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社会理想观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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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粟锋（1993—）,男,湖南洪江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吴家庆（1962—）,男,湖南澧县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摘 要〕综观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社会理想观的研究,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理想观、社会主义特色观、理想观、共同富裕观等相近提法作了探讨,认为社会理想思想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发展了思想,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并指出社会理想思想是走好中国道路的前进指南.国外学者研究社会理想思想,主要关注是否继承了时代的社会理想,建设理想社会的路径是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观是否落入了平庸的实用陷阱.国内外对社会理想思想的研究,深化了理论的研究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4-0086-06
理论是把握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2017 年是同志逝世20 周年,在这20 年中国内外对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的理论尤有研究兴趣.当前,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赢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要以理论为指导,汲取同志的思想智慧.梳理总结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社会理想思想的研究是走好中国道路的迫切需要.
一、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理想的研究现状
逝世后,中国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学界也对研究社会理想的思想遗产始终保持极大的理论热情,这是解释中国模式何以可能、回答中国道路如何持续的重要思想资源.以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含硕博论文、学术期刊及报纸会议文献）为数据源,时间范围设为1997 年至2016 年,检索条件以“”并且“社会理想”,或者以“”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匹配模式为“精确”,共计检索文献20175 篇.基于CNKI 学术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学界关于社会理想思想的研究每年都保持500 篇以上的文章发表数量,它表明对社会理想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始终处于良好的理论在场.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社会理想观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性的知识图谱,但现有研究的涉及面较广,主要涵盖社会理想观的相近提法、理论渊源、现实路径等主要议题.
1.关于社会理想观的相近提法
学界对社会理想观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研究需要对有关社会理想的思想进行解读、分析,可以说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理想观进行了描摹,提出了一些相近的提法,如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理想观、社会主义特色观、理想观、共同富裕观等.这些研究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社会形态、社会信仰、社会价值三种研究视角.
第一,社会形态研究视角主张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严格区别开来.与之相应,社会理想观捍卫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石仲泉认为“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并且建构起了既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又同以往几个理论形态有重大区别的新社会主义观”[1].这种新社会主义观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纯粹论”的“社会主义主体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的社会形态”.大多数学者赞同,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的主体就不会动摇.
第二,社会信仰研究视角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坚决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应,社会理想观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程中原在回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引导青年和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理想观.“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2].这恰如所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价值研究视角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实现共同富裕,倡导渐进发展、和平发展.与之相应,社会理想观致力于建设对内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对外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中国.刘建武认为的社会主义特色观提出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和突破[4].这种“社会主义特色观”开启了中国对社会主义“个性”的思考,一方面正题了许新三所论的“共同富裕观”,要打破一开始就“均贫富”的机械社会主义,从“先富”过渡到“共富”,坚决防止贫富差距无休止地扩大[5]；另一方面凸显了“和平发展观”,即不搞传统的资社意识形态冷战,在努力争取来的和平环境中发展,反过来又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6].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社会理想观相近提法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并非单一讨论社会形态、社会信仰、社会价值,而是开始走向“形态——信仰——价值”的整合,至少论及其中的两维,如“形态——信仰”[7]、“形态——价值”[8]、“信仰——价值”[9].这表明学界对社会理想观的认识越来越深化.
2.关于社会理想观的思想来源
学界探寻理论的形成过程、理论渊源时,大多会涉及到社会理想观的思想来源.学者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从社会理想思想与马克思经典理论、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入手,追溯社会理想观的思想来源.第一,社会理想思想贯彻了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刘建军较早地讨论社会理想思想与马克思经典理论的联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过‘共产主义信仰’或‘共产主义理想’,而且有意识地避免和反对这样的提法”[10].因为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理想”和“信仰”并非现时的理解,“理想”是空想主义的代名词,“信仰”是神学家的口头禅.但马克思从不隐讳对未来社会的畅想,《哥达纲领批判》在预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时,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成熟程度的不同,共产主义社会有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11（] P304）.马克思恩格斯空想主义虚幻世界的,完成把宗教批判引向哲学批判的任务后,“理想”和“信仰”被释放出来,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得到了正面意义的确认,列宁明确使用“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信仰”两种提法.沿用这些提法,频繁使用“理想”、“信仰”和“信念”,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同时也警惕空想意义和宗教意义的复燃,使“理想”具有很强的现世意义和可操作性[12].
第二,社会理想思想坚持和发展了思想.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这是社会理想思想坚持和发展思想的逻辑前提.王伟光指出“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13]李捷认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14].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界认为,重申关于“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搞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理想……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15（] P267）,这是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社会理想思想汲取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大多学者认为社会理想思想吸取了传统文化成果尤其是儒家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思想[16].但有少数学者提到,社会理想思想所提的“小康社会”与儒家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思想没有渊源.李君如认为,“不仅没有引用过《礼经·礼运》中任何一句话,相反倒说过,‘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7].事实上“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等词,原本是古代儒家建构的理想社会模式,近代中国民族危亡,这类词语又焕发新活力.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曾说过“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8].同样地,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用“小康社会”生动形象地描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概念”新在用“小康”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正如1979年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3.关于社会理想观的实现路径
学界对于如何实现其社会理想也颇为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实现社会理想的动力与实现社会理想的主体.换言之,学者们主要从人民群众与改革开放两方面研究社会理想观的实现路径.一方面,学界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理想思想的实现主体,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造福人民群众.已成为共识的是,人民群众对而言,不是一个飘忽的政治术语,而是他政治感情的寄托,他对“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身份无比自豪.何腊生提出“始终把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和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当成第一位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以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以能否实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2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的人民群众主体观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建设理想社会是为了造福人民群众,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21].总结以往经验,党赢取的胜利没有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没有哪一项不是因为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理想的实现主体,学者们认为这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理想思想的实现动力,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引擎和动力源是改革开放.龙平平指出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经历艰难的思想跋涉,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既着眼于推动改革开放的长远发展,又放眼于妥善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为未来社会的发展作了酝酿和准备[22].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23].改革开放确实激活了期间压抑已久的生产力,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使社会经济发展得到很大提升,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为社会形态的演进积累了物质基础.这些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大多学者都认同改革开放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关注改革开放与寻租腐败、道德滑坡的关联,并表达人能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忧心,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交易活动基本呈逐渐上升之势……腐败交易强度在1990 年之后大幅度提高,平均交易金额是前期的30 倍”[24].
二、国外学术界关于社会理想的研究现状
国外最早提及的著作见于埃文斯·卡尔逊1940 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他与有过一次较长的谈话,关于国际形势的鲜明判断让他震惊,卡尔逊对邓的介绍是“他矮而胖,身材很硬朗,脑筋像芥末一样的辛辣”[25（] P27）.吉田东的《中国革命的一百零八将》,埃德加·斯诺的《漫长的中国革命》也对有所提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逐渐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国外学界开始了对的研究关注,但此时大多是对政治实践活动的描述性研究,诸如诺拉·亚的《·法国岁月》、内藤雄三《“五尺巨人”》等.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国外研究才形成气候,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一直是研究的传统主力军,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国学者也逐渐加入研究队列.这些学者研究大多追问：确实继承了思想吗？搞改革开放意味着背弃马克思主义吗？
理论落入了实用主义的窠臼吗？
1.是否继承了的社会理想
苏东剧变以后,国内社会思潮涌动,国外学界也不断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八六学潮事件和1989 政治风波之后,很多学者认为与两者思想不存在继承关系,两者的社会理想是完全割裂乃至于对立的,中国正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国外学界开始承认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与的社会理想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国外学界正由与社会理想的对立说转向一致说.
首先,与社会理想对立说的实质就是割裂两个三十年,即改革开放后所持的社会理想是对前三十年社会理想思想的修正、背弃和反叛.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尔在《毛的最后革命》中说“: 邓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reform）,让中国融入了更广阔的世界（opening）.”[26（] P459）中屿岭雄则更加直截了当,“去世以后,成为新的领导核心,实行了一系列和毛时代截然相反的政策,对时代的政治进行了彻底的否定”[27].他认为,开启了非化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时代相比己经面目全非.这些学者强调完全放弃了时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而决然选择融入已被客观实践证明的高效的西方式现代化潮流,并认为这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式翻版.诚然,对立说是站不住脚的,是西方学者对社会理想思想比较狭隘、充满价值预设的解读,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实际,但作为一种声音、一种思潮值得我们警惕.
其次,与社会理想一致说的实质就是承认两个三十年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的基础,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发展.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指出,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三十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28]（P3-4）.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大量借鉴、引用对社会主义观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和的社会主义观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因而被施拉姆称之为“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29（] P215）.季塔连科对与的社会理想的一致性有切中要害的论述,即两人都坚持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帮助国家走出艰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他还强调和作出这一判断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30].还有一些学者在承认继承社会理想的基础上,认为两者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手段不同,推崇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的推动作用,而看到了经济发展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性的决定作用.
2.建设理想社会的路径是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建设理想社会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这是国内外研究的普遍共识.《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曾概括的政治遗产,首要的就是“要改革、要开放,他说应该把那个门开得更大,开放的政策应该更加扩大”[32].可以说,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的思考尤其关注.但一直以来对实施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改革开放“一百年不能变”的路线是否会使社会主义新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争议.至今为止,这个议题仍然是国外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观点分歧很大.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建设理想社会的路径符合马克思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作出的改革开放仍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是开辟的直面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中国道路.伊藤诚认为倡导的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而不是由群众运动引起变革,并率先在经济领域打造现代化.要求坚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中国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的前提是“红色中国永不变色”[33]（P183-184）.托尼·安东烈阿尼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认为中国在不放弃主权,不改变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经济尝试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谋求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34].这些学者的研究基本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由对经济改革思想中社会主义主体的确认,辩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臆断建设理想社会的路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作出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名存实亡,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不过这种资本主义不完全是西方仿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带有一些中国特色.兰比尔·沃哈直接把的改革开放思想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认为的改革开放并未能使人们走向理想社会,反而离共产主义更远了,这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造成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乃至全国性的不平衡,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有的现象,是常见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他还认为力图以“四个基本原则”来驾驭“改革开放”是不切实际的,“四个基本原则”一是不适应现行的经济政策,二是会被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消解[35].就事实而言,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论述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保持“合理差别”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境况.至于“四个基本原则”如同“改革开放”一样,都属于党的基本路线,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体两面,“动摇不得”,也不会动摇.
3.社会理想观是否陷入了唯心的实用陷阱
当然,目前国外学界对社会理想思想的哲学研究远没有其经济学研究火热,但无疑是具有学术深度和哲学关照的.近年来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由对具体政治实践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哲学思想的关注.尤其是在论证改革开放合理性所提的“猫论”,这被有些学者视为是忠实拥护英美实用主义的证据.他们认为并没有遵循马克思的哲学传统,社会理想思想陷入到英美传统的唯心的实用主义.与之相反,有学者认为社会理想思想的中国特色是实事求是,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学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一,有学者臆断社会理想思想陷入了英美的实用主义.英美实用主义传统吸收了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马赫主义等哲学观点,承袭并集中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许多观点,同时也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成分.具体而言,他们认为没有固定的理论立场,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根据他对政治实际和现实情况的判断灵活采用一切适用的理论观点,一切以是否“管用”为标准.同样地,他们还坚持对共产主义社会也没有长远的考虑,只不过是为了承袭政治传统的需要.彼沃娃洛娃指出的改革开放探索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并不在乎社会的政治性质是否保持不变,即使是滑向资本主义,只要能改善人民生活,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采取什么手段并不重要[36].总之,他们判断的社会理想倾向于实用主义的依据在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认为关注现实功效,不考虑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
第二,还有学者认为社会理想思想特色在于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发展辩证学说,认为社会发展变化是辩证的,基于科技及生产率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将会过渡到共产主义.大卫·古德曼明确反对把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视为实用主义的观点,他说实现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一直是共产主义,务实并不意味着实用主义,从发表的“四个基本原则”重要文献可以看出他仍然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持维护中国的领导权,所以他并不是唯心的时刻摇摆的实用主义者[37].杰柳辛认为善于观察中国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因时而动、因势而导,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路线朝着利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实践哲学家,他从实践中获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38].
三、结论与展望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理想观的研究,是在第三次复出逐渐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开始的,在他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诸多成就的今天,更多的学者对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保持关注.国内的学者研究社会理想观主要是为了巩固改革开放成就,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问题,确保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国外的学者研究社会理想观主要是为了借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外交战略的制定.尽管这些研究或涉及实证模型,或止于纯学理探讨,或仅为中西意识形态对垒,但大都深化了理论的研究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
1.加大了理论的研究深度
学界对理论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一开始仅限于对领导人谈话或者文件的解读,逐渐地转向对具体实践活动的研究,诸如政治、外交、经济领域的政策言论、举措.改革开放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的理想观作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从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的研究都开始重视社会理想思想：一方面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将不可避免地触及的社会理想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伴生诸多问题,必须要从的理想观中寻找解决思路.可以说,对社会理想观相近提法的探讨、对其理论渊源和现实路径的审视抓住了理论的基本命题和深层次问题,一些富有创见性的提法和颇具启发意义的讨论深化了理论的研究深度.
2.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
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39]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直关注两大理论成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篇,对社会理想观的研究为认识两次飞跃的关联提供了新视角.尽管学界未对社会理想观形成一致的概念,但这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思想保持了良好的理论自觉,为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前提下长期执政探索中国道路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拓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
3.拓展了社会理想观的研究视野
对于学界来说,社会理想观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学者们对社会理想思想的探讨虽然涉及面比较广,但对社会理想观还未形成系统性的知识图谱.诸如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理想观、社会主义特色观、理想观、共同富裕观等提法与社会理想观有什么样的联系？是不是属于社会理想观的某一部分？每一个研究范畴都有基本理论,社会理想观的研究还需要形成基本的理论共识和概括.此外,国内外对社会理想观的认识大多来自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一种社会思想、一种治国理念不是静态的.不难看到,部分学者对社会理想观的形成过程停留在机械的认知水平.特别是有些国外学者仍然保留着原教旨的偏执,缺乏对社会理想观公正的研究立场.因而,对社会理想观作历史考察,搞清楚社会理想观的分期,依据真实翔实的史料呈现并建构社会理想观的形成过程很有必要.这是对社会理想观系统研究的基础,也是下一步深入研究社会理想观的方向.
研究述评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评论：此文为一篇关于邓小平和理想和述评方面的研究述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