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原快鹿董事长施建祥进入追逃办视线》
本文是中央有关论文例文与施建祥和快鹿和追逃有关论文例文。
2018年6月6日,追逃办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这是追逃办在十九大后首次、也是自成立以来第二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发布针对外逃人员的有关线索.
根据公开信息,记者经梳理发现,这50名外逃人员信息,有32人仍是2015年4月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他们的疑似居住地址等也并无大变化.
这50人中,24人逃往美国,11人逃往加拿大,6人逃往新西兰,3人逃往澳大利亚,2人逃住香港地区,逃往新加坡、英国、泰国和越南各1人.不难看出,美加两国仍为外逃人员的热门目的地.
名单中的人员信息,大都有较为详细的疑似居住地址,但是仍有10人只知所在国等模糊信息,这对案件突破来说无疑面临较大困难.
这50人中,年龄最大的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原处长虞泰年,2007年,虞因涉嫌贪污罪逃往新加坡,今年已是76岁高龄.年龄最小的是原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勖,刘勖涉嫌贪污70万社会保障金,于2013年逃往美国得克萨斯州,时年29岁.
行政级别最高的当属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宫才,正厅级.据公开资料,广东省属大型国企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广晟公司）早年投资澳洲项目,刘富才父子曾为这笔投资“牵线搭桥”,结果造成多达百亿元的国资损失.2014年4月,刘富才前往澳洲后滞留不归.
身份最特殊的人员仍是程慕阳.这位前河北省委书记之子目前活动于加拿大,仍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至今已逃亡长达18年.程慕阳被指多项经济犯罪,其中包括将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巨额赃款据为已有.
新增的1 8人中,有4位是在追逃办公布百名红通人员期间或之后逃亡的,其中3人是位高权重的党政官员.这4人是：原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党组副书记戎生灵、福建省厦门市局原副局长郑东强、湖南省长沙市建委原副主任彭旭峰,以及快鹿集团原董事长施建祥.
曾被称为“上海首善”的施建祥,涉嫌编织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金融网络,众多官员和明星曾为其站台.根据公开消息指出,2017年4月,快鹿集团旗下众多互金平台遭遇兑付危机,涉及7万多债权人的130亿元资金,眼见兑付无望,施建祥于去年6月逃往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内地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因为管理和监督不善,众多互金平台纷纷爆雷,平台幕后控制人卷钱跑路,坑害众多投资者.施建祥也成为涉嫌此类新型金融犯罪而被追逃办盯上的第一人.
追逃办的公告发布仅1 1天后,50人名单中的一位便被缉捕归案.6月18日,无锡滨湖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和门密切配合,将潜逃新加坡的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原法务部总监王颀缉捕归案.
担惊受怕的海外逃亡生涯虽然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外逃时大都已将巨额资金汇往国外,但是他们在异国的逃亡生活却有着天差地别.
据新西兰天维网报道,被追逃办公告的多位逃往新西兰的人员,如宣秀英、陈兴铭,蒋雷等人全都居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全新西兰最高档住宅区.
报道指出,2003年, 陈兴铭在Haif-MoonB购买一套5房2卫599平方米的永久产权房屋,时价约50万新元.这套房子14年里上涨了5倍.这一升值比例远低于陈兴铭此前生活工作的北京市.
据报道,70多岁的虞泰年还曾参与社区活动,呼吁新加坡政府加强社区治安,并在相关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宣秀英,蒋雷等人,曾在新西兰注册公司,但是失去权力庇护的外逃贪官们,在新西兰的经营似乎并不顺利.他们注册的公司没有维持多久便匆匆注销.
有些外逃人员的际遇在名单发布后发生逆转.
上榜百名红色通缉令之前,程慕阳在加拿大的生活原本顺风顺水,他毫不避讳地开办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相继开发了温哥华多个高端地产项目,自己的子女均顺利进入当地名校,程慕阳本人与当地政界住来密切.其女儿程颂莲还在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担任职务.
在程慕阳被红色通缉令通缉后,他在加拿大的生活被逆转.他的办公大楼人去楼空,公司网站瘫痪,程颂莲在青年自由党中的职务也受到影响.
还有一些被通缉的人员,在海外的生活可称是“亡命天涯”.
涉案金额超过2.5亿元的浙江女巨贪杨秀珠,逃往美国后担心被温州老乡认出,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又因为入境护照来源非法,杨秀珠终日担惊受怕,后来不得不逃往荷兰避难,因为媒体报道铺天盖地,杨秀珠的信息在荷兰华人中并不陌生,为了避免抛头露面,杨秀珠一度住进地下室,感到心力交瘁的杨秀珠,只能一个人在地下室掩面而泣.最终,曾说过“死也要死在国外”的杨秀珠,不堪逃亡生涯的巨大精神压力,选择回国自首.
2008年,涉嫌职务犯罪的原北京市出纳孙新逃往束埔寨,也登上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201 5年7月,被遣送回国的孙新在北京市二中院庭审时说,7年逃亡生活,“自己过得十分落魄.语言不通,工作难找．又不得不隐姓埋名.”他曾在餐馆刷盘子,还曾在一段时间内吃不上饭.而相比生活的艰难,心理压力是更大的煎熬.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卫科原经警朱振字,涉嫌与他人共同贪污公款140多万.2002年9月,朱从成都逃往美国,开始长达13年的逃亡生涯.据其介绍,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语言又不通,在美国四处打工,找偏僻地方东躲西藏,过得十分辛苦.有时实在待不下去,朱振宇曾悄悄潜回国内打工.
湖南省长沙市国土局原局长左天柱,在美国将几百万赃款挥霍完毕后,因为不懂外语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曾经在殡仪馆背尸体谋生.曾经在国内颐指气使的高官,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梦想中的国外生活竟然如此凄惨.
在2015年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有一位涉嫌贪污犯罪的上海人顾震芳.顾在2000年潜逃泰国,她到泰国后为了生活下去,嫁给了当地一个残疾人,四处打工为生.2006年,顾在干活时意外触电身亡,另外一个未归案的红通人员方翠英,也有报道指其已客死异乡.
虽然被遣返、劝返或其他方式回国受审的逃犯,回国后要面对法庭的审判,但结束了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涯后,不少人的感想是：“回家了,心里踏实了.”
新增外逃人数逐年下降
规劝其回国受审、和家人团聚的心理战、不断隔空喊话、其犯罪信息的舆论战、不断切断其经济来源：使其难以高消费的经济战、联合多国执法的法律战……尽管多种形式的打压持续不断,但百名红通人物中仍有47人拒绝劝返,再加上新增的17人,对追逃办来说,这64块“硬骨头”将越来越难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大要案指挥中心副主任韩军曾表示,海外追逃追赃主要存在3个难点：一是难,特别是追捕潜逃境外的贪官难度更大.二是追赃难,许多贪官被抓时已经是两手空空,赃款有的被挥霍,有的被骗走,转到境外的赃款追缴起来更难.第三个难点,是要争取当地执法机关的积极配合.
在海外追逃中,哪些手段起到主要作用7北京师范大学刑事科学研究院、G20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磊撰文指出,劝返和缉捕是主要的追逃措施,同时,不同的国家适合不同的追逃策略.
张磊表示,缉捕难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良好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缉捕比劝返更为高效.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劝返是最为高效的措施.西方发达国家对缉捕的容忍度较低,对于引渡、遣返、异地追诉要求遵循该国法律程序,追逃程序就较为漫长,而劝返,一般来说被请求国只需要消极配合即可,对于法律程序的要求也相对较低,所以只要经过该国同意,劝返就更为高效.
张磊特意提到程慕阳案,程慕阳曾经在2012年和2014年向加拿大移民部门两次申请难民身份被驳回,但是他又于2014年1 1月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申请对移民部门驳回其难民身份的裁决进行审查.201 5年7月15日,加拿大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判定程慕阳司法复审案获胜,其难民申请被发回加拿大移民部门重新考虑和决定.而加拿大联邦法院之所以做出这一裁决,是因为法庭认为中方拿出的程慕阳构成“严重的非政治罪行”的证据存在不清楚和令人困惑之处,无法达到加拿大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和材料要求、这意味着程慕阳案陷入僵局,张磊认为,中国司法部门应吸取程案教训,争取多提供符合对方国法律要求的司法文件,推动加拿大驳回其难民申请,为将其遣返扫清障碍.
此外,部分学者撰文指出,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合作不断往前推进、成功追逃案例越来越多的情势下,犯罪分子的外逃选择出现新的动向.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王秀梅、戴小强认为.未来应警惕出逃者有可能从发达国家向其他地区转移,比如地区有可能受到逃犯的青睐,那里移民政策宽松、部分国家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追逃追赃的双边合作机制较为缺乏.
江苏籍红通人员任标,涉案金额超过4亿元,2014年1月携妻儿逃往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在这里度过了3年多的岛国隐居生活.2017年3月逃往美国的湖南省长沙市建委原副主任彭旭峰,也持有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护照.追逃办公布的信息显示,在追逃追赃领域,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断稳固,外逃人员的活动空间已日渐狭窄,“天网”将越织越密,外逃人员可乘之机越来越少.同时,追逃办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也在不断加强防逃体制机制建设.
据介绍,随着防逃措施的进一步强化,新增外逃人数已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据统计,2014年外逃1 01人,201 5年外逃31人,2016年外逃1 9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曾对媒体表示,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加强败合作机制建设,败国际追逃追赃的“笼子”越扎越紧,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原本心存侥幸的外逃人员将逐渐认识到,未来除了回国投案,可能已别无他途.
（摘自《凤凰周刊》）
中央论文参考资料：
结束语:本文是一篇关于中央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施建祥和快鹿和追逃相关中央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