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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论文范文数据库 与中国水神崇拜的流播和国家认同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国家范文 类别:开题报告 2024-01-29

《中国水神崇拜的流播和国家认同》

本文是关于国家论文范例跟水神和流播和国家认同相关论文范例。

罗美洁[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长江流域水文化研究”(S201742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川江与荆江流域水利史研究”(12YJC770041).

作者简介:罗美洁(1983-),女,江苏泗洪人,三峡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讲师、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三峡和鄂西水利史、水利旅游.]

(三峡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重视水利,衍生出了多样化的水神崇拜,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对地方水神给予加封并推广,推动了水神崇拜由地方性向全国性的流播.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关键词:水神崇拜;流播;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I27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3-0001-05

水神崇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伴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而发生着变化,彼此交融.水(龙)神崇拜的不断流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一、农业立国与水文化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淮南子》曰:“,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1]114在今天看来,其“土”当是华夏族所居平原之地,以农耕为主,对土地依赖很大,其兽黄龙,即以龙为其图腾.该区域以农耕为主,是因为其有广袤的平原,且有众多的河流,尤其如黄河、海河、原济水、渭水、淮河、汾水等河流流经其间,或注入其间.故有所谓“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2]114

中国在春秋战国即出现了华夏认同,在这种认同过程中,“许多地方原流行的‘弟兄祖先故事’成为乡野传说,或被根本遗忘,或者人们记忆中的这些始祖‘弟兄’随一个由南京、江西、湖广或河南来的‘父亲’迁于此地.”[3]218华夏农耕文明对周边其他地方的影响,不仅仅是带来了中原农耕方式,也带来了与水相关的水文化,中国地域中的水文化并不似祖先传说容易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顽强的流传下来,甚至得到推广.中国古代向来重农抑商,重视农耕,农业重视水利,于是 “水”之哲理也出现在国家治理中,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一则,要尊重水之本体,水来自自然,无水万物不生;二则,需要用水,农业发展需要非常重视水利;三则,处理国家君王与人民关系要似水, “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民重君轻,以“水”为本;四则,统治者要有水的气度,上善若水,统治者要包容天下;五则,对外及其周边“四夷”要用水一般的仁义怀柔之;六则,陆上用马,水上用舟,南北治理同而有异.

农耕文明需要风调雨顺,需要统一调配水资源,尤其重视水利事业,故有“治水安邦”之说.美国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指出:“在合理地研究各种重要思想的时候,就像控制洪水一样,保护性的和生产性的行动应该是同时进行的.”[4]435中国就是一个治水社会,这种重视水利,必然在政治上产生专制主义.就中国广大地域而言,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确实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协调水资源调配和预防洪涝灾害.故能治水的大禹亦或能调风雨的龙王,便演绎成为了水神,得到了人们的祭祀.

而王朝派到边地的李冰、马援、赛典赤等人将水利带到边地,助边地发展,他们死后成为地方保护神,被尊为水神,逐渐流传到内地,得到国家的认同,直至敕封为王为神,最终纳入多元一体的水神崇拜整体信仰中去.

二、水文化主体性的拓展:以龙治水

水利为农业命脉,《都江堰灵异记》指出:“益州古称天府,所恃水利耳.”[5]769司水之龙王,也是农业必须,国家非常重视龙王的祭祀,黄河流域的河伯变成龙王后,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和流播.“正是国家祭祀使金龙四大王成为正祀之神,成为推动信仰传播的重要力量,信仰空间逐渐扩展,在明清数百年的时间里,金龙四大王信仰遍及数省,传播甚广.”[6]有水的地方一定有龙的存在,水地名冠以龙名,如龙泉、龙河、龙洞、龙潭、龙井、龙塘、龙溪等地名,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神农架龙洞湾:“神话传说是藏龙伏蛟的洞府,故名‘龙洞’.”[7]334神龙潭:“传说此处有一神洞,可在洞中借用碗具,又行龙滑坡,将溪河堵塞,构成深潭,故名神龙潭.”[8]155神龙河:“传说有一神洞,滑坡行龙,将溪河堵塞成潭,名神龙潭,溪名神龙河.”[8]115水对于人太重要了,而龙为水神,人民为得水,多龙的地名就自然多了.

有龙之地方往往是祈雨的地方.房县起水庵:“以早年人们常在龙王庙求雨得名.”[9]93龙王寺:“外旁有庙,祀龙王极灵感,遇旱祷雨立应,四时多云,云生处产异草,以濯佩悦,清芬袭人,土人名曰濯云香.里人每瞻云出入,以决晴雨.谚云:崎山戴上帽,农人喜得跳.”龙王井祈雨仪式:“以前天旱祷雨时,举行仪式,先将井水汲干,以活鳖一只,后唇穿系虎骨,放之井内,名为‘龙虎相斗’.鳖在井底即趴入泉眼,泉水就不外流.这时,向井底鸣铳三响,可能是因鳖受惊钻入泉眼内宽阔处了,铳响过后,泉水突然流出,人们便将此水装入备用的净瓶,抬着‘龙王’祷雨.”[10]473沉龙:“传说古时求雨,有龙来此,洪水暴涨,龙在此沉下.”[11]95龙王冲:“传说一年干旱,人们到此冲求雨,凑巧天降喜雨,群众认为是龙王显圣,因名.”[12]119白龙洞:“迷信传说此洞有白龙,旧社会为老百姓求雨处.”[13]261

地域不同,祈雨的对象不同,祈雨方式也不同.除了龙王庙外,向自然存在的江、河、湖、龙洞、龙潭求雨也非常常见.方法各异,目的相同.因为三月自“雨水”后,春天农耕之时是“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14]29播种之时无雨,民间必然祈雨,故各地多龙神庙,形成各自奇特的地域文化习俗.《三峡通志》曰:“大旱,则焚山击鼓,祷雨必沉牛以答神”[15]160城隍求雨:枝江城隍庙:“相传明朝嘉靖年间,人们把松滋县城的城隍菩萨抬到这里来求雨,为其修了一座庙,名‘城隍庙’.”[16]291龙潭求雨:如神农架雨架山:“此山有一终年积水的山洞,称之龙潭,早年遇干旱时,乡民到龙潭求雨,传说山顶架有甘霖,故名‘雨架山’.”[17]225八仙洞求雨:“传说古代有七男一女八位神人在此修仙,故名八仙洞.洞底有一石台和水坑,人称求雨台和洗手坑,每遇干旱农民至此拜神求雨.”[8]364雨坛祈雨:远安县雨坛包:“相传昔日久旱不雨,村民在此山包设坛求雨,因而得名.”[8]273求雨台求雨:“传说从前山上有一庙有一庙,庙内有一树桩,每逢干旱,人们到庙烧香求雨,并将树桩摇几下,辄求有应,故名求雨台.”[8]340

事实上祈雨为国之大事,正如《五杂组·天部》载:“谅辅为五官掾,大旱祷雨,不获,积薪,火起而雨大至.戴封在西华亦然.临武张熹为平舆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从焚,焚讫而澍雨至.水旱之数,圣帝明王不能却也.而以身殉之,不亦过乎?”[18]14祈雨之俗非理性,在古代水旱乃自然现象,非人力所为,在能人工降雨之今天,人对水旱的控制力也是局部的.但古人的祈雨习俗,是提到国家和层面的事情.《五杂组·天部》载:“昔人谓冗旱之时,上帝有命,封禁五渎,此诚似之,每遇旱,即千方祈祷,精诚惫竭,杳无其应也.燕、齐之地,四五月间,尝苦不雨,土人谓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18]无论东西南北均有祈雨,特别是北方雨少,燕赵、齐鲁、三秦、陇右及其中原都有祈雨习俗.当燕齐掘魃鬼既不可得,于是“人家有小儿新死者,辄指为魃,率众发掘,其家人极力拒敌,常有丛殴至死者.时时形之讼牍间,真可笑也!”[18]14而夏商周三代,君王祈雨之俗就已经流传.史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19]14祈雨于桑林,感化天地(帝)得而降雨.由此时起,祈雨乃国之大事.

三、水神崇拜及其流播

中国各个江、河、湖、海几乎都有其独特的水神.如湘妃水神、江神奇相、汉水女神、洛水女神、巫山神女、盐水女神、李冰、廪君、鳖灵、屈原、马援、关羽、张飞、伍子胥、杨泗、妈祖、无支祈、鲧、共工、夔、应龙等.因他们有功于社会和人民,尤其在水利、防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故人民立庙祭祀.这些水神中,杨泗流传最为广泛,遍布南方,在长江上中下游都有流播.如谷城庙滩:“在江边修盖了船家供奉的“杨泗爷”庙,因庙建在江边的沙滩上而得名庙滩.”[20]258杨泗坝:“中建河岸平坝建有石桥,每逢山洪暴发,就冲桥,坝被淹,传说是蛟龙经过.相传一将军杨泗,在此安剑斩龙,以平水患.后来为纪念杨将军功德,于桥上刻着‘杨泗将军’的名字.”[21]161四郎庙:“过去建有纪念杨四郎的庙.”[22]432杨四庙:“人们早年为杨四将军修建庙宇.”[23]105《祭法》指出:“‘有功于民则祀之’,礼固宜然.”[24]358

而杨泗、李冰、马援等各种水神,开始都不是全国性的,都有在原诞生地逐步流播发展的过程.其中,巴蜀水神崇拜衍化成李冰和李二郎两个水神的崇拜.也有一个神取代其他水神的,如沿海妈祖就逐渐取代当地的河神和沿海的海神,成为当地主要水神,并随着人口流动深入到鄱阳湖,取代当地水神,甚至随着沿海福建、广东移民深入沅湘、深入巴蜀,体现了其强大的流播生命力.有言“妈祖是海神,确切地说是航海神或河海航行保护神.自从妈祖被塑造成航海神而具有了总领四海的职能之后,我国古代旧有的河神、海神在人们的心日中都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成为妈祖的下属.”[25]

还有多种神祇与原型合成为水神的情况.例如杨泗水神崇拜,其来源可能是与许逊、湖南长沙土著人杨泗、四川杨昱、杨洞庭湖杨么、杨家将的四郎、四川割据政权明玉珍部将杨泗、陕西杨从义等现实历史人物混合的结果.清朝政府也加封杨四(泗)封号,但杨四是谁?如《请加封杨四将军奏》记载:“李冰父子,均拟如请敕加封号.至所称杨泗将军,治水安民,各省屡着灵应;查臣部档册,载有杨四将军,是否杨泗将军,抑或另有其人?应请饬下该督,查明年代、事迹,咨复核办.”[5]638地方督查之结果,其名是杨四,非杨泗,其人为杨从义,宋凤翔人,又有杨四将军,河南温县人.礼部从历史视角出发,考订杨四之史实.素不知民间信仰来源于历史,但超越了历史,可融入了民间和地域人民的思想和爱恨.

王明珂认为:“站在边缘研究的角度,我认为脱离主观认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26]89神话中治水英雄人物追求的不是客观的英雄存在,而是主观认同,是主观信仰的治水英雄,这些英雄在人民心中成为保护地方,甚至国家的精神力量.重要的是,这些人民心中的水神是有用于民,有德于民.从中国水神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是国家力量推动的结果,更是各种地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这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治水文化底蕴使然,是治水英雄个人魅力、国家力量、民间信仰、地域需要四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地域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互相汲取营养,取长补短,但在特定地域又保持着相对完整的独立性.

四、国家对地方水神的册封与推广

古代中国作为集权的国家,为了加强统治,国家对地方文化加强引导和控制.国家通过对地方水神的册封与推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一)国家对地方水神的加封

国家对地方水神多有册封、祭奠.如雍正《海神庙碑文》记载:“俾斯民忻悚瞻诵,共喻朕钦崇天道,祇迓神庥,怀保兆民之至意.相与向道、迁善服教、畏神,则神明之日监在兹.顾答歆飨,其炳灵协顺,保护群生,奠安疆宇,与造物相为终始,有永勿替,朕实嘉赖焉!”[27]86历史上,无论是巴蜀二郎庙,还是沿海海神庙,国家都曾给与祭祀,给予敕封.

而关羽和屈原,作为“义”和“忠”的典范,也被加封并被作为水神而得以推广.关羽,清乾隆《当阳县志》载:“汉后主景耀三年,追溢壮缪侯.真宗祥符七年,封忠义神武王.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惠公.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加封义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济王.明成化十七年,封崇宁义勇武安王.至称关圣帝君,神宗所封也.本朝康熙时,加封协天伏魔大帝.”[28]46关羽后来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在一些地方被看成水神,如荆江大堤、峡江的关帝庙的关羽都有水神的功能.爱国诗人屈原也被认为是水神,在台湾至今有尊屈原为水仙(神),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将屈原作‘水仙尊王’崇拜祭祀,从游仙到水仙,显示了屈原生命意象的超越与永恒.”[29]道光《云梦县志略》记载“端午”:“于其脊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及瘟神、水神各像,旁列水手十余,妆束整齐,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30]341

大禹、李冰、李二郎、龙王、杨泗、马援等也逐渐接受国家册封,成为国家祭祀对象.由地方官员具体执行国家的诏令.如白居易《祷江神文》指出:“(白)居易祗奉玺书,兴利除害,守土守水,职与神同.……敢以醴币羊豕,沉奠于江.惟神裁之无忝祀典.”[31]地方官员守土守水,国家则治水安邦.事实上“国家祭祀中祀神求报、神人互惠的心理与民间无异.”[6]《重建蜀郡李公庙碑》曰:“奉旨封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封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26]760王元林指出:“国家以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祭祀方式祀神报功,祭祀也成为皇帝向民众施恩的工具.”[6]而龙神崇拜、祭祀大禹、祭祀李冰等祭祀水神行为都是国家控制地方和维护统治的工具,祭祀随着这种文化行为的推动,促使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文化认同.

(二)镇水铁牛的国家推广

牛能镇水源于南方牛崇拜,特别是认为犀牛是具有神性的.中国古代南方有大量的犀牛,有学者指出: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印度犀牛分布向北延伸可达北纬34°-31°的万州、渠州、梓州、益州也有印度犀牛分布,北纬20°-30°地区则广泛分布者野生印度犀.到了明代中国野生印度犀分布范围急速缩小,四川酉阳地区可能还有生存[32].犀牛喜水,古代南方曾以之为图腾,或崇拜之物.《酉阳杂俎》载:“庄生言户内之雷霆,楚庄争随兕(犀)而祸移”[33]77可见,犀牛能避免灾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犀牛就被认为是有灵性的神物了.

在民间牛镇水、司水的传说就更多了.如潜江县牛塆:“传说很早以前,此地有条小溪沟,沟里藏有一条恶龙,每逢水牛下溪沟淌水,必与恶龙相斗,多为恶龙所伤.后来,人们想出一个办法,在一头水牛的两只角上缚上尖刀,在与恶龙的搏斗中,戳死了恶龙.该村以此得名.”[34]124犀牛潭:“在县城南二公里.相传有犀牛在其中,出游时水浑独,人不能见,每迂天旱.农人掷秽物于潭中,则雨.”[35]232塘湾:“东南角曾建有靖江王庙(已废),并有一石雕犀牛,名‘犀牛望月’,传为‘镇水之宝’.”[36]22板建业:“系苗语,‘板’意为平地,‘建’为获救,‘业’为水牛,相传从前干旱无雨时,水牛到这平地,得水而获救,故得名.”[37]133

明清以后铁牛则被国家册封,成为专门镇水之神物.清代以皇帝下诏的名义,确认铁牛治水的功能.荆江存在的铁牛均为犀牛形象,荆江江堤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四代铁牛均受皇帝诏令而建,乾隆皇帝更是下诏在荆江修了九条铁牛.乾隆上谕:“本年湖北荆州被水,现经修筑堤工,加高培厚,并改建城垣,永资巩固.因思向来沿河险要之区多有铸造铁牛镇水滨者,盖因蛟龙畏铁,又牛属土,土能制水,是以铸铁肖形用示镇制.……酌量铸置铁牛,以镇堤坝,亦预弭水患之一法,钦此.”[38]洪泽湖明清铁牛也如此.颐和园昆明湖铁牛是康熙帝封.在国家意识影响下,全国以铁牛镇水的作法逐渐取得了主体地位,成为地方镇水的第一选择.

可见,国家政权对镇水铁牛的推崇,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使铁牛镇水成为了江河险段最主要的镇水神物了.

结语

总之,我国各地水神信仰、镇水习俗有差异,但也有共性.“与民间因共同的信仰而行为一致,国家和民间互相影响和塑造.”[6]对水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也让治水方式流播,造成水神信仰流播.如各种会馆都是兼有水神崇拜的神祇,如湖广省的禹王宫、福建天后宫、江西许真君庙、山西关帝庙、巴蜀川主庙等.在国家认同的大环境下,不同的治水方法产生不同的水神文化.作为“龙”的传人,“治水安邦”是不变的定律.人与水的关系是以水为美则水美、以水为恶则水恶.我们要处理好人水关系,爱水、尊水、惜水、护水,使之成为每一个人的“文化自觉”.

注 释:

[1] 刘安等原著,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卷三《天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刘安等原著,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卷四《地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中华书局,2009年.

[4]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5] 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巴蜀书社,2007年.

[6] 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2009年第2期.

[7] 神农架林区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8] 远安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远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9] 房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房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

[10] 黄冈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黄冈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11] 湖北省通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编:《通山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

[12] 宜城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湖北省宜城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13] 保康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湖北省保康县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14](明)朗瑛:《七修类稿》卷三《天地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5] 蓝勇主编:(万历)《三峡通志·峡俗从谈》,《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16] 枝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枝江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17] 神农架林区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18](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一《天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9] 顾迁译注:《原道》,《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

[20] 谷城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谷城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

[21] 咸丰县地名志办公室:《湖北省咸丰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

[22] 奉节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奉节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8年.

[23] 桑植县人民政府编印:《湖南省桑植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

[24] 李友梁等纂,巫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巫山县志》卷三十二《艺文志·神女辨》,1988年.

[25] 谢重光:《妈祖与我国古代河神、海神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0年第3期.

[2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7] 闫彦等编:《浙江海塘·海塘艺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28] (清·乾隆)《当阳县志》卷三《典礼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29] 苏慧霜:《从游仙到水仙——屈原生命意象的自觉超越与永恒信仰》,《三峡论坛》,2010年第5期.

[30]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辑于道光《云梦县志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12月.

[31] 闫彦等编:《浙江海塘·海塘艺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32]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野生印度犀分布变迁研究》,《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2期.

[33] 段成式等撰,曹中孚等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4] 潜江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潜江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35] 花垣县人民政府编印:《湖南省花垣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2年.

[36] 湖北省嘉鱼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嘉鱼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

[37] 凤凰县人民政府编印:《湖南省凤凰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

[38] 倪文蔚:《万城堤志·万城堤续志》,《荆州万城堤志·卷首、谕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夏 雪

国家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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