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代际嵌入述评基于3种框架的比较》
该文是研究述评在职毕业论文范文和代际和研究述评和土地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 陈兴彦 简小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100193）摘 要：本文基于国内外土地问题研究的前沿理论,将代际视角下的土地问题研究纳入生命周期、功利主义和民粹主义3大理论框架之中.生命周期论者分析了代际差异对农民土地价值观念,以及流转意愿产生的影响,发现老一代农民在土地处置的态度上相对保守,这实则论证了土地的保障性功能；功利主义则以折现率的计算为核心,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土地征收中的代际不公,凸显了土地的商品性功能；民粹主义者围绕土地增值收益的功能,将国家和农民对立起来,认为代际差异被政策执行者视作分化合法抗争的管理工具,但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也创造了新的抗争话语和维权形式.正是这3种理论形成的张力形塑了代际视角下的农村土地问题研究,在政策制定中,对3种思想的共同考量也尤为重要.
关键词：土地问题；代际；功利主义；民粹主义
DOI: 10. 13856/j. cnll-1097／s. 2016. 11. 035
作者简介：陈兴彦(1993-),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农村土地问题、发展干预与社区变迁,E_ mail：xingyan—chen@ cau. edu. cn；简小鹰(19 61-),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发展战略与规划,E_ mail：jianxy@cau. edu．cn.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土地问题的日益凸显.无论是出于生产性考量的耕地流转,还是基于增值性考量的征地拆迁①,实际上都引发了多种内容和形式的土地纠纷现象,使以土地为载体的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土地,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其内涵不应仅限于土地质量、用途等土地本身的问题,实际还指包括其本身在内的,土地之上一切自然资源、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一意义上,土地问题更成为了农民的问题,应进一步关注土地分配、再分配以及征地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然而,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代际因素,在这场农地研究浪潮中被边缘化了.
本文综合评述了代际视角下的土地问题研究成果,并将其纳人生命周期、功利主义和民粹主义3大框架,试图将代际因素重新嵌入土地问题的研究场域.依据这一划分,3种理论框架分别侧重于回答以下3个问题：第一,代际分化是否对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处置意愿和流转行为产生影响（生命周期）?第二,在渐进主义和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基础上,相关公共政策是否在土地问题方面消除了代际上的负外部性（功利主义）?第三,在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二分法下,代际差异究竟是强化还是弱化了农民的抗争行为（民粹主义）?围绕着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本文首先探究3种理论框架下相关研究的核心观点和价值取向,之后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不同理论框架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分割”和“利用”了土地的多功能性,因此,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分野.
2 生命周期框架下的差异型
这一部分研究者将代际视角嵌入土地问题中,主要反映了不同代农民在土地价值观念、流转意愿等方面都是差异化的群体,指在时代转型过程中,由于代际生活期望和思维方式之嬗变而导致的代际差异问题.这种视角下产生的一个共识是,土地问题的代际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农民和农民工,与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前者在处置土地意愿上相对保守,而后者则倾向于将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与再分配市场化（乐章,2010）[1].
在此基础上综合相关实证研究,将其他变量加入到土地问题的代际差异中会产生进一步的分化.陈英等(2013)发现,如果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土地区位和质量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则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群体的土地价值观更具有一致性[2],即年轻一代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土地价值观念,流转土地的强烈意愿并不因为个人和环境因素发生改变.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也更加注重土地的增值收益和产权保障功能,如果考虑土地确权颁证等政策制度,则确权与否对新生代农民工放弃土地的选择的影响很大(许恒周等,2012) [3-4].无论是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弱影响,还是政策效应的强影响,实际上都不意味着对新一代农民和农民工土地价值观念稳固性的否定,而是进一步强调了同一代农民群体的“一致性”,实际上指不同代际农民在加入其他因素考量后观念分化程度更高.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老年农民年龄的增长和劳作精力的下降,他们选择保持现状或扩大生产规模的意愿也会降低,因此会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宋辉和钟涨宝,2013）[5].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同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实证研究选取的地点不同,因此造成的区域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影响导致的；另一方面,老年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至少要建立在其后代子女能够为其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图1）.
总之,相关文献都说明代际分化对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流转意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土地确权等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地制度改革会有效推动新一代农民工选择流转或者退出土地使用权,而在子女提供充分收入保障的情况下老一代农民也可能逐渐倾向于流转出土地.不同代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意愿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未来生计的可替代性上.除此之外,老年和中年农民经历了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变革,土地曾是他们世代延续中作为生存保障的“祖产”,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生活方式都源于此.一旦失去其土地,他们很可能面临生活上的困顿甚至身份认同上的“内卷化”[6].可见,成长于不同时代的农民和农民工,由于他们在各自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和周遭境遇不同,对土地也抱有不同的态度和观念.“老年群体对土地饱含深厚的感情”（何军和李庆,2014）,这种观念带有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仅是对货币收益的考量[7-8].
3 功利主义框架下的边缘型
功利主义下的边缘型主要指不同代的农民在土地政策制定和收益分配上都是被边缘化了的群体,其内涵即是农地资源的代际公平问题：无论是从土地资源的质量、数量还是获取机会上,后代人都与当代人理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功利主义者认为,要实现农地资源分配的代际公平,就要保证自然资源的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即代际边际收益的现值相等.谭荣和曲福田(2007)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衡量土地资源代际配置的公共政策模型来衡量土地非农化速度大小对资源效率的损失程度[9],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耕地保护等宏观决策调控土地非农化速度提供了功利主义的理论依据.但是苑莉( 2011)指出,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想实现同等数量和质量农地资源的代际传递是不可能的,或者只能通过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来实现,因此,唯一需要并且可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实现农地社会价值的代际补偿[10].无论涉及自然资源配置的代际效率、技术进步还是代际补偿,实际上其讨论的基础都是围绕土地资源“折现率”的计算.
折现率可以衡量未来流的当期价值.即：
PV等于FV／(1+R)n
式中,R为折现率,n为期数.在涉及代际问题时一般的用法是,对于给定的时间段n和未来费用,当折现率较低时,未来费用FV的当下价值PV就会相对较高,这因此意味着,与其让后代花费更多的货币去缓解某一自然资源枯竭所来的负外部性,不如让当代人减少对该资源的消耗速率,或采取适应该折现率的经济补偿等手段缓解这一问题.反过来,当折现率增加时,未来费用的当下价值就会相对降低,因此,从代际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投资者就应该加强对当代人自然资源的利用,尽快“折现” (赵景柱,1995；陈安宁,2000；魏晓平2002)[11-13].折现率的确定极大地影响了未来费用和当下价值之间的比值,从而实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应对资源损耗支出的比较.因此,功利主义者所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实际上依赖于对折现率的计算或对折现率理念的运用.
关于“折现率”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代际的公平性,赵景柱(1995)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然资源不能够被“折现”的概念[11].意指只要折现率取正数数值,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折现”,而在关于折现与否的讨论中,后代人实际上是缺位的.折现率是正值的原因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投资者耐心不足、希望及时行乐或者规避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偏好因而更重视当代人的利益；二是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或者对机会成本的考量,即因为资本的增值能力而选择尽早投资；三是乐观地预计经济增长和生产的发展会使未来的人更加富有（如技术进步）.但是,这3种考量对于耕地资源而言都不适用,耕地资源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同时提供了生产粮食和构成乡村景观的功能,它既不容易因遭遇任何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消失,也不会自行增值.另一种更好的解释是,如果土地作为一种福祉而非收益的话,那么后代人的福祉和当代人的福祉同样重要(Roman Frigg,2013)[14],因此,耕地资源作为一种非商品性的福利保障,其折现率是“零”.
尽管存在对折现率合理性的争论,但功利主义者并不否认土地的社会价值主要在于生计保障、粮食安全等潜在功能,只是强调这种间接的社会价值要“通过合理的货币化途径实现”（蔡运龙和俞奉庆,2004;苑莉,2011）[15,11].这一基本思想提供了衡量农地资本的价值尺度,实际上是知识体制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必然考量,是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产物,相应地,功利主义观点也是社会转型的助推器.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当土地的使用权发生转移或农地用途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时,折现率为零的观点就不再具有任何效力了,因此,在对公共政策的渐进分析中依然可以通过折现率的计算作为参考.
4 民粹主义框架下的受害型及其应对策略
民粹主义把国家和社会截然对立起来,指不同代农民实际上都是土地征占过程中的受害者,反过来代际差异也形塑了征地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这一框架实际上打破了生命周期论和功利主义观点忽视农民话语和底层能动性的缺点,将农民围绕着自然资源的控制、分配、生产和利用所展开的一系列思维和行动,甚至背后的价值和观念都视为“政治”过程,在此基础上再考察代际差异在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体现.
一种观点认为,代际差异将导致征地事件中新的抗争性行动和话语形式.例如,在征地引发的件中,年轻人是“人生易受性高的外出打工者”,并且接触较多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因而可以建构起新的抗争性话语形式,甚至超越土地问题本身发展为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例如,年轻人在论坛、群等新兴媒体上讨论村庄公共事务,分享文本信息达成问题共识,组织行动动员并扩大事件影响等,使不同代际的群体形成了传统现代、群体人际等互相交织的公共领域,从而强化了可能的抗争形式（周裕琼和齐发鹏,2014；李琼英,2013等）[16-17].
另一种观点认为,代际差异实际上有助于官僚组织或资本投资者分化代际群体,从而弱化了可能发生的抗争行为,将土地问题的矛盾转化为一系列适应性行为( Mamonova,2015) [18].例如,通过户籍管理手段,可以将一部分农民转为非农户口,从而取消他们的土地权益,而这一部分农民往往是容易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年轻人[19].代际差异在这里是作为官僚组织分化吸纳农民抗争的管理工具,将征地过程中的集体矛盾转化为老年群体的个人悲剧.
民粹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般基于土地征用或征收过程中土地所有权改变的事实,因此,反映出纠纷的严重程度也远大于土地流转行为.从“底层政治”的视角来看,代际差异可能强化农民抗争的形式和力度,但从“官僚吸纳”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分化甚至消解抗争行为,这种代际差异的双重特性形塑了征地事件中国家社会的互动形式,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遭遇失地威胁的农民并不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成为抗争者,群体性行为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不同代际群体的力量强弱和自我保卫能力密切相关.与前两种分析框架相比,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批判性,但是在实行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中国,“底层政治”行为往往被诸多保护政策所限制,因此,民粹主义的案例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不具备广泛观察的普遍特征,且忽视了“征收”与“征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诸多过渡形式和利益主体.
5 结论：3种分析框架的断裂与重构
比较分析3种分析框架（表1）,生命周期论关注的是农民群体自身的代际特征,及其对可持续性生计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其本质特性是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性.要形成对较强异质性研究对象的确切认知,研究者会倾向于选择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构建以代际变量为基础的相关性分析模型；功利主义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实现土地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功利主义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经由收益折现的理性计算提出改良性的政策建议实现代际公平,作为一种渐进主义和理性主义政策分析,其本质特征是清晰性和统一性；民粹主义关注的是在征地过程中不同代农民与政府、其他社会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因此,其视角不是聚焦于农民或政策制定者中的任何一侧,而是构成代际差异的一系列动态的事件.这就要求学者采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进行案例的考察.他们的研究大都没有明确指出代际要素嵌入土地问题时的形式和作用,而只能从事件的叙事中挖掘隐含的结论.
因此,3种分析框架之间存在着两种矛盾：第一是福利性与商品性的矛盾.如前文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凸显了土地的商品和生产功能,同时将作为生计保障的福利性功能弱化为异质性的因素.对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异质性的考量实为难题.然而缺少了对不同代农民群体特征的确切认知,就会陷入功利主义的单一框架中.第二是折现率是否为零的矛盾.从民粹主义农民的抗争话语中也能看到,土地不仅是作为一种非商品性的生产资料,更带有着权利诉求的意义,所以当他们失去土地时,也意味着未来时间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异化.这里隐含的观念即耕地资源的折现是没有意义的,而功利主义的分析则必须建立在折现率为正的情况下才有其合理性,换句话说,自然资源能否折现是功利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主要分野.
即便如此,3种分析框架之间的断裂并不意味着必须找到沟通三者的桥梁,而是在涉及土地关系的代际嵌入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土地问题和研究思路,选择合适的立场和框架来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汪小红和朱力(2014)[6]等通过对失地农民乡土记忆和互动空间的研究,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解释了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分化特征,突破了生命周期论只关注土地流转,民粹主义只涉及征地拆迁这种思路的局限.土地本身具有多重的功能和价值,然而不同的研究范式割裂了土地本身的多功能性.得到提示,在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中,对3种分析框架的共同考量同样重要,在政策的制定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功利主义框架下,要计算并选择出能够代表代际公平的折现率,但对于土地资源本身的特质而言,一个较低的折现率才是比较合适的.
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在这3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深化.在生命周期论框架下,相关研究并没有对代际土地观念的差异性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可以加入历史的视角,分析农地问题话语的历史性演变；在民粹主义的底层政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然还有诸多过渡领域,在“土地征收”这一法律范畴外,实际上还可能包括其他不同主体通过土地人股、或者租用等方式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因此,该框架没有将投资者和其他社会行动者纳入到动态分析的范围内.在民粹主义框架下,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主体,例如,农业公司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对不同代际的农民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他们各自发生了怎样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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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述评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述:该文是关于研究述评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代际和研究述评和土地相关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