世飘零,不得不抛弃工业救国的理想.彷徨歧路中,选择了搞文学的道路.（中略）诗歌变成他寄托个人忧思、失恋的悲哀和身世凄凉的工具.《旅心》集里留下诗人不尽的乡愁,故国的思恋.
冯乃超这段对穆木天的追忆文字,事实上也适用于黄瀛的飘零身世.《旅心》与《红纱灯》都诞生于日本,两部诗集多描写感伤与颓废的情绪,常表达爱情的失意和生命瞬间的惆怅,都带有日本文学“物哀”的情调.叶渭渠在《日本文学思潮史》中认为：“‘物哀’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最让人动心的东西（物）记录下来,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写感情世界.而且感动的形态,有悲哀的、感伤的、可怜的、也有怜悯的、同情的、壮美的.也就是说,对‘物’引起感动而产生的喜怒哀乐诸相.”事实上,《红纱灯》与《旅心》在诸多艺术技巧方面,如对物像的纤细描绘,对朦胧哀伤情调的追求,对自然界声色的敏感,对诗歌音乐节奏的执着都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广泛吸收和借鉴.创造社诸君与日本或深或浅的渊源,以及自己与冯乃超、穆木天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必然引起黄瀛内心的“交响”,成为去关注他们诗歌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译“场”：作为诗坛“公器”的《诗神》
在梳理完译者经历与译作构成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黄瀛1920年代日本滞留时期内进行了大量而独特的诗歌翻译活动？而要解释这一问题,必须梳理清楚支持黄瀛进行翻译活动并为之提供公开发表舞台的“媒介”（期刊）和“场域”（诗人交际网络）.这些因素一方面促使了翻译活动的发生和开展,另一方面无疑也左右了翻译活动的伸延路向.
“场域”作为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是指“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简言之,“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每个场域有其独立的运作规则,但也与其它场域之间相互关联.具体到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活动中,译介的过程也有其独特的关系系统,诸如译者、出版商、策划人、读者、批评家等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网络,从而生成了不同于其他场域的有其自身独特规则的翻译场域.通过前文对黄瀛发表译作媒介的梳理,可以发现他的译介活动主要集中在1929年与1930年.而在此期间,刊载于《诗神》杂志上的新诗译作除开“中国民歌”专题以外多达20首,占到了他个人译诗数量的三分之二,其中还包括了“王独清诗抄”与“蒋光慈诗抄”两个诗人专题.《诗神》作为黄瀛个人译作发表高峰期所选择的发表舞台,对二者关系的梳理可以从媒介场的角度帮我们进一步理解黄瀛的新诗译介与翻译场域的相互构建.
《诗神》是一本由广岛出生的诗人田中清一于1925年9月出资创刊并由聚芳阁出版每月一号发行的月刊诗歌专门杂志.《诗神》虽然名义上由田中清一主宰,但在第三卷十二号之前实际主要由田中的好友福田正夫担任顾问和负责,由神谷畅和辻本浩太郎担任实际的编辑工作.昭和二年年末开始则主要由清水晖吉负责编辑.从第四卷一号开始,借田中去之际,福田将编辑大权移交给了田中,由他亲自参与杂志的编辑和建设工作.事实上,在田中真正完全接手之前的过渡时期,从昭和三年七月至昭和四年一月期间,该杂志短期由宫崎孝政主持.昭和四年一月开始,田中清一完全正式参与该杂志的编辑,并得到了宫崎孝政的辅佐.在此期间,《诗神》不断扩大版面和容量,前后发行七年后于1932年停刊.由《诗神》核心成员对刊物发展方向和定位的阐释可以看出,该刊物同人有意识地要将其打造为诗坛具有“公器”色彩的诗歌杂志,在不分流派、不搞团体、不论主义的理想下繁荣诗坛的创作,并积极介绍海外诗歌发展状况.
《诗神》杂志在福田主持的初期阶段,比较重视民众诗派的诗歌作品,诗论方面福士幸次郎连载发表的《田舎のモノロー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清水晖吉接班之后,则大量推介了他的同乡荻原恭次郎的诗歌.其后在师从室生犀星的诗人宫崎孝政主持下,偏向于重视书写普通民众生活的叙情诗以及当时较为流行的童话和民谣.田中清一接手主宰之后,则进一步强化了该杂志诗歌“公器”的色彩,广泛运用他在诗坛的人脉关系,积极与当时流行的《诗与诗论》、《诗现实》等诗歌杂志以及以《铜锣》、《亚》等诗歌杂志为阵地的诗歌同人团体建立互动关系,发表他们的诗歌作品.与此同时,该杂志还积极翻译海外诗歌作品,设立了海外诗坛的专栏予以介绍.译介比较集中的国家及其相对翻译作品较多的诗人情况如下：
苏俄：黑田辰男、村松正俊、升署梦、村田春海、尾濑敬止等
法国：前田铁之助、佐藤正彰、堀辰雄、北川冬彦、三好达治等
德国：阪本越郎、小出直三郎、木下杢太郎、片山敏彦等
意大利：佐藤雪夫、神原泰、岩崎纯孝等
英国：佐藤清、野口米次郎、山宫允、阿部知二等
美国：草野心平、田中清一、野口米次郎等
中国：黄瀛、井东宪等
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作为“少数派”的外国诗人黄瀛也得到了肯定和重用.而作为积极关注诗坛时代动向的举措,大力推介中国无产阶级诗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以及后期创造社诗人的普罗诗作就成为一拍即合之时代“共鸣”.而伴随着这些形式各异、视角不一的中国普罗诗歌的译介和传播,作为革命文学之一端的近代中国诗坛“无产阶级诗歌运动”也跨越国界进入日本文坛的视野.如同周作人对日本和歌、俳句等“小诗”的译介一样,活跃在1920年代日本诗坛的中国诗人黄瀛在通过对中国新诗的译介,也为中日两国诗坛之间架起了一座彼此来去往还的共时性桥梁,有助于中日两国诗歌在获得一种时代的共鸣与交响.作为现代中日诗歌交流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横截面,却也不容我们忽视.
新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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