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七分跑，三分写我的纪实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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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招待所
近日,在整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陈伯达档案时,忽然在里面找到两张以及招待所房费收据,使我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房费收据显示,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我在招待所703房间住了9天,每天的房价是9元4角.那两张则是上海、北京往返车票,硬卧,中铺,每张50元.
我那次去北京,主要是为了采访陈伯达.照理,出差的车票、房费收据应当向单位报销,怎么会留在我的手头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完全可以报销差旅费,而我总是自费,从未向单位报销外出采访费用（除了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之外）.内中的原因是,如果要报销采访旅费,需要事先向作家协会提交创作计划并获得批准.我的采访几乎都是说走就走,而且创作计划往往带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我宁可自费,只是行前按照组织原则向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报告我去什么地方,作什么采访.习惯了,我也就从不向作家协会报销旅费,何况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有稿费收入,足够支付差旅费.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为什么不住招待,却住在招待所?须知,招待所并不对外开放,只有系统的干警才能入住.然而由于我与关系密切,作为例外,我在北京常住招待所,也住招待所.相比而言,虽然招待所那里原本是李宗仁别墅,住宿条件不错,而且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但是毕竟从全国各地来办事的干警多,那里床位紧张,所以有时我转往位于东单的招待所落脚,那里清静,而且交通也方便.由于经常进出于招待所、招待所的都是大盖帽,唯我一身,曾有人指着我问门卫：“那人是谁?”门卫答曰：“上海局的！”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焦点对准刚刚获释的陈伯达.此前多年,我在采写长卷《“”兴亡》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另一位“”要人——陈伯达,小组组长.
陈伯达,久经沧桑,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还曾是多年的政治秘书,一支笔,《红旗》杂志总编辑,政治局常委.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林彪、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我在采写《“”兴亡》的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陈伯达的资料,准备写作陈伯达长篇传记.可是我一直没有动手写《陈伯达传》,因为我从获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的获释仪式,在所属的一家医院里举行.那是因为陈伯达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1988年9月26日,84岁的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进医院.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人员在忙碌着.副部长于桑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接着,于桑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北京市文史馆的领导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欢迎陈伯达成为北京市文史馆的新馆员.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得悉陈伯达获释的消息,便决定前往北京采访陈伯达.
日记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我从那张招待所房费收据上的住宿日期,查阅我的日记.
以下是日记原文,只是这回公开发表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用括号作了加注：
1988年10月29日：上午看陈伯达、陆定一材料.到（上海）徐家汇买了一个小背包及一件外衣.中午一点多离家,芬（妻子）送我.坐104（路公共汽车）至上海站,乘14次6车11（硬卧）中铺.
10月30日：一夜睡得很好,一早六点多起床,昨看毕严慰冰（陆定一夫人）的《魂归江南》.上午九时三分,准时到达北京,中午住于（北京市）局招待所704室.下午,赴北总布胡同（陆定一住所）拜访严昭（严慰冰胞妹）,录了四盘磁带（注：每盘磁带录音1小时）.她送我一批材料.晚,与马思琚（马思聪胞妹）、李宗浩通电话.与胡天纯（资深记者）通电话,知她骨折、卧床,说星期六上午可找到华（）的电话.
10月31日：一早到沙滩关锋（小组成员）家,与关锋谈（在原《红旗》编辑李惠让帮助下,原本从不接受采访的关锋,对我破例,而且还帮助我联系采访小组成员王力）.然后回招待所,给胡天纯打电话（联系采访）,与孙梅英（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教练）联系.下午到严昭家（陆定一家）,谈了四盘磁带,她热情招待我吃晚饭.回来,到北京站打电话给梅中泉（编辑）.晚,整理笔记,把磁带装好.
11月1日：很紧张的一天.一早打电话给孙梅英,约好,八时半,到达她家.孙是中国第一届乒乓女单冠军,她长谈四小时,关于何智丽（风波）前前后后.很直爽.中午回（）招待所,下午到档案处王涛,查严慰冰材料（档案,严慰冰在“”前给林彪妻子叶群写化名信,“”中遭林彪点名,入秦城监狱）,又到中组部档案室.五时,赶到国际大厦,三楼,与荣毅仁的秘书陆寅谈《荣》的创作问题（当时我受命担任电影《荣毅仁》编剧）.晚,到（北京沙滩）《红旗》大院访林杰（1968年《红旗》杂志轰动一时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起草者）,他外出,只遇到他的女儿.然后到三楼访李惠让（原《红旗》编辑,后来为红旗出版社社长）,他很热情,给予许多帮助.又访陈伯达的司机（于子云）.回招待所已夜深了.
11月2日：一早到《红旗》大院.王保春、王光耀（两王都是陈伯达秘书）均上班去了,未遇.改去史家胡同,访郑公盾（原《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他很激动地与我谈了“”遭遇（被）,边谈边哭,一直到中午,请我吃中饭.下午2时半才结束采访.到全国妇联,了解田家英夫人董边住址.回招待所,与田家英秘书（逄先知）通电话.晚,到《红旗》大院访王文耀（陈伯达秘书）,谈到夜十时,然后到林杰家访问,因是温州同乡,很热情,到十一点多告辞,回招待所已子夜.
11月3日：一早出发,赶到鼓楼,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未遇,人事处帮我联系.然后赶往学院路,去蓟门里,访王力（小组成员）,值王力上北大附属医院化验,只好稍等.（借用公用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给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丁洪章（党史出版社副社长兼《炎黄子孙》杂志主编）等.十时半,王力夫妇回家,我与他们谈.王力极为健谈、热情（这是王力自“”倒台之后首次接待作家、记者.他愿意接待我,一是他知道我,二是关锋给他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录音）,一口气谈到中午一时半.谈话内容非常重要.然后,去小西天,只凭着很含糊的地址,去寻找黄敬之妹俞瑾.来到新德街,卫生部大院.门卫说无俞瑾此人.电话总机也不知道.我到对面干休所一问,才知俞瑾地址.终于找到俞瑾,她已经七十岁了.她很详细叙述了俞启威（黄敬,前夫）的一生.这次（也是独家）采访亦极重要.傍晚,回到招待所,已五时半,正好吃晚饭.饭后,没休息,又出发到《红旗》大院去采访.夜,访问陈伯达秘书王保春.然后,访关锋（录音采访）,与关锋夫妇一直谈到子夜十一时半,回到招待所,已十二点多了.今天走得太多,右脚底磨破,鞋里很多血.
11月4日：又是忙碌紧张的一天.一早,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与副书记老于谈,然后再找王保春采访.电话联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中午,回东单（）招待所.下午到《红旗》杂志采访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傍晚,访陈伯达另一儿子刘晓云（改用他母亲刘淑宴之姓）,回到招待所,已经六时.晚饭后,整理录音,换了十几盘磁带.打长途给芬,又打电话给江一,袁清林,马碧雪（马思聪长女）,高志其（高士其之子）.打电话给劳元一（当年上海红卫兵的“红革会”领袖,1968年1月28日“炮打”的领导者）,他畅谈了近况,约定年底在沪见面.连日来,录音机长时间工作,磁头上都是磁粉,晚上作了清理.
11月5日：一早到六铺炕,访陈伯达之妻刘淑宴,未遇.回到沙滩,访陈伯达五十年代的秘书姚洛.在他家,遇《人物》主编谢云.中午回到招待所,得知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打电话找我,立即赶往果子市,梅小璈（出席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给我陈（晓农）的信.下午,到《红旗》大院访陈伯达秘书史敬棠,谈庐山会议.然后,又访（陈伯达秘书）姚洛.他送我一批陈伯达著作.夜,赶回招待所,乘坐41路公共汽车往东,来到陈伯达家已八时多（陈伯达因病住院）,与陈晓农见面.陈支持我的写作,使我放心.他谈了一些情况.夜,回东单.
11月6日：一早,如约赶往陈家,与陈晓农长谈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回东单,复印了一大批（陈晓农提供的）陈伯达著作.然后,又在招待所忙于换磁带,一口气换好了十盒带子.又出发到陈家,晓农去医院未归,即采访陈晓农的妻子.不久,晓农回来,一起谈,到夜九时五十分告辞.至车站,正好41路末班车开走——陈家的钟慢了几分.只得返回陈家.继续采访晓农.夜,他招待我睡于陈伯达床上（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特别软）.这样,倒是省了来回奔波.
11月7日：一早六点多醒来,看（陈伯达）资料.晓农招待我吃早饭.七时多,便开始采访（陈晓农）,又一口气谈到十二时.下午,在陈家附近复印店复印了一大批陈伯达（晚年）手稿.昨复印用了三十多元,今复了四十多元.这批材料很珍贵.复毕,再去晓农家,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抵《人民日报》社,在资料室查阅了一批陈伯达材料,并复印.回到东单招待所,已是五时三刻,匆匆吃完晚饭,稍整理笔记.在北京站,退到一张今夜13次特快卧铺票.立即赶回招待所,匆忙整理行李,办好退房手续.赶到北京站,离开车只一刻钟了.9：55坐13次离京.这次在京九日,收获不小……采访所记,用掉三刀活页纸,采访录音带达五十盘之多！这次丰收了！只是极度辛苦.右脚血泡,鲜血染红了鞋垫.左股沟动脉出现红肿.本想再在京逗留几日,以再访王力,访文献研究室,但已支持不住,不得不匆匆返沪.
“上海的北京作家”
以上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背着饭盒那么大的红灯牌录音机、厚厚的笔记本在北京采访的艰辛.
回沪之后,我成了“宅男”,忙于整理采访笔记,听采访录音,整理并分类装订一大批复印资料.日积月累,我家成了一家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这次的许多采访都是独家的.尤其是王力,从1967年8月30日之后的21年间（内中度过15年的铁窗生涯）第一次接受采访.回沪后,根据王力谈话录音,我写出了万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把手稿寄王力过目.经王力亲自改定,我在1988年12月23日上海《联合时报》整版发表,然后再“出口”,于1989年1月3日至7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1989年1月31日至2月4日,连载于美国《华侨日报》.《王力病中答客问》是王力经过21年的沉默之后第一次“发声”,第一次公开亮相,引起广泛注意.此后我得以一次次长时间采访王力,甚至住到王力家附近,接连三天对他进行采访.他对我非常信任,委托我为他编辑回忆录.为此,他把大批手稿送给我.我也很尽力,当时已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出版王力回忆录.谁知因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的发表惹起一番风波,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取消了出版计划.但是我仍然非常尊重王力,并继续对他进行采访,写出50万字的《王力访谈》.正因为这样,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属说：“叶永烈是可信赖的朋友.”当晚,他的亲属把王力病逝消息告诉我.我当即以急电把消息发往香港,翌日便在香港《明报》刊登了《“”要员王力去世》的报道,我对王力可谓有始有终.
我能够叩开王力紧闭之门,得益于关锋给他打了电话；我能够叩开关锋紧闭之门,则得益于关锋的一位老朋友李惠让的帮助.我在《红旗》大院拜访当年《红旗》杂志的资深编辑李惠让,他当年与关锋曾在《红旗》杂志共事.李惠让说服了关锋.李惠让陪同我一起去看望关锋.这样,关锋终于接受我的采访.
关锋,这位“”风云人物,后来真的“关”起“锋”来.关锋跟我见面时,头一句话便说：“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确实,他只愿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埋头做学问,但求平静.在他的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桌上是书,桌下也堆着书,我看他坐在那里写东西时,连脚也伸不直.年逾古稀的他,总喜欢戴一顶干部帽,帽下露出花白的双鬓.他爱穿中山装.个子瘦小,气色不错.关锋知道我在仔细地研究“”史,走访了很多当事人,也就“破天荒”地跟我谈起了“”.他说：“这几年来,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允许我录音.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跟我聊了起来.我发觉,他非常健谈.谈着谈着,兴奋起来,摇晃着腿,藤椅发出吱咯吱咯响声.他有时双臂交叉于胸前,有时把袖子捋起来,再放下来,又捋起来,又放下来……我们聊着,他的妻子周瑛则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偶尔,她插一两句话.她不住地抽烟,烟瘾颇大.关锋原来也是“大烟囱”,后来下决心戒掉了.他居然在天天吞云吐雾的妻子面前,毫不动摇,一支烟也不抽,连酒也不沾——在这方面,他向陈伯达“看齐”.
在成功地访问了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在上海采访）与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之后,我着手采访小组组长陈伯达.虽然因陈伯达住院,这次未能采访他本人,但是我在的帮助下,对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而且建立了友谊.这样,待陈伯达出院,我再度赴京,相信能够采访他本人,还将再访王力和关锋.果真,我后来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虽然他最初曾表示拒绝我的采访,说：“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在我的真诚感动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1988年10月底这次自费赴京采访,是我数十次赴京采访中的一次.不断出入北京高干住宅区,我渐渐对北京“地儿熟,人头熟”.当时我年富力强,在没有手机、几乎没有“打的”的年代,凭借乘坐公共汽车和双腿奔走于北京东南西北,往往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大量采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而这些当事人大部分集中在北京.正因为这样,我不断往北京跑,以至被上海的同行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当然,也有例外,像抓捕的副主任、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成都,我三次前往成都采访他.
纪实文学的创作,“七分跑,三分写”,其实是很辛苦的活儿.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
一张招待所房费收据,引出我的诸多回忆和感叹.我已经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50箱手稿、档案、书信和采访录音带,即将再捐10箱,正在形成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叶永烈专藏”,以给后人留下一大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珍贵史料.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
文学创作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结论：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对写作纪实文学和纪实文学创作和创作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学创作本科毕业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