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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和《中华儿女》和红墙文学的兴起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文学范文 类别:毕业论文 2020-02-22

《《中华儿女》和红墙文学的兴起》

该文是关于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跟红墙文学和《中华儿女》和兴起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董保存档案:

董保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传记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曾获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韬奋出版奖,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最近,应邀参加了一次北京市组织的关于“红墙意识”的研讨会.

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发端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红墙意识”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就是在这个会上,让我想起《中华儿女》初创时的人与事和那一波“红墙文学”的兴起.

涉足“红墙文学”

记得1988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维玲老师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在筹办一个刊物,刊名叫《中华儿女》,团、全国青联的领导已请同志题写了刊名,希望我能够写些稿子,或者帮助组织一些稿件.

那时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参与组织出版过一些党、政、军等人物的传记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实性文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非虚构).像《新中国纪实丛书》这些人物,都属于《中华儿女》的范畴.因此,我对王老师说,刊物的名称很好,找个时间可以细聊一下.一个星期后,王维玲老师带着杨筱怀编辑到了我们当时的办公地点——一个很土很土的地名: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30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办公室还没有装空调,仅有的一个风扇对着他们吹,他们还是说,这天气太热了,太热了!

的确,那段时间,无论是自然界的气候,还是国家的政治气氛,都是比较热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思想界空前活跃.那天,我们聊起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也谈到了粉碎“”以后出现的“大墙文学”(作家从维熙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被称为发端之作).我们从大墙文学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谈着谈着,就从大墙谈到了红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了,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了,中南海也对外开放了……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将对我们的出版界、文化界产生特殊的影响.

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工作、生活的中南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充满神秘感的.当人们走进红墙,都会想:这么多年来,红墙里面的人物是怎样生活的?红墙里面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发生过怎样的历史变故?……我们都感到,以红墙为背景的纪实类的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时,《中华儿女》杂志已经组织到了一些思想文化界人物的稿子,希望我能够给刊物写一些高级领导人、写一些开国将帅的稿子,还可介绍推荐一些这方面的作者.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红墙热”正在酝酿,并且已经初见端倪,《中华儿女》的编辑和我本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也并没有想到要得什么风气之先,想要造成什么“热”.

其实,在《中华儿女》创刊之前,就有一些作家、作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采访了十几位亲历者,查阅了那时还没有控制特别严格的有关档案资料,写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的文章——《杨余傅事件真相》.在刊物上发表以后,被几十家报刊连载、转载、或摘编,出书后得到了当时党史研究室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先生的首肯.这对我一个青年作者来说,当然是一个鼓舞.《中华儿女》的创刊,助推我在这个领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耕耘.

翻翻那段时间《中华儿女》合订本,我撰写这类文章有数十篇.其中,所写的人物涉及、周恩来、刘少奇、、刘伯承、聂荣臻、黄克诚、萧克、杨成武、洪学智、张爱萍、张经武等老一代领袖人物和开国将帅等.这些稿子,都引起过广泛关注.有的被转载几十次,有的还被选入了中小学的辅导教材.回想起来,每一篇稿子的采访写作过程,都有一段故事.

比如,在一般民众印象中,第一位蒙冤的元帅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批判的彭德怀.但实际上,最先遭到批判的是刘伯承元帅,是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而这场斗争又和彭德怀元帅有着复杂的联系.我先后采访了10多位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过军委扩大会议的人,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后,写出了《刘伯承1958年磨难记》,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出来.

那时候,聂荣臻元帅是健在的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但身体已经很不好,有一次我跟随萧克将军去看望了老人家.后和《中华儿女》的同仁说起此事,他们鼓励我,应该写一篇《共和国最后的元帅》.我随后数次对聂帅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他的家人进行了认真的采访,写出了这篇文章,在《中华儿女》发表以后引起较大的反响.

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纪检工作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那时陈云、黄克诚是中纪委的主要领导人.一个偶然机会,我见到黄克诚大将,老人家戴一副墨镜,正襟危坐在办公室.知情者告诉我,黄老虽已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语言表述准确.我根据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写出《敢唱反调的大将黄克诚》.后来给《中华儿女》发表时,黄老已经逝世,我又去找黄老的夫人唐棣华进行补充采访,文章发表后,诸多媒体转载,还得了那一年的新闻宣传的作品奖.

曾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开国中将张经武,是‘’中以死抗争的高级干部,采访结束时,我被他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一口气写就了《张经武将军玉碎三里屯》,遂在《中华儿女》发表,也曾引起震动.

对于曾经生活在红墙内的女性,人们更是充满了好奇.我在参加《谭震林传》的编纂工作中,和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进行过深入的交谈,撰写出《谭震林的婚恋传奇》等好几篇将帅婚恋的故事,匡正了很多的传言,在《中华儿女》发表后,有人拿去改编成影视作品.

杂志社的“作家圈”

《中华儿女》初创的几年间,聚集了一批与红墙有关的作家、作者.他们中间,有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像陶铸和曾志的女儿陶斯亮等;也有在红墙里工作过、在老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像杜修贤、邬吉成等;还有较早涉足这个领域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中,有好几位是我的朋友、作者.我向《中华儿女》推荐他们的作品,有的干脆就拉他们去一起参与《中华儿女》采编工作,用当时的说法是“入伙”.

在采访、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时,通过香港《文汇报》的一位朋友介绍,我找到了的最后一位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向他请教、周恩来晚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动员她写出了一篇《和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订正了一些社会上不实的传言.恰好刚建省的海南省文联新创办了一个《海南纪实》的刊物,来北京组稿,就把张玉凤同志这篇稿子推荐给他们,同时我也写了一篇《走出红墙的张玉凤》发表在创刊号上,立即引起小小的轰动.他们的创刊号,发了上百万册.因为有了这些交往,当我提出介绍她和《中华儿女》杂志建立联系,请她给杂志写稿子时.她很快就同意了,并且参加了“纪念诞辰100周年《中华儿女》黄山笔会”,杂志社也曾经请她担任编委.

后来被称为“红墙女作家”的顾保孜从扬州来到北京,和曾经是、周恩来的摄影师的杜修贤老同志合作,撰写过长篇纪实文学《红墙里的瞬间》,我是责任编辑.我们出版社把这本书放在了“新中国纪实丛书”系列当中,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摄影师杜修贤选用多张当年拍的珍贵照片.在这个过程中,我推荐其中的一些章节在《中华儿女》发表,这在当时是影响很大的.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几位朋友都说,是《中华儿女》把我们聚在一起的.顾保孜回忆,在《中华儿女》发表了10多篇作品,第一篇应该是《摄影师镜头里的》.

北京军区空军创作室有两位作家在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一个是权延赤,一个是尹家民.当时,部队的同志们开玩笑说,北空有两个作家,一个专写,一个专写.其实,他们都为所谓红墙文学作出了贡献.权延赤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墙内外》,发行量相当可观.尹家民那时也在我们社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写陈赓大将的《风流大将军》,另一本是写后来的部长黄镇将军的《将军不辰使命》.我就建议他把写黄镇将军的书选一段拿到《中华儿女》发表,从此他也开始了和这家杂志的10多年合作.

后来出任解放军后勤杂志社社长的肖思科,曾经给军委的局长图门将军当助手,他和图门将军一起写审判林彪、“”的纪实文学《超级审判》,还有写延安的系列作品,我认为都和《中华儿女》组稿方向相契合,就推荐他到《中华儿女》,很快成为杂志社的重要作者和编辑.再后来成为《中华儿女》杂志的编委、政要专刊的外聘副总编,对杂志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时任主编杨筱怀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认识王凡,想和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约到稿.我认识王凡,他的父辈一直在工作,他曾经跟随父母到中办的五七干校生活了几年,和当时在海里工作的人熟识,并且写出了不少和红墙有关的作品.于是,我就联系安排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一家饭馆见了面,从此王凡也成了《中华儿女》红墙作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王凡记得,他给《中华儿女》写的第一篇稿件是《的秘书田家英》.

……

这是一批颇有情怀的作者、作家.他们写作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名和利.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是怀着一种责任感来写作的.希望把一些知名度较高、透明度较低的人物写出来,把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出来,以正视听.《中华儿女》杂志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和这些作者建立紧密联系的.当时的稿酬很低,写一篇稿子也就一两百块钱,没见到哪个作家、作者通过给《中华儿女》写稿成为百万富翁而能够买房买车的.

那段时间,杂志社也把我们这些作者当成了一家人.为了一个策划,为了一篇稿子,经常一起熬夜开会.有一次,我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上将,写了一篇记述洪老在抗美援朝时期人生经历的文章.不想当期原定封面稿件因故不能刊出,杨筱怀半夜打电话给我,请我无论如何找到一张能作封面的洪老照片.补版如救火.我几经周折才找到合适照片,那时,处理照片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数字化的技术,也没有网络传输,要拿照片去制版,我连夜拿到照片,又赶到编辑部,保证了顺利出刊,等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有好几次,杨筱怀带着编辑部的人到我在黄寺的家整稿子.那时我单身.饿了,大家就一起做点吃的,有时候他们是带着快餐食品来的……

曾经有人问我,你给他们写稿,帮他们组织稿件,他们给多少钱?值得你这么卖命?我本来就有些愚钝,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却没有太在意这事儿.那时年轻,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中华儿女》这个平台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信任我,我就应该把这个杂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和他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细细想来,《中华儿女》杂志虽然没有给我们什么特殊的奖赏,但也提供了一些方便.比如给我或其他重点作者配了传呼机,一开始是数字的,后来还是双排汉字的.要知道,那个时候BP机还是非常时髦的通讯工具.还记得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位重要客人,要去接站时,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车了,只好打电话给杂志社,半个小时后,小聂开着杂志社仅有的那辆桑塔纳就赶到了……

《中华儿女》就是这样和一批写红墙文学的作家互生共长的.

有人说,是《中华儿女》培养了一批红墙作家,甚至还有人说,某某是通过《中华儿女》起家的.对于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些偏颇,作者与刊物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强调有的作者因《中华儿女》而成名,还应该看到,有时凭借作者一篇文章,刊物就能洛阳纸贵……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出版社、期刊社的人说,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有些作者也会说,没有某某杂志、某某出版社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些作者、作家,和《中华儿女》“亲密接触”了10多年,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中,说起那段日子,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中华儿女》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可以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和《中华儿女》的合作,对于红墙文学的兴起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助推

我们说,“红墙热”是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那段日子,正是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所以,这次“红墙热”和改革开放兴起的经济大潮有着复杂的却也是十分明显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中华儿女》杂志可谓是得风气之先.她的初创时期,就遇到了办刊经费的问题.虽然没有问过他们有多少开办费,但从那时的交往中,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压力的,也知道,团、全国青联是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给他们办这本刊物的.

编辑部就那么几个人,办公室就那么两三间,既要完成繁重的采编任务,又要兼顾经营,解决杂志社运转的经费问题,可以说是忙得团团转.

《中华儿女》敏锐地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结合点,就是把备受关注的红墙文学和改革开放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结合起来.这种尝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时封面人物照片,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国元勋和时代英模.封底广告时有时无,时任社长的杨筱怀决定让那些崭露头角的民营企业家走上杂志的封底(说是广告也可,说不是广告也可),让你跟在领导人后面随着杂志走向全国.这些民营企业家,也会为杂志的出版发行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他们又开拓了赠刊活动,在杂志上刊登“某某企业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逐期阅览”字样,以企业冠名的形式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赠阅刊物.

一些知名企业家成为《中华儿女》冠名的赠刊者.这一做法在全国首创.既扩大了中华儿女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也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随着发行量的扩大,红墙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一批企业家,都是时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们对那一代领导人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对于与红墙有关的人与事,有着一种天然兴趣和热情.这在当时中华儿女杂志社组织的笔会上,领袖的后代、以及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所受到的欢迎和追捧,就说明了这一点.

赞助《中华儿女》的企业家,大多数也是有情怀的人.虽然不能排除其中有的人是有着经济目的的.有些人想利用《中华儿女》这块牌子为自己做宣传,但他们的行动从客观上也助推了当时的红墙文学热,起到了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责任编辑 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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