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丁玲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转变和党性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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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悦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丁玲在其长期的创作生涯中艺术风格与文体风格在不断转变,她踏入文坛是作为描写崇尚个性主义都市女郎的女作家,几年之后成为着力塑造革命斗争中工农大众的左翼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而这其中的转变蕴含着个性主义/集体主义两种话语的冲突和碰撞.通过梳理丁玲的创作历程,结合丁玲的自述与他人的叙述来讨论其生活经历与思想转变在其小说创作中的投映,站在性别政治的文化立场,可以还原丁玲小说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女性书写到政治书写的转变与摇摆的复杂情形,以及其文艺观与革命理性的深化和发展过程.
［关键词］丁玲；文学创作；转变；坚守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3-0138-05
doi:10.3969/j.issn.1672-8610.2017.03.018
一、个/群：两难中的矛盾整合
丁玲的作品从一开始喷薄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显示了新女性独立,高傲的体验和思考.她最早写作的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所书写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近代女子’的姿态,而这一种姿态,正在各大都市里发展着”.［1］丁玲的意义不仅在于写出了时代的困境,更重要的在于写出了“人”的困境.或许我们可以说,丁玲的早期写作正是作家对生命困境的自救方式,用笔证明自己的社会出路,但是这种自我表白式的话语系统究竟能多大程度上的缓解丁玲的烦恼,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
1930年,丁玲的创作发生了转变,这转变可以说是作家内在困境与意识形态合力促成.她与爱人胡也频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工作.而恰从此时开始,丁玲的关于描写个人与广大劳动人民的两种话语体系开始了矛盾整合过程.《韦护》作为丁玲转型期的重要作品,其创作初衷的政治理念由个人利益让位于社会广大群众的福祉.随后的《一天》不再以女性身份叙述,而《田家冲》所描写的大众代表身上已经没有了大众的弱点,由此建立的大众的想象是正义、勇敢、诚实、朴素,而唯一的弱点是未觉醒.在个与群的视阈转换中,知识分子个人的撤退,不能说不是一种让步的结果.《水》对于一代劳苦人民群像的描写,丁玲也由此逐步抛弃知识分子自我而去塑造想象中的高大的群,这是由无产者联合形成的一种牢不可破的革命集体主义.丁玲在小说里选择维护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神话性.从《水》开始,丁玲注重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安排,并加以正面描写,在人物上开始以工农形象为中心,在艺术手法上,改变了过去心理剖析表白式的描写而将人物置于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中.
抗战爆发后,丁玲在帮助下来到达延安,在全民族抗战的紧张局势中,丁玲发表了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入伍》《新的信念》,热诚地赞颂延安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新生事物.但这期间也发表了《在医院中》（1940）《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三八节有感》（1942）,暴露延安生活的某些阴暗面,特别是封建意识和小农生产习气.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丁玲延安时期作品个性意识的显现.也是她革命批判意识与革命政权之间的碰撞.
延安在意识形态上排他性是当时知识分子没有充分预料的.当他们正在提倡“暴露文学”的时候,革命政权也在酝酿着通过政权力量对于文学话语的整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花了大量篇幅来谈“暴露与歌颂”问题,这为此后论及作家角色和功能提供了直接的标准和依据.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解决了内心的冲突,他们不必再质疑大众,而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成为其中一员.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丁玲决定只需要将意识形态加以文学化的丰富,不必去对主导模式本身产生置疑.
在这种脱胎换骨之后的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的创作自觉地贴近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着眼于颂扬革命理性精神,最深刻地表现土改种种人物命运和这场斗争的复杂性.黑妮形象的设置可以想见丁玲创作时的良苦用心,作为一位线索人物,她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也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形象,她是程仁与钱文贵之间争斗的一个道具,钱文贵利用她是为了在“大厦将倾”之际寻求一张庇护网,程仁疏远她,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自此,个性主义话语臣服于集体主义话语之下.
二、女/男：性别视角的转换
丁玲早期创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小说不但被视为个人主义的作品,也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女性意识突出的文学作品.在男权秩序之外,丁玲用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社会人生,用她的敏感而叛逆绘成了追求自我解放,渴望灵肉统一的莎菲形象,“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之一”［2］,是对女性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
这些作品中所含有的逆向性别歧视,不仅女性成为小说的主角,而且有一种反男性的潜意识,将男性置于受贬抑的位置,大有颠覆父权之势.她将妇女解放问题置于“男/女”二元对立形式中来认识,甚至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而并非是建立一种平等的新秩序.
在时代的浪潮下,丁玲从一位充满女性意识书写都市“摩登女郎”的作家变成了客观冷静地着力描写工农大众的左翼作家.丁玲转变前后的创作重心呈现为二元分立式的特点：个人的/大众的,女性的/革命的.这在丁玲一生的创作中,成为无奈与宿命式的挣扎.对女性的控制,成为革命的先决条件.丁玲试图说明,女性只有进入国家民族解放事业才能获得意义,接受男性革命者的改造.当丁玲将女性解放融入革命意识形态之下时,其书写已自觉认同革命理性的姿态,压制了女性意识,男性话语（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在此分裂.在《一九三〇年春在上海》之中,丁玲开始将女性解放纳入到男性革命家们所设定的进程中.作品中的美琳追求爱情和自由,但仍然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于是,她融入阶级革命话语场中以获得自身的拯救.
初到延安的丁玲创作都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里.从1940年—1942年间先后所写的文章思想锋芒所指,是对体制内的包括性别在内的等级秩序与性别观念对女性的压制和对女性人格尊严的剥夺.《在医院中》对当时延安女性身份与地位进行了.在延安,虽然宣称女性与男人一样享有平等权,但在现实中却未必如此,蔑视女性并没有因为革命的到来,阶级的消灭而自动消除.按此思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进一步探讨了延安妇女的婚恋困境.这篇杂文对延安的冲击最大,这篇文章首先指出,延安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并无改观,具体到结婚问题妇女处境艰难.在以妻子落后为遗弃理由的男性话语中,隐藏着男性中心意识.妇女简直无权在性爱、婚恋、生育等切身利益上维护自己的权益,以“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方式建构的标准实际上是以“同一的性别标准”将“无声的压迫”掩盖了.丁玲将这一问题提出了,并试图在革命政权内部找到调解方式.她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号召女性独立,强己.这也就是说,尽管有女性问题,但为了避免与革命政权冲突,解决的办法只好靠女性自己的“修炼”.丁玲提醒延安的“男同志”,这些女同志除了是同志之外,还是女人,她们承受比男人更大的生理上的困难.从现代女性主义的意识出发,丁玲大胆揭示存在于延安革命话语空间中的政治—文化—性别的复杂性和缠绕性.她特别强调女性所有的性别角色——在爱情、婚姻、生育和离婚中的种种困境.她的革命意识经常被她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所冲淡.《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叙述人无法漠视贞贞身体的痛苦,作家有意识地强调贞贞愿意为革命和民族牺牲的愿望.同时,丁玲倔强的女性主义观念始终在提醒着读者,贞贞为了高尚的爱国主义遭受着多大的痛苦.作为一个有着鲜明的思想与艺术个性的女作家,丁玲关注的是贞贞承受的痛苦,而非民族主义宣传.正是由于这些,叙述人在关注贞贞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在直面不能接受贞贞的蒙昧的“群众”时,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群众”的对立面.
延安时代的这些小说、杂文,触及的是一个严肃的关于女性话语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政治、道德和性本质有关,换句话说,这些触及的是女人与政党之间的敏感问题.实际上,女性问题既是延安革命话语的一部分,也是其中一个难以厘清和处理的棘手问题.丁玲的小说和杂文,发出了难以被延安主流话语所接受的异类的声音.其所以引起争议,也就势在必然.
也正是这些敏感的讨论冒犯了“毛话语”,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知识分子从此都放弃或强迫忘记了曾经的话语系统,一面必须尽量去领会、熟悉并尝试按照新话语的方式来表达,另一方面必须自觉地检查自己.对《田保霖》肯定鼓舞了丁玲的创作,继而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证明了丁玲已成功地实践了新话语,几乎看不到丁玲自己的独特感受,只有一个纯粹性的政治主题”.［3］此时的丁玲是彻底放弃了性别立场的“政治化”的丁玲了,她笔下那些独特的女性形象在文中再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以阶级成分界定善恶美丑的政治化的女人.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丁玲创作,既是她女性立场的最后坚持,也是她最终的放弃.
三、文艺/政治：合二为一的坚守
丁玲从苦闷彷徨中走上文坛,或许可以说是始于她自己的思想危机.在不断地转变中,她发现参与到工农大众的生活中,成为解决知识分子困惑的一条出路.丁玲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当时的时代氛围促使与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丁玲一生坚定的信仰.这个信仰让她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将自我存在逐渐淹没在革命理性当中,将文学与政治合而为一.
当她逃脱革命党囚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时,出于革命热情,将对革命的想象与现实中的问题进行了体制内的批判,《三八节有感》有惊无险,的保护使得丁玲从此“养成在某个具体问题上随时随地都不脱离这轴心,都不偏左或偏右,都敢担保完全正确”［4］.按《讲话》的标准形成的话语规范从此套在丁玲的身上,一旦纳入新的制度,自我创作的空间便取消了.在新旧主体的断裂中完成了转变,这也是革命体制中的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不仅仅是外界环境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知识分子自觉地自我要求.丁玲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对王实味批判的发言中,这样描述自己领会《讲话》精神时的感觉：“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虑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5］
从整风运动到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一直到反右斗争中被开出党籍,流放北大荒,投进秦城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丁玲忍受着长期备受摧残、怀疑的遭遇.需要她不断在认罪、检讨,然而仍屡屡为此而受批判.但她却坚守着自己对的信仰.由此,我们对“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员”的声明就不难理解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现了丁玲急于在作品中洗刷自己,昭示清白的政治化作品.如果追究文学/政治这一模式如何确立,可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找到根源,作家无法从自身的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层面获得无产阶级觉悟.或许创作上的调整是为了挽回政治上的窘迫,丁玲的个性与政治很难兼容.男性政治对女性异化的结果就是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双重就范,但可贵的是她信仰的不可动摇,不管这信仰是不是因误解而确立.
当“”结束伤痕文学兴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控诉“”革压抑人性,呼唤人性的复归之时,丁玲依然坚守党性第一的信仰.在谈到自己晚年最满意的作品《杜晚香》时,她说：“我想,领导同志在‘十一大’的报告中提到,文艺作品应少宣传个人,要多谢普通劳动者,那么《杜晚香》不正符合精神吗？我要把她（杜晚香）介绍给读者,希望有更多像她这样的标兵,带动我们大队人马一起上阵.昨天,我反复思考,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牛棚”小品》……人民更需要杜晚香的这种精神呢？我想或许是的.”［6］这样反复的思绪可见丁玲晚年在走不出的怪圈里的艰难处境,或许,丁玲的一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题变奏.
四、结语
丁玲这种创作的转变与坚守可以说是值得人们不断解读的现象.解读丁玲的个性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不能忽略丁玲创作生涯每一阶段的身份与政治.然而漫长的政治却压抑和扭曲了她的才华,终其一生不断克服着二元对立的自我分裂.在最后作出自己的选择.1986年3月14日,韦君宜先生曾在丁玲的遗体告别仪式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
早岁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
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
晚年以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痛录》赢得广泛敬仰的韦君宜流露出对丁玲晚年行状的困惑和一丝谴责,当她从延安“抢救运动”到“”对自己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错误进行忏悔时,丁玲的态度令她不解和失望.复出前的丁玲和受难前的丁玲没有变化,甚至是刻意追求并引以为豪的姿态,这其中隐含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的身份与政治的重大问题.丁玲的命运沉浮与人格形成带给中国文学史一声苍凉的唏嘘.
【 参 考 文 献 】
［1］钱谦吾,丁玲.现代中国女作家［M］.北新书局,1931.
［2］董炳月.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
［3］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论,1988（5）.
［4］丁玲.关于立场的问题我见［C］//丁玲文集（第6卷）.
［5］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研究院对王实味思想做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N］.解放日报,1942-06-16.
［6］丁玲.《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C］//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The Ideological Change and Adherence to Party Spirit in Ding Ling’s Literary Creation
Nian Yu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style of Ding Ling is changing in her long writing career. She stepped into the literary world as a female writer advocating individuali, but after a few years she became one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who devoted their efforts to shaping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changes included the conflict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he two discourses of individuali and collectivi. Throughout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Ding Ling, combined self-narration with others, this thesis tries to elaborate the reflection of life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changes on novels.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gender and politics, the writ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individuali and collectivi, tranorms from female to politics and complicated situation as well as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literature views and revolutionary ration on her novels.
Key words: Ding Ling;literary creation;tranormation;adherence to party spirit
文学创作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结论：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丁玲和丁玲文学创作和党性方面的文学创作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文学创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