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为政治行为的代拟和六朝骈文书写》
该文是代拟类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跟骈文和代拟和六朝相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钟 涛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24）
关键词：六朝骈文；代拟；书写
摘 要：代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写作现象,六朝骈文中存在大量代他人立言的作品.六朝骈文代拟书写是政治和文学的结合.代拟者在进行骈文代拟书写时,既要牢记其代言对象的身份地位,立场和观点,并进行有效的传达,同时,代拟者本身也有主体意识表达的诉求.代拟者主体意识的投入增强了代拟骈文的文学色彩.六朝代拟骈文书写的兴盛,与官制的变化、政治的需要和尚文的风气有密切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037-06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4.006
Dai Ni and Parallel Prose in Six Dynasties as Political Behior
ZHONG 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parallel prose； Dai Ni； writing
Abstract： Dai Ni wa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writ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in Six Dynasties parallel prose that represented others to talk about, showing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behior. In the writing of parallel prose, it was necessary to bear the identity, position and viewpoint of the object of parallel prose in mind, and convey them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writer also had the demand of the express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whose subject consciousness strengthened the literary color of parallel prose. The prosperity of Dai Ni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six dynasti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official system, the need of politics and the style of writings.
代拟作为一种书写现象,广泛存在于古代的诗文写作中.六朝骈文书写代他人立言的现象十分突出.笔者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粗略统计,汉魏六朝各时期文章中,代人立言之文总量约385篇,计约西汉4篇；东汉12篇；三国21篇；晋35篇；宋83篇；齐82篇；梁137篇；陈11篇.汉魏六朝文章领域的代拟写作呈现日渐频繁的趋势,宋齐梁时期数量最多.六朝代拟文大部分都是以骈体形式写作的公私应用文,书写这些代拟文大多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政治运作的需要而写作,起到政治上的实际操作或舆论导向作用.六朝骈文的代拟书写以富于审美性的骈俪形式装饰政治活动,赋予了政治活动美学魅力,六朝代拟骈文是政治实用性和文学审美性结合的产物.
一
六朝骈文代拟书写大多是文学之士参与的政治活动.就现存资料来看,晋宋齐梁陈几代,有愈来愈多的文人参与到骈文代拟写作中.晋代的骈文代拟写作者有王浑、荀勖、庾冰、朱整、袁豹、温峤、薛莹、苟晞、张悛、刘波、高崧、庾阐等人,宋代则有颜竣、虞通之、谢庄、颜延之、鲍照、王韶之、何承天、傅亮等人,齐代有褚渊、刘绘、庾臬之、庾弘远、王融、孔稚圭、谢朓等人,梁代有江革、王僧儒、刘潜、朱异、黄士龙、王伟、萧子范、吴均、刘孝绰、刘孝威、萧纲、萧绎、沈约、江淹、任昉、陆倕、丘迟、何逊、王筠、庾肩吾、任孝恭等人,陈代则有徐陵、沈炯等人.代拟骈文的书写者几乎囊括了当时重要的文人.这些人通常是先以文学知名,获得政治地位后,在其政治生涯中不断进行公文代拟书写.如任昉,史载：“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譹?訛.宋齐时任昉为官多是文书工作职责的主簿、记室参军等；到了梁代,任昉仕途上升明显,出为黄门侍郎、吏部尚书等重要职位,但是仍以本官掌著作,代拟各类政治公文.再如沈约,初入仕时也是先任记室参军等,后又为歩兵校尉、掌书记.建梁后,则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仆射,主选官之事,而他在建梁后留下来的代拟文,也多是任命官员性质的制类文书,或是其他代梁武帝拟定的政治文书.沈约与任昉一样,文学才能与政治仕途相辅相成,以文学知名,进入仕途,随着仕途的上升,又被委以更多更重要的代拟书写任务.
文人以易代文书来表达对新朝的拥戴并获翼戴之功,是君臣双方及时人均认可的一种政治行为,这种骈文代拟在易代之际的相关政治操作中很具有典型性.在六朝禅让政治语境下,朝代更迭中对民意的舆论操控尤为重要,但“与王莽的利用及操纵民意情况相比较,魏晋南北朝的民意操控也已呈现规范化、程序化的特点.台臣府僚是民意操纵的主角,他们负责筹划、组织、运作民意,而朝臣只是被动地响应与参加表述”?譺?訛.许多文人会主动站到新政权中心来,主动为新的势力写作各种文书.宋齐易代之际,江淹为萧道成了一系列文书,如《萧让太傅相国齐公十郡九锡表》《萧相国让进爵为王第二表》《被百僚敦劝受表》等,无论是代萧道成写让表,还是代百官写劝进文,其性质都是为萧道成谋取皇位作铺垫.再如齐梁易代之际,作为当时文宗,以沈诗任笔著称的沈约和任昉,也是以书写各类代拟骈文,参与到这场政治博弈中.沈约不待萧衍授意,就主动替他写好了易代文书：“高祖命草其事,（沈）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譻?訛.任昉在齐竟陵王西邸时,萧衍就说“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譼?訛,梁台建立后,“禅让文诰,多昉所具”?譽?訛.
文人不仅以骈文代拟行为参与改朝换代的复杂政治博弈,日常的政治活动,各项政治事务的施行,也离不开文人的骈文代拟书写.如刘宋时谢庄代拟了各种文书：《为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又为北中郎谢兼司徒章》《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为东海王让司空表》《为八座太宰夏王表请封禅》《为尚书八座奏封皇子郡王》《为尚书八座奏改封郡长公主》《为朝臣与雍州刺史袁ダ书》《为沈庆之答刘义宣书》.又如任昉也有代同僚友人拟的表章奏请：有代谢恩的,如《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为王金紫谢齐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启》；有代让封的,如《为褚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为王思远让侍中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等；有代乞请的,如《为求刘瓛立馆启》《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等等.再如徐陵有《为始兴王让琅邪二郡太守表》《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武皇帝作相时与北齐广陵城主书》《为陈武帝与周宰相书》《为陈武帝与周冢宰宇文护论边境事书》等等.骈文代拟书写行为中,代拟者、被代人、代拟事由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代拟书写要善取被代人的旨意,充分表达代拟事由,这就对代拟者的写作艺术有更高的要求.不过,尽管六朝骈文代拟书写是具有文学写作才能的政治官员的泛文学活动,但他们的代拟骈文,与他们的诗赋类纯文学写作不同,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
二
代拟写作必然要站在被代人的角度,尽力表达被代人的观点.代拟写作者要时刻牢记为其服务的对象被代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立场观点,但同时,代拟者本身也有主体意识表达的诉求,在政治性代拟骈文中,主体意识首先表现为自身政治观点的表达.在大多数六朝代拟骈文中,作者都能意识到写作中代拟者的身份问题,能站在被代人的立场上,根据代拟人的身份来进行写作,如实表达被代人的观点.成功的代拟文代他人立言,既能反映被代人的政治观点,含蓄婉转地处理政治敏感问题,又能有意识地渗透自己的主张和态度.比如任昉代拟骈文中作为代拟者的意识很强.史载“（王俭）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譾?訛,任昉在代拟写作中身份转换极为妥帖,任昉的多数代拟骈文,做到了代拟者的身份的转换,达成了代拟者和被代者政治观点的统一.如《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是任昉代好友范云所作,表文送达的对象是齐明帝萧鸾.请求立碑的碑主太宰即竟陵王萧子良.范云、任昉都曾是萧子良的座上客,作为 “竟陵八友”的成员受到萧子良的推许.为萧子良立碑,应是范云和任昉的共同心愿,但这篇代拟文书写的背景可谓复杂.萧子良是齐武帝萧赜次子,永明五年封竟陵王,爵位高于西昌侯萧鸾.永明十一年,太子萧长懋卒,武帝立萧昭业为皇太孙.同年武帝病重,诏子良以甲仗入殿侍医药,此时萧子良权力仍在萧鸾之上.《南齐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临终有诏：“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譿?訛,即希望以子良为主,萧鸾为辅共同辅佐新君.又据《南齐书·王融传》载,“世祖疾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上既苏,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讀?訛,王融想拥立萧子良为帝的计划失败,萧鸾借势独揽大权,不久萧子良为此忧惧而死.萧鸾即位后,为巩固政权,大肆杀害齐高帝和武帝的子孙,无一遗类.萧子良生前在士林中影响颇大,又差点被拥立为帝,对此萧鸾一直耿耿于怀.在这种情况下请求为萧子良立碑纪念,确实很难措辞.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说服萧鸾为已故政敌萧子良立碑,成为代拟表文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任昉先从“存树风猷,则没著徽烈”的一般原则入笔?讁?訛,结合引用刘邦、孔子、伊尹等甚至一般官员死后都要树碑立传的史实,说明为竟陵王立碑符合历史传统.既然要请求立碑,就不能不颂扬碑主的功德以说明立碑的必要性,但过多歌颂萧子良的功德势必会触犯萧鸾忌讳,这个分寸很难把握.任昉巧妙地以一句“与存与亡,则义刑社稷”的抽象化概括?輥?輮?訛,把萧子良定位成与社稷共存亡的忠义典范.接着从萧子良的仕履出发,寥寥数语将其职责和政绩一并带过,有意弱化萧子良的政治作为,强化萧子良的文士形象,把萧子良描述成一位醉心艺业的文人,而将其排除在政治圈外,以此来打消萧鸾的顾虑.最后还从民意向背角度出发为立碑增加筹码：“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怀铅笔,瞻彼景山,徒然望慕”?輥?輯?訛,强调萧子良在臣僚、仕女心目也是一个文化人的形象,对萧鸾统治并没有任何威胁.任昉还特别站在被代人范云的立场上,强调了范云和萧子良的关系,抒发范云对萧子良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希望通过立碑来表鉴其心,进一步弱化立碑的政治意义.最后代拟文从礼制的角度,歌颂萧鸾提倡名教、广施皇泽,惠及幽灵的做法,希望立碑能被应允.这篇代拟文理直据实,感情真挚,其巧妙的措辞和委婉的语气足见任昉的用心良苦,代拟书写成功处理了被代人立场和代言事由中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是,代拟文书写中也有代拟者的政治观点和被代者不一致,代拟者的主体意识超过了被代者意志的情况.同样是任昉,在齐代为萧鸾写的《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任昉代拟者的身份和其政治立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虽然任昉严格按照让文的规范书写,但是并未能在代拟文中贯彻被代人萧鸾的真实意图,代拟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并不能为被代人萧鸾接受.文成之后“（萧鸾）恶其辞斥,甚愠,昉由是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輥?輰?訛.让文是官员在被授新职时所作的礼节性辞让文,内容多是谦虚礼让,表示自己不能胜任所授官职.任昉代拟让表以萧鸾口气自谦道“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武皇大渐,实奉话言.虽自见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识量己”?輥?輱?訛.这种自谦自抑的表述,是代拟让文中经常出现的表达定式.如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云： “臣衅等离心,功惭同德.泥首在颜,舆棺未毁.缔构草昧,敢叨天功,狱讼讴歌,示民同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总集,顾己反躬,何以臻此？”?輥?輲?訛再如沈约《为柳世隆让封公表》亦言“臣事逼君亲,理非外奖.实赖朝谟谨肃,宰略遐震,奔鲸上剿,臣何力焉”?輥?輳?訛.这些让文表达的都是才能有限不能胜任之意,被代人并不认为有何不妥.任昉代萧鸾写的《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行文言辞符合让表写作的常规,并无错谬,但萧鸾对该文却极为不满, 原因还在于让表的书写内容与被代人萧鸾潜在的真实政治心态有微妙的冲突.齐明帝萧鸾,早年丧父,被其伯父萧道成收养.萧道成代宋立齐后,封萧鸾为西昌侯.齐武帝萧赜即位后,对萧鸾信赖有加,并授以大权,甚至还在临终时托孤于他.但萧鸾有野心,有意取帝位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萧鸾通过政变掌握了政治大权,废郁林王萧昭业,拥立海陵王萧昭文为傀儡,为自己登上帝位做准备.萧鸾利用在朝廷的政治权势,先令皇帝封自己为宣城郡公,再故作姿态辞让,并让任昉为此代拟辞让之表.萧鸾的真正目的人尽皆知,辞让宣城郡公之封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手段和策略.任昉代拟文中按让表体制规范的常规性言辞表达,在萧鸾看来,都可能具有暗讽的意味,何况代拟人任昉按照让文的文体特点进行书写时,其实还借让文隐晦表达对被废的郁林王的同情,对萧鸾惺惺作态虚伪行径的不满：“虽嗣君弃常,获罪宣德,王室不造,职臣之由.何者？亲则东牟,任惟博陆,徒怀子孟社稷之对,何救昌邑争臣之讥？四海之议,于何逃责？且陵土未干,训誓在耳,家国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谁任其咎？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宁容复徼荣于家耻,宴安于国危？”?輥?輴?訛字面上都是在代萧鸾申诉苦衷,但却言不由衷,字里行间掩藏不住对郁林王的同情和对萧鸾篡夺权力的讽刺.任昉此表作于齐海陵王延兴元年（494）,任昉时年35岁.从16岁被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开始算起,任昉此时已在政坛摸爬滚打了近20年,经历了复杂的宫廷政治变迁,深谙朝廷政治斗争的厉害,对萧鸾的真实想法他应该十分清楚,对写出这种发自肺腑的拟让之作所带来的后果也能预知一二,尽管如此,任昉还是以萧鸾的口吻隐晦地道出自己真实的政治思考.
六朝骈文的代拟书写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代拟者完全不站在被代人的立场写作,表达的也不是被代人的真实想法,但却是典型的代拟书写,代拟效果良好.这种情况在改朝换代之际的骈文代拟书写中比较常见.朝代更迭之际总是会出现大量代拟公文,其中有代新朝势力所写,也有代前朝皇帝或宗室成员所写.在代后者的写作中,代拟者大都不会站在被代者的真实立场上.如易代之际大量出现的九锡文、禅位诏策等,说的大多不是被代者的真心话,但时势已成定局,前朝帝王无力回天.作为代拟文的书写者,与其说是站在被代人立场书写,倒不如说在代新朝势力立言,这些名为代前朝天子而作的文诰,代拟者并没有站在被代者立场,而是站在新朝势力一方.这些代拟骈文的书写者不再需要考虑被代者的利益和感受,这是禅让政治现象给代拟骈文写作带来的变异.作为代拟者的臣子在拥有权力后掌握了话语权,因此不需要考虑被代人的立场,这种上行文语体和下行文语体的书写错位,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三
六朝骈文代拟书写涉及广泛社会生活面,上至庙堂之制,下及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不过,无论何种代拟书写缘由和场合,内容都无外乎陈政事或诉衷情,大都是具有政治功用性质的应用文,是处理政治事务、传达政治意愿的表述载体,具备实际的政治功用.然而,代拟是假托他人的口吻来写作,代拟者要根据被代人身份和立场,以及所处情境等因素,融入自己的写作风格,来叙述所代事由.代拟文表达的是被代人而不是书写者的思想感情,代拟文要写得既自然真切,又具有艺术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朝代拟骈文作为一种政治书写,其文学审美性的获得,源于其以骈俪的形式来进行实用文书写所具有的语言艺术之美.张融在《海赋序》说“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輥?輵?訛.文为“言之业”,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骈词俪藻和使典用事等代拟骈文的语言形式,无论堆砌还是自然融化,质朴还是绮靡华丽,都是代拟者为叙述事由,抒发情感寻找的表现形式.正是这种有情感意味的形式,使政治实用文具有了审美性.代拟文的审美追求与文章写作骈俪之风的盛行相一致,六朝诏策书令、奏议章表、铭箴哀诔等应用性文体代拟写作中,普遍强调行文的整伤、文辞的优美、用典的精工、声律的和谐.如朝代更迭前后的代拟文书写形式的变化,就体现了六朝代拟文的审美化发展.以禅位诏策为例,汉魏之际,文章还比较简短,句子也并不规整,文义也比较简单,如卫觊《为汉帝禅位魏王诏》,以散体行文,基本没有藻饰和用典.而到两晋南朝,此类文章变成长篇大论,并且句式规整,偶句倍出,用典繁缛.如任昉《进梁公爵为王诏》《禅位梁王策》等均是长篇巨制的骈文.
六朝时期出现骈文代拟书写者身份与文学家身份合一的现象,著名文人参与到公文代拟中,必然会导致代拟骈文文学性增强.比如傅亮,既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又是晋宋之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代拟骈文写作,就不仅具备政治功用,亦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他为刘裕写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等,均被收入萧统《文选》中.这些代拟作品文质兼备,文采斐然,受到后人称赞,认为有“金玉之声,风云之气”?輥?輶?訛, “质直详尽”?輥?輷?訛, “叙致曲折,复曰遒紧,季友章表,故有专长,犹有东汉风味”?輦?輮?訛,充分肯定这些代拟文的文学性.以文学家身份代拟骈体公文,在具有实际功效的公文中主动加入文学上的关照,是具备文人身份性质的代拟者加强代拟作品文学色彩的突出体现.江淹的代拟骈文就表现出这种文学气质.江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輦?輯?訛,及至为官,为不少官员代拟过骈体文书.在江淹这种“留情于文章”的官员手中,代拟骈文的文学意味浓厚.如其《建平王拜右军将军、荆州刺史章》《建平王庆少帝登祚章》《建平王庆王太后正位章》等代拟之作都很有文学色彩：“上书皇帝陛下：伏承肇嗣天震,云飞璇极.戎夏归服,民灵以戴.臣闻：黄旗纡藻,瑞益于姬帝；紫云垂盖,效异于刘后.实乃深赐天衷,广映祗迹.伏惟陛下,骞英笃圣,涵灵纵睿,矩心明裁,绳道喆时,遥裔洛符,杂沓河纪.是以膺符宝宫,辑命珍殿；谊洗云密,德徽妫夏.浚发鸿原,长缔伟业.方绚声金图,腾华玉历；波掩下氓,炎躔上汉.臣浴莩缔宠,诚兼亲屏.礼升之日,守官楚甸.不获勉躬储外,奉颛行间；魂泣江郊,心泫京国.不任悲仰哽慰之情”（《建平王庆少帝登祚章》）?輦?輰?訛.虽是官场应用文,表达的也是程式化的颂圣情感,但文辞优美,极富美文特质,与他的诗赋创作的风格相近,是江淹文学才能在代拟骈体公文中的主动表达.
六朝时期代拟书写事由的增加,代拟范围的扩大,也增强了代拟骈文的文学性.随着六朝代拟公文种类和范围的拓展,代拟骈体公文追求形式美的趋势更为明显.启文的代拟写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启是间于表奏之间的一种比较灵活的公文体裁,主要还是用于实际的政治事务中,“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輦?輱?訛.启文既可“陈政言事”,又可“让爵谢恩”,启文书写既可能是上启者自己,也有一部分是别人代拟.江淹在建平王府,为建平王了大量的谢启,如《建平王谢赐石砚等启》《建平王谢玉环刀等启》《建平王庆改号启》《建平王让镇南徐州刺史启》等,代拟的既有政治意义浓厚的庆改元、让官启,也有并无多少政治意义的谢物启.其他如丘迟《为范云谢示毛龟启》,刘潜《为王仪同谢国姻启》《晋安王谢赐玉环刀启》《为王仪同谢宅启》《为武陵王谢赐第启》《为晋安王谢赐鹅鸭启》,刘孝威《为皇太子谢敕赍功德马启》等等,这些代拟启文,虽然代拟者和被代人都有一定政治身份,书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大都不是庙堂之制,而可称为指事言情之作,请人代拟审美的考虑大于政治的考量,代拟写作的性质,也是审美的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在六朝后期部分文人的骈文代拟写作中,政治意味削弱,审美意味增强的趋势十分明显.而如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庾信《为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伏知道《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之类的代拟骈文,完全消解了代拟书写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文人书写的一种新模式,也使以政治应用文为主的代拟骈文书写,与诗歌等文学写作中的拟代现象具有了相通之处.
四
六朝代拟骈文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数代拟骈文都出自官员之手,代拟书写与官员所任职官有关,官制的变化促进代拟写作,刺激了代拟骈文的发展.六朝时期呈现出政局多变的历史态势,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中都有文书写作的必要.同时,六朝的尚文风气,使人们不仅要在诗赋创作中展现文采,也要在代拟写作中追求美感,自然也扩大了代拟骈文的范围.
六朝时期和地方相关职官性质和制度的变化与骈文代拟书写现象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尚书台逐步取代三公,并架空诸卿,成为国家决策和施行合一的最高机构,出纳王命是尚书的重要职责之一,代拟文书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六朝时期许多骈文代拟者都担任过尚书令、尚书仆射之类官职.尚书机构发展到后来,行政工作增多,不再负责具体文书写作,这一工作就落到侍中、中书等官员身上.代拟骈文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是以侍中、中书的身份来进行代拟书写的.随着权力增大,侍中也不再负责文书写作.于是设置秘书机构,专门负责诏书起草,后又从秘书机构中分出中书省,“中书为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輦?輲?訛.中书省的官员,除中书监、令之外,还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有这类头衔的官员大都有起草文书的职责,如南朝两位骈体公文大家傅亮和褚渊都曾做过中书令,都在担任中书类官职时代拟过骈体公文.除一级相关职官与代拟书写关系密切外,皇子和高官幕府中,地方机构中设置的记室、记室参军、主簿这类职官也促进了代拟书写的发展.南朝宗王出镇制度,造成了幕府代拟书写盛行的现象.皇子年幼出镇,没有能力亲自管理地方事务,只能委事于府佐,相关的文书工作则委任于文吏.南朝的许多文士,都担任过藩王幕僚,如谢庄,“初为始兴王浚后军法曹行参军,转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又转随王诞后军谘议,并领记室”?輦?輳?訛.范云,“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转补征北南郡王刑狱参军事,领主簿如故,迁尚书殿中郎.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参军事”?輦?輴?訛.这些文士在王府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代拟书写.除因官位职责的代拟书写外,各类政治活动也直接催生代拟书写.如六朝朝代更迭频繁,易代前后,各种重要场合使用的文书,都需要专人用华美典雅的骈文来书写,这些人或是当时文宗,或是篡位者能文的亲信.六朝多数时间朝廷都内乱不断,权力核心转换频繁,这些政治斗争中,代拟书写的现象也很突出.如谢晦辅佐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却被文帝猜忌,谢晦令其记室何承天代拟文书,呈上自理,希求免祸.傅亮《为刘毅军败自解表》、庾弘远《为陈显达与朝贵书》等,都是朝廷政争中的代拟书写.
崇尚文学是六朝的时代风气,公文写作虽然注重实用性,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受到影响.尚文风气下普遍追求公文的形式美,公文书写不注重简朴实用,而是追求华丽典雅.公文往往被委于长于文辞之人,用骈体文形式来写作,这种情况下,骈文代拟现象自然大盛,许多原先没有代拟书写的公文种类,也出现了代拟写作的现象.为追求审美性而将公文委任他人,进一步扩大了骈文代拟书写的范围.
总之,骈文代拟是六朝广泛存在的书写现象.六朝骈文代拟书写主要是一种政治行为,反映的是被代人的政治意志,但即便骈文代拟书写中有种种限制,依然也有代拟者主体意识表达的空间.而正是由于代拟者的自我意识和审美追求,六朝代拟骈文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学色彩.
注 释：
①③④⑤?輥?輰?訛?輦?輴?訛（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253页,第234页,第253页,第253页,第253页,第230页.
②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
⑥?輦?輯?訛（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2页,第1447页.
⑦⑧?輥?輵?訛（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1页,第823页,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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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绍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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