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作为公众传播媒介的乒乓球运动》
本文是乒乓球运动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公众传播媒介和乒乓球运动和媒介方面论文范文检索。
□刘宗雨
【摘 要】在全球化时代,公众传播勃兴.乒乓球作为一种公众传播媒介,其自身的机理亟待重新被认知和发现.乒乓球从“信息传递媒介”走向“成果媒介”并以“媒介／形式”面目出现成为一种独特的公众传播媒介,作为公众交流媒介的乒乓球建构了独特的乒乓球文化传播图景.
【关键词】公众传播；乒乓球；乒乓外交
在技术进步、跨国组织发展、经济一体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信息传播具有了全球的维度.在此背景下,公众传播走入了日常生活,各种媒介开始介入公众传播并发挥自身的效用,有效地扩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一张处在不断扩张中的公众传播图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乒乓球作为一种公众传播媒介,其自身的机理亟待重新被认知并得到重视.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曾指出,传播媒介具有社会复杂性,包含了多个维度：一是技术维度上的“信息传递媒介”(dissemination media)概念,二是“成果媒介”或者“通过符号而一般化了的传播媒介”,三是作为“媒介/形式”(medium/form)的面目出现.［1］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对作为公众传播媒介的乒乓球运动进行论述和展开分析,具体论述乒乓球是如何从“信息传递媒介”走向“成果媒介”,并以“媒介／形式”的面目出现,进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公众传播媒介.
一、从一项运动到一种媒介
乒乓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的属性是其成为“信息传递媒介”的基础.从技术维度看,乒乓球媒介本身是通过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赛事的转播等传布开来,以一种具有技术含量的运动方式发挥吸引力和运动魅力,吸引人们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乒乓球运动已经具备了初始的媒介属性了.
这种初始的媒介属性创造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文化意义传递与情感交流的运动情境.在乒乓球桌的两端,可能参与运动的双方没有深交、不熟悉甚至陌生,来自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然而,在乒乓球桌上,在共同的乒乓球运动游戏规则的约束下,一场运动下来,乒乓球运动参与双方的个人风格、态度、个性等在球来球往的交流与传播中也显露出来,双方也就熟悉起来.乒乓球作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与交流途径,发挥着“媒介”的作用.这种媒介作用,在于乒乓球提供了一种运动、交流的传播情境——“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情境会形成符号本身所不具有的新意义,并对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制约”［2］.
乒乓球进行的空间的多样性也造成了传播情境的复杂性,乒乓球运动相对于篮球和足球这样活动空间较大的体育运动项目而言,其运动空间是在一个较近的亲密空间中进行的小球类竞技,标准的乒乓球桌长2.74米、宽1.525米——而这也是乒乓球球体运动的主要空间.这种空间距离是爱德华·霍尔所言的“社交距离”［3］范围.这样的社交距离之中的竞技可能也会很激烈,但是其释放出来的更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过程重于结果”“交流重于结果”等善意的交流价值.同时,作为特殊运动情境的乒乓球运动,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近距离观察、接触的机会.
二、从“成果媒介”到公众传播
作为初始媒介的乒乓球运动在符号化过程中也会以“成果媒介”的面目出现.作为一种现代体育竞技赛事,乒乓球比赛及相关的内容又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内容,在二次传播中将传播内容扩散到更广的地域和文化中去.在成果媒介层面,乒乓球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充当着象征意义的承载物.在此基础上,乒乓球被赋予了象征的意义,其意义与具体的语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熟悉这个传统,很可能就会对这个传播情境忽视,在读解过程中难以把握住其内涵,同情性理解也就无从谈起了.乒乓球的这种象征意义同乒乓球的文化属性密切相关.在成果媒介层面,乒乓球更多是以文化形态面目出现.
“文化”有多种含义：一是含耕种之意,二是含居住之意,三是含练习之意,四是含留心和注意之意,五是含敬神之意.［4］文化的第一个含义与“撒播”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撒播,是一种同农业生产进行的类比,强调的是广泛播种,传播的单向性.撒播的状态很像当下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上传播的情形,在单向的撒播中传向那些特定喜爱的人.第三个含义和乒乓球运动本身特点密切相关——作为一项现代的、具有技术性质的体育运动,熟能生巧,乒乓球选手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掌握更高级的技术.从第四个意义看,乒乓球选手是根据球的运动轨迹进行反应,将注意力放在球的运动轨迹上,并对此作出判断以决定如何反应.与第五个含义相联系的是,现代大型的乒乓球赛事担负着部分传统意义上重大仪式的功能,那些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在竞赛中卫冕、取得荣耀,受到爱好者的崇拜,颇具有在该运动领域造神的特点.围绕乒乓球运动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使得这项运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与传播实践中被象征化了,被赋予了丰厚的文化意义,并上升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在精神文化层面,最典型的便是乒乓球的技术制度.乒乓球的技术制度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37年,乒乓球比赛在时间上和球网区别开来,以增加进攻性和观赏性,同时,乒乓球在项目设置上也逐步走向完整.技术制度的演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也赋予了乒乓球运动更多的文化意义.
在这样的过程中,乒乓球本身作为成果媒介所积累的文化资本越来越丰富,逐步具有了某种“媒介／形式”的功能.在中美著名的“乒乓外交”之中,乒乓球运动便发挥着“媒介／形式”的作用,将冷战时原本处于敌对态势的双方拉到了乒乓球桌前,这种更为亲密的距离使双方重新在和平友好的情境下认识对方,确定是否进一步接触.当时,中美双方正处于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如何打破此前的战略敌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乒乓球运动创造了恰到好处的机会.而这种更具私密性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中美在外交战略上的小心试探与相互接触的意愿.在那个年代,乒乓球运动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中少有的几个对外传播的渠道.
田培良在《乒乓外交始末》一书中详尽描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当时参加比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利用间歇之机,赠送杭州织锦给美国队,委婉传达了主席邀请美国队的意思,并且邀访成功.乒乓球、乒乓球运动、乒乓球运动员三者的特点在乒乓外交实现过程中被充分利用,成为“人民外交”的重要媒介.毋庸置疑,乒乓球将两个曾经对立的国家再次联系起来,在中美邦交正常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成了冷战中中美两个国家的接触与联系.而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经验也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供了参考.［5］
选择乒乓球这种媒介作为打开外交僵局的手段和渠道,更大的原因便在于其中的传播隐喻：中美两个国家尽管差异很大,而且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但是依然能够找到乒乓球这个共识、共同点,乒乓球运动作为双方求同存异中最大的共同价值符号被充分利用,通过乒乓球传递出“求同存异”“从小做起”“小球推动大球”的传播意义.此后这种意义在对外交流中被延续和传承下来.
后冷战时代,乒乓外交的精神以及乒乓球运动在公民外交、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被重新重视起来.公众传播强调的公众传播的主体性,公众作为主体是传播的旨趣所在.在社会中,大众媒体应该满足的是公众传播的需求,满足政治所必须的公众舆论的生产.然而,在大众传播时代,单向的、撒播式的传播特点被商业利益、政治权力绑架,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媒介成为权力的媒介,公众传播的需求经常处于缺失状态.
公众传播理念的出现,是对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那种实践状况的反拨.乒乓球的那种形式上反操纵、反宣传的“对话”“交流”“竞技”的交流形态又暗合了公众对自由交流、交流的心理需求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符合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因而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公众传播的媒介.乒乓球运动的精神内涵恰恰符合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内在理念,即对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的强调.即便是敌对的双方,乒乓球运动也给彼此提供了一个传播交流的契机,为公众活动目的的实现、彼此感情的增进提供了机会.通过乒乓球,使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在社交过程中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并展开更深入的交流.
从公众传播的视角来看,乒乓外交的历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虽然乒乓球是小球,但和民间交往、公民交往发于微端,却意义重大.专注、执着、坚持是乒乓球运动在公众领域取得的共识性价值认知.在公众传播中,一场完美的乒乓球运动,需要双方的彼此协调和配合,而不仅仅是其中一方的实力展现.同样,在广泛的社会互动中,协调合作是社会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所必需的要素,而这在乒乓球运动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在比赛的几个小时内被实践得淋漓尽致.
三、乒乓球的公众传播媒介实现机制
首先,乒乓球作为公众传播媒介,是以与国家、民族、文化等密切相连的个体参与为前提的.乒乓球运动本身是一项二人或四人运动,球台的两边是比赛的选手,这符合最基本的传播模式——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模式.而参与乒乓球运动的主体本身的肤色、代表的民族、身份等传递出更具有文化内涵和代表性的信息,比赛双方承担着通过乒乓球运动传递文化意蕴的使命——尽管在乒乓球桌上较量的是两个人或四个人,是通过乒乓球运动这种形态进行传播,但背后却是无数人通过观看参与其中,是两个人或四个人所代表的民族和文化在交流和沟通.这样一来,乒乓球实际上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一项运动,更是以乒乓球运动为媒介的体育文化的交流.乒乓球桌上的双方都试图通过乒乓球传递自身文化的特质,在球来球往的过程中进行交流和较劲,在公平的竞技规则下,比赛参与双方都试图通过最后公平的竞争来证明自身的水平和能力.
其次,乒乓球作为公众传播媒介,还充当着所谓“元媒介”的角色.所谓元媒介,是指最初交流传播的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育交往形式,它对文化意义的建构离不开其他形式的媒介.在大众传播时代,乒乓球比赛是作为转播和报道的常规内容出现的.一方面是媒体出于迎合人们对乒乓球热爱、提供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乒乓球作为一种群众性运动普及之后,本身便蕴含了更多的商业价值,这种商业价值也是美国积极同英国争夺乒乓球发源地的原因所在,其中渗透了体育商品提供商自身的利益.
在公众传播的时代,乒乓球在传播中的路径更加多元化.除了体现媒体主导性以及商业价值的大众传播外,还有体现公众主体性的公众传播形式——很多时候是在新媒体平台上完成的.在自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介广泛使用的今天,新媒体给公众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公众传播代表着另外一种信息方式——即公众是主动的,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爱好和关注点来关注、传播信息.新媒体技术则将这种关注与交流表现了出来.公众传播中,体育是被公众广泛接受和喜爱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公众交往的一般等价物.在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使得乒乓球领域的领军人物家喻户晓.相对于足球、篮球等烧钱的大球运动,乒乓球作为一项平动,虽然视觉效果不如大球那么富有竞争性,过程也没有那么戏剧性,却是中国当下集体荣誉感的重要来源.众多的乒乓球世界冠军也广为人知,大魔王张怡宁竞技时候的表情被网友做成表情包在网络上广受追捧.公众在平时日常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会传播乒乓球方面的讯息,乃至发布相关的评论,寄托某种情感.尤其在体育重大事件出现之际,乒乓球往往也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在中国足球新的政策出台之际,乒乓球发展的相关经验便成了足球的参照,成为社交媒体讨论的一个话题,并影响了最终政策.
再次,作为公众传播媒介的乒乓球,是一种具有高度情境投射性质的运动形式.在乒乓球传播中,影像或者图片等能够将乒乓球运动现场中的具体情境反映出来,现场运动员的神情、态度和动作等都成为观众观看、欣赏以及评论的重要内容.在观看的过程中,现场的观众以及不在现场的公众,都会不同程度地纳入相关的情境中,并通过自身身份、爱好以及认同等将自己想象成为运动场上一方的支持者,投射成为其中一方的运动员,情感与身心随着球起球落的运动状况不断起伏,并通过自身的言语和想象对运动进行个人化解读,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评价等.这种高度情境投射性质的运动形式,使得各种关于乒乓球的报道变得更受欢迎.
最后,作为公众交流媒介的乒乓球建构了独特的乒乓球文化传播图景.尤其在国民社会生活中,乒乓球爱好者分布广泛,这也带来了相关器材的热销,形成独特的乒乓球经济.在运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乒乓球领域独占鳌头,为了促进乒乓球行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开始实行“养狼计划”,大力推动乒乓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普及和发展,相关人才交流与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这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便可见一斑,乒乓球项目参赛172人,中国的“海外军团”共38人,分别代表21个国家同中国6名队员较量.这种人才输出有力地培育了他国公众对乒乓球项目的关注.围绕着器具、产业经济、人才往来、文化等展开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交流,乒乓球作为一种公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也变得广泛起来,功能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葛星.N.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野下的传播、媒介概念和大众媒体［J］.新闻大学,2012(3)：7-20.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0.
［3］霍尔.无声的语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98.
［4］陈由.痛苦的智慧——文化学说发展的轨迹［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35.
［5］田培良.从乒乓外交看民间外交的作用［C］.中日关系史研究,2011.
［6］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9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部）
编校：郑 艳
乒乓球运动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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