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倡导简洁文风、力戒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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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倡导简洁文风、力戒形式主义的躬行者.这从他写于1950年11月3日、1951年5月13日、1951年5月29日的三次批示中,就可以看出.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请审定.阅后于11月3日致信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所颁‘人民法院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他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1951年5月13日,又在《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第一处清理反革命案专题报告》上批示：“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同年5月,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计划出会刊,准备登载在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人员将讲话记录稿送请修改.5月29日,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主任胡光：“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他还对自己的讲话如何处理作出说明：“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反对形式主义、文山会海,主张写短文说短话,深受的欣赏.曾赞叹说：“看的报告好像吃
葫芦.”
（黄艳摘编自《伟人的足迹：档案背后的故事》,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曾珺、孔昕/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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