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062019年老舍述评》
该文是研究述评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老舍和20062016和述评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摘 要：2006—2016年的老舍研究可以说是在艰难中前行的,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并非易事.在老舍研究的瓶颈期,旧题重作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学术界正推动着老舍研究呈螺旋式地逐渐上升.在此期间,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可喜的学术成果,大多从老舍先生的背景、地位、思想精神、价值观念、创作文本研究、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等多方面展开,力求从一个更新的视角解读老舍及其作品,呈现多点开花又有所侧重的格局.其中,老舍的背景、地位、创作研究及文化研究则成为众多研究领域中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老舍；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98-09
一、文学史地位研究
老舍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拥有很高的文学史地位.那么,是什么铸就了老舍如此之高的文学史地位呢？王卫平、张英在《老舍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1]中认为：“老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几乎仅次于鲁迅.”[1]他的作品译本众多,文学样式丰富,传播广泛,成为世界人民了解老舍的直接途径.该文从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指出老舍的小说观是一种世界性的小说观,同“伟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这是其在世界上影响力大的根本原因.老舍的作品仿佛是一面明镜,能让世界人民真切地了解最为真实的中国社会,老舍更是世界级的“人民艺术家”.段从学在《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2]中梳理了老舍抗战时期对“文协”的贡献,让我们看到一位文坛巨匠对待工作时认真负责的大无畏精神.舒乙在《老舍文坛地位变迁路》[3]中梳理了老舍在文坛地位的变化情况,是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老舍文坛地位的逐渐上升与读者的欣赏习惯关系甚大.此外,还有傅光明《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4]、徐仲佳《论老舍在新中国文学场的占位》[5]、梁秉堃《在老舍师身边》[6]、牛颂《解密老舍》[7]、傅晓燕《从老舍的生命背景透视〈二马〉民族情的书写》[8]等,也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一问题.
2009年是老舍诞辰110周年,该年度发表的许多论文都与纪念活动有关.其中,有吴小美的《“最老舍”的〈老字号〉——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年作》[9]、杨迎平《老舍与〈茶馆〉——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10]、王昉《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11]、刘大先《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12]、舒展《笑的哲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随想》[13]等.其中,吴小美的《“最老舍”的〈老字号〉——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年作》[9]一文,对《老字号》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钱掌柜、周掌柜、辛德治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出其中蕴含的现实寓意与文化寓意.王昉在《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11]中指出,老舍作为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其作品是以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现状为出发点的,老舍对“国民性”、“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不同于主流观点,这些问题都能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答案.文中细致地分析了《赵子曰》、《二马》、《断魂》、《月牙儿》等经典文本,彰显出老舍无尽的人文主义倾向与情怀.201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老舍先生的作品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出版与传播.2006年到2015年间,第4至7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2015年,“老舍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第7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于此,围绕老舍与重庆、老舍与抗战文艺、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论题展开研讨,掀起老舍与抗战文学的研究热潮.
二、思想精神研究
老舍作为一位内心世界丰富的“人民艺术家”,有其独到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感悟,对国民性、民族观、文化观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并将思考的精华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代文学大师思想的灵魂所在.
关纪新《老舍民族观探赜》[14]一文,结合老舍的满族出身与个人经历,探索其文本中所隐藏着的民族观.作者细致分析了《正红旗下》、《二马》、《小坡的生日》等老舍文本中的经典桥段,指出倡导民族平等、和平发展、友好共处是老舍民族观的核心内涵.老舍先生性格平和,也总是以“平和”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这使得他逐步形成了一种“平和”的世界观,这种“平和”已然已渗透到老舍的各种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当中了.此外,作者还从爱国主义的层面阐释了老舍的民族观,用《猫城记》、《国家至上》、《大地龙蛇》等作品中所折射出的爱国主义之光,有力地诠释了老舍先生的赤子之心,指出“国家至上”是其民族观中的基本原则.邵宁宁《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15]一文,对《四世同堂》里“国民”意识的复杂性、局限性以及意识启蒙等问题进行探究,深入分析了老舍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思索.傅晓燕《从底层人物塑造看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16]一文,按照老舍在不同时期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结合其各个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将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串联起来,展现了老舍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此外,关于“老舍观”的学术成果还有关纪新的《老舍研究个案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17]、谢昭新《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18]、吴小美李向辉《老舍的生死观》[19]、孙郁《老舍的鲁迅观》[20]、王俊虎《平民作家老舍交友观探析》[21]、陈千里《老舍早期作品中的家庭书写与家庭观念——以〈离婚〉为中心的讨论》[22]、董克林《老舍笔下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分析》[23]、迟蕊《老舍对“国民性”书写的思考及与鲁迅的差异》[24]等.
老舍先生的思想与精神境界是纯洁而高远的,他所处的时代恰好位于历史发展潮流中的交汇点上,在融满、汉思想为一体的同时,又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关纪新在《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25]一文中指出,老舍先生的作品亦是一部部道德启示录,他在文学作品中呼唤着新型的民族道德,这终将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傅光明《抗战中的老舍:“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26]一文,梳理了老舍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创作的文本及其言行,彰显出他奋战到底的决心,赞颂了其高尚的民族气节.魏韶华《论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27]一文,将老舍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肯定了乌托邦对老舍精神世界的影响,这种关联既是事实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文中阐释了写实与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索了老舍乌托邦情节的源头,展现了老舍与乌托邦之间的精神关联.邵宁宁《寻找“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评〈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28]一文,归纳并总结了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所著之书《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29]的突出特点,注重从精神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以“精神纽带”为根基,探讨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作者对老舍研究的总体概况加以简述,给予该书以高度评价.王本朝《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30]一文,阐释了民粹主义与中国民粹主义的相关概念与特征,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选材多选自于社会底层且具有大众化倾向的艺术特色.与此同时,对老舍民粹思想倾向的局限性进行了思考.王晓琴《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31]一文,结合了老舍先生的家庭出身、生活背景,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至建国后这段时期内,老舍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及这种民族精神的转化,指出老舍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省意识的作家,其文学创作亦是一部伟大的民族精神启示录.除此之外,关于老舍先生思想精神研究的论文还有吴效刚《老舍的自由心态与其小说的人本思想》[32]、冯健飞《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浅析老舍小说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33]、禹明华《老舍小说与墨侠精神》[34]等.
三、老舍与文化研究
老舍与文化的研究作为2006—2016年来老舍研究领域的重阵,大多将老舍创作的文学作品与纷繁多样的文化内容联系起来,从中窥探老舍内心世界中所隐藏着的文化精神、理想以及情怀.老舍与各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多元化的联系,对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意义重大.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始,对老舍的文化阐释依然形成一个学术传统,但并非再无新的话题可以继续探讨.近10年来,有些专著继续着这一话题的言说,并力图有所突破.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35]、谢昭新《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36]、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的《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29]、石兴泽石小寒《东西方文化影响与老舍文学世界的建构及其研究》[37]、杨剑龙编辑的《老舍与都市文化》[38]等.其中,《老舍与都市文化》[38]一书作为“老舍与都市文化高峰论坛”学术会议的文集,汇集了关纪新、舒乙、舒济、吴小美等知名学者的独到见解,将老舍与其所到之处的都市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老舍在不同地域所创作出的不同作品都体现了该都市特有的文化特色,而这些都市文化也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颇具学术价值,进一步推动了老舍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35]共分为8个章节,分别从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老舍的人文模塑、20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制约等方面进行解读,将老舍置于整个满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索老舍研究中的未解之谜.作者通过对满族的历史文化、伦理观念、社会变迁等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发掘出这些因素对老舍的创作思想、心理、艺术风格、作品形式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解密其创作与满族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张桂兴《老舍论集》[39],是作者本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将文献史料学的原理与方法论科学地运用于老舍资料研究的领域,指出其中的成就与不足,并对《老舍全集》的编选工作进行重新的审视,总结了其中的成就与缺点.书中提及老舍与宗教文化的情缘与老舍心中的宗教情结,追溯到老舍少年时期的史实,探寻其对老舍后期创作的影响.此外,作者还对老舍先生的生活轨迹、创作类型以及人生中所遇的良师益友等作了详细的解读.该书全面细致地对老舍及其创作进行深度剖析,呈现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佳作.傅晓燕《多维视野中的老舍创作研究》[40],从不同的角度对老舍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运用文化视野、文本视野、比较视野的眼光阐释了“老舍创作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老舍创作文本细读与阐释；老舍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等一系列问题.这种丰富的多维视野,拓展了老舍创作研究领域的维度,在老舍创作的文化背景、民族意识、民族形式、文本解读等方面均见解独到,创新意识强,为老舍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谢昭新专著《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36],内容涉及老舍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老舍与五四文学、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等方面,对老舍创作过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及其文化心理进行探索,该书将老舍的创作与各种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全面论证了老舍对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追求.老舍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现实意义与思想精髓,为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带领人们不断发掘老舍研究的现实价值与其作品的当代意义.
除综上所述外,近10年出版的老舍研究专著还有吴小美《老舍散文三十八讲》[41]、《老舍小说十九讲》[42]、樊骏《老舍名作欣赏——人民艺术家》[43]、关纪新舒济《老舍图传》[44]、舒乙《老舍的平民生活》[45]、傅光明《老舍的文学地图》[46]、《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47]、王本朝《老舍研究》[48]、崔思卿高玉琨《走近老舍：老舍研究文集》[49]、蒋泥《老舍之谜》[50]、王俊虎《老舍与曹禺比较研究》[51]、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52]、张曼《老舍翻译文学研究》[53]等.
谢昭新在《老舍与儒家文化》[54]一文中指出,老舍精神世界中所体现出的儒家文化与其家庭教养以及早期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有关.儒家文化中的“仁”、“礼”、“中庸”等思想以及生命观不仅影响着老舍的行为方式,还从多个方面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其塑造出以祁瑞宣、张大哥、赵庠琛等为代表的带有典型儒家文化色彩的人物形象.其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还唤起了老舍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创作出大量激发爱国斗志与弘扬民族精神的佳作.此外,他还在《老舍抗战散文中的文化心理透视》[55]中,总结了老舍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散文作品,从中提炼出老舍在特殊时期内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心理,展现出老舍浓浓的爱国之情与对民族复兴的追寻.岳凯华《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56]一文,着眼于老舍对儒家文化的矛盾态度,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联.吴小美、冯欣《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57]一文,全面分析了剧作《大地龙蛇》中所体现出的老舍的文化思想,指出这是一部“理念化”的“受命文学”作品,文章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开掘出研究该剧的价值所在.关纪新《老舍,一位文化巨子的伦理站位》[58]一文,探求了老舍对伦理道德以及民族精神文化的追寻,发现其思考的维度十分广泛,关乎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论述了老舍作为一位文化巨子的伦理站位.周丽娜《〈二马〉的文化新解》[59]一文,从不同文化的不同层面解读了老舍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英文化的矛盾性、复杂性,阐释了老舍是如何将自己对中英两种文化的不同态度与理解应用于《二马》的创作当中去的,用全新的眼光透视了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指出需用一种科学的理性认知去看待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张菊玲《阅读老舍,记住曾被遮掩的民族历史文化》[60]一文,将老舍的创作视为一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记录了老北京独特的满族文化与历史文化.此外,关于老舍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陈红旗《都市体验,革命叙事与老舍的文化选择》[61]、曹金合《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62]、李惠《茶馆对世情人生的隐喻——由话剧〈茶馆〉看老北京茶文化的兴衰》[63]、关纪新《中华精神文化的批判与重构——“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64]、《多重文化场域中的老舍》[65]、黄伟林《潜入民族文化深水区,探究文学多样性——从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问题》[66]、陈建宁《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67]、林朝霞《从〈骆驼祥子〉看老舍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68]、胡登全《重庆1938—1946:老舍的文化分水岭》[69]、陈夫龙《转化与再造:老舍对侠文化的改造思路》[70]、马丽蓉《论老舍的伊斯兰文化情怀》[71]等.
四、创作及作品研究
老舍先生是一位多产作家,其文学作品形式多样,体裁众多,富有独到的创作视角与特色.近年来,学术界对老舍创作的研究有增无减,挖掘出其创作的重要意义与更为深层次的内涵.
杨剑龙《新诗遇到了抗战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72]一文,论述了老舍在抗战期间新诗创作的特征,作者认为“老舍将抗战看作是其新诗创作千载难遇的机会”[72].这些新诗的创作情感丰富、通俗易懂,饱含着作者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孙洁在《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隐现》[73]一文中,分析了老舍创作在新中国时期所体现的“北京”元素,探析了老舍的创作三次回归北京的缘由.石兴泽《从保留到皈依：老舍思想理论和创作追求与社会主义文学思潮》[74]一文,论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梳理了从保留到皈依的过程及其间的复杂关系.杨春时《老舍创作的多向性——现实主义、启蒙主义与革命古典主义》[75]一文,深度剖析了在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老舍的多种创作方向,其中包括现实主义、启蒙主义及革命古典主义等,阐明了每种创作方向所要表达的主题,并结合相关作品加以例证.于昊燕《老舍在昆明、大理的经历与创作》[76]一文,介绍了老舍在昆明和大理期间的一系列活动,详细解读了其在云南的经历与话剧《大地龙蛇》的诞生之间的联系,指出老舍在云南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对云南的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凤媛《“茶馆”重塑与老舍1949年后的创作》[77]一文,重点探讨了老舍1949年以后的创作,在社会由“老北京”转型至“社会主义新北京”的大背景下,探究老舍先生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陈涛在《老舍文学作品的创作特色研究》[78]中总结了老舍文学作品的特色,即创作视角的多元化,文字幽默通俗,善用隐喻与悲剧化处理等.此外,关于老舍创作研究的成果还有李遇春《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79]、张娴《老舍文学创作启蒙思想辩证》[80]等.
近年来,对老舍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和戏剧这两大领域,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经典作品仍吸引着学术界的目光,特别是着重对这些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研究,专家学者尝试用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去解读,赋予了作品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小说研究
2016年是《骆驼祥子》创作发表八十周年,与此同时,掀起了一股研究《骆驼祥子》的热潮.张丽军《“恋身”、“”、“洗身”与“毁身”——论祥子身体的自恋与毁灭》[81]、狄昌超《从平民视角看人生悲喜的典范之作——再读〈骆驼祥子〉有感》[82]、江腊生《〈骆驼祥子〉的还原性阐释》[83]、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84]、孟庆澍《“反成长”、罪的观念与个人主义——重读〈骆驼祥子〉》[85]、白志坚《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堕落——骆驼祥子形象分析》[86]等文,从祥子这个个体的视角出发,探寻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等问题及其与整个社会大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生存的思索,力图从一个更新的角度解读祥子这个个人.还有,关于《骆驼祥子》各种译本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例如金洁吴平《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87]、孙会军《〈骆驼祥子〉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88]、孙会军于海阔《从〈骆驼祥子〉英译本对引语模式的处理看小说风格的再现》[89]、黄立波《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探讨——以〈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人称代词主语和叙事视角转换为例》[90]、《〈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91]、孔令云《〈骆驼祥子〉英译本校评》[92]等文,对《骆驼祥子》的各种译本进行研究,比较了各种译本之间的不同之处,从侧面反映出了《骆驼祥子》的海外传播状况.
除《骆驼祥子》外,《四世同堂》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吴小美《抗战时期长篇小说中的〈四世同堂〉》[93],讨论了《四世同堂》的创作特色及其在整个抗战时期长篇小说中的地位,认为《四世同堂》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颇高.江腊生《〈四世同堂〉中的生活形态解读》[94],对抗日战争中北平人民的生活形态进行解读,从家庭生活、国家存在与个人享乐等世俗生活的层面出发,写出了老舍在这部作品中对战争、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朴希亘《论北京曲剧〈四世同堂〉对原著的改编创新》[95],探讨了北京曲剧版《四世同堂》对原著的继承和创新,通过这种新的形式,这部小说有了更新的表现形式.此外,研究《四世同堂》的学术成果还有魏韶华《〈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96]、魏韶华刘红涛《浦爱德的“怪英文”对老舍〈四世同堂〉英译的独特影响》[97]、史承钧《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政府抗战》[98]、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99]等.
（二）戏剧与抗战文学研究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掀起了对老舍抗战时期创作的研究热潮,老舍与抗战文学的主题成为研究热点,这集中体现在对其戏剧创作的研究上.
王本朝在《论抗战时期老舍的戏剧创作》[100]中认为,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实验及其所积累的学习成果,对其今后的戏剧创作意义重大.这体现出老舍对抗战文艺、战争以及自己的作家身份的认识,也体现出老舍在戏剧创作上的矛盾处境.梅启波《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101]一文,指出抗日战争是老舍戏剧创作中的重要转折点,使他从一位小说家转变成充满人民性的戏剧家,这也是作者眼中老舍的两个形象.文中探讨了老舍在这两个时期内过渡、转变的过程,认为老舍是长期为人民创作的“人民艺术家”,其抗战戏剧的创作是具有“人民性”这一大特点的.梅启波《老舍抗战戏剧刍议》[102],总结了老舍抗战戏剧的三大特性,即时代性、人民性与实验性.老舍先生在戏剧的创作中不断探索、创新、融贯中西,为其今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李卉《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103],总结了老舍在重庆时期对抗战题材戏剧的创作状况,分析了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与思想特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对老舍今后的戏剧创作意义重大.2006—2016年,研究老舍戏剧的学术成果还有翟瑞青《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由〈老舍书信集〉谈老舍缘何走上戏剧创作之路》[104]、王俊虎《都市风情线与世态风俗画——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三》[105]、杨迎平《〈茶馆〉:“驰骋古今,综合中外”的戏剧艺术——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106]、董克林《从“第一次”到戏剧大师——老舍的戏剧艺术实践分析》[107]、陈军《论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型》[108]、梅琳王本朝《老舍〈残雾〉的创作、演出与论争》[109]等.
此外,老舍与抗战文学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大热点.关纪新《老舍抗战观扼要》[110],总结了老舍先生抗战观中的几个基本点,指出老舍在其抗战观中所表明的倾向与态度.老舍的抗战观是与民族观及人文背景密切相关的,他的主张根据对象的不同也就不一样,这同时也反映出老舍先生的精神世界.谢昭新《老舍抗战散文中的文化心理透视》[55],深度分析了老舍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散文,从中透视了老舍的抗战文化心理与生命精神,总结了其抗战文化心理的四个层面.杨剑龙在《新诗遇到了抗战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72]一文中写到,抗战是老舍新诗创作的重要时期,老舍创作的新诗也是抗日战争的记录.文中就老舍新诗的倾向、形式与追求等问题展开论述,也提及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卢军在《从文协“会务报告”看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111]一文中,以“会务报告”为切入点,探析老舍在整个“文协”活动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及对抗战文艺的贡献.有关老舍与抗战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还有史承钧《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政府抗战》[112]、孙洁《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113]、刘东方《老舍〈丈夫去当兵〉与抗战歌诗》[114]、李卉《老舍重庆时期抗战小说论》[115]、傅光明《抗战中的老舍:“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26]、刘涛《老舍抗战佚文考》[116]、陈建宁《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67]、傅晓燕《在时代规范与艺术诉求之间——论老舍与曹禺抗战时期的创作转型》[117]等.
老舍研究无疑是向前推动的,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这些意见从总体上距离老舍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很远.比如,老舍与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文化、哲学等的关系研究尚未全面展开；老舍与中国传统的复杂关系也缺乏集中的探讨.这些都需要在纵横交叉的维度上对老舍进行解读,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老舍”及其“老舍世界”.
老舍是具有世界视野的世界性作家,对老舍及其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在这一时期有所涉及,但是,还远远不够.增林《方兴未艾的域外老舍热》[118]一文,总结了众多海外国家的文学界对老舍及其作品的研读状况,因老舍有着国外的生活经历,所以其作品也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域外一直保持着研究老舍的热潮.白杨《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119],总结了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历程并叙述了对其建国后作品的研究情况,从写作风格、普世意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发扬、政治环境等四个方面解释了老舍作品在俄罗斯广受欢迎的原因,论述了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状况.李逸津《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老舍研究》[120],介绍了苏联汉学界对老舍创作的译介与研究状况,俄罗斯汉学家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老舍作品翻译与研究工作.文中详细介绍了学者Ａ·罗季奥诺夫的学术成果《老舍与中国20中的国民性问题》[121]以及沃斯克列辛斯基等学者所编辑出版的老舍作品集.张曼李永宁《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122],对自1944年以来老舍作品在美国的翻译、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在与国内同时期研究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特点.高方《试析法兰西棱镜中老舍的多重形象》[123]一文,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呈现的多重形象进行揭示与原因分析,衡量了老舍作品在异域的价值.此外,相关学术成果还有李澜雪《“双重目光”下的求真译作——评程抱一、程艾兰的法译本〈骆驼祥子〉》[124]、娄晓凯《老舍小说的本土立场及其翻译的异域化倾向》[125]、石兴泽石小寒《中国与苏联老舍批评研究的历史检讨》[126]、谢淼《〈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127]、孟庆澍《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骆驼祥子〉在美国（1945-1946）》[128]、陈谊《施译〈骆驼祥子〉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129]、叶林果《老舍文学作品的英译概述》[130]、高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历程与选择因素》[131]等.老舍研究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的加盟,需要对老舍研究进行跨文化、跨国别的联合协作.
以往我们更多的是把老舍置于19世纪世界文学的视域中来认识,那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可是,老舍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开始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的,那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新时代.老舍明确提到的如文学的康拉德、劳伦斯、亨利·詹姆斯,心理学的弗洛伊德,哲学的叔本华.这些都与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关联性,不对老舍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行研究,认识不到老舍文学的现代主义成分,对老舍的整体性认识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还有老舍的文艺思想研究,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展开,作为一个作家,老舍还积极进行文学批评活动,在大学讲授文学概论并有完整讲义存世,他还写有大量美术评论,这些都可以放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去研究.另外,老舍作为文学作品在被改编成各种影视及舞台作品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他活在当下,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我们的同代人.而老舍研究日渐学院化的同时,选题也越来越技术化,而如果脱离了老舍与当代文学、文化和生活的密切联系,老舍研究就会失去与当代的对话,失去人文学术的源头活水.
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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