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口述历史：为未来，记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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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周刊》记者 闫志刚 张配豪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执着地追寻与倾听一个个普通或不普通人的故事,一段段的讲述,在光与影中雕刻了时光的记忆.从唐德刚开始引发人们的兴趣,到崔永元筚路蓝缕,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将事业焦点放在了口述历史的搜集与整理上,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了文化热词.
然而,对于“口述历史”着实有着太多说不清,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们总说有太多事需要做,又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至于为何要做这些事,口述历史参与者似乎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觉得这些带着温度的记忆如果不能够保存,当有朝一日发现它的价值时难免后悔莫及.
为了避免这未来可能的永久遗憾,他们把所从事的口述历史工作视为一种责任和使命,甚至把这项工作上升到国家,上升到民族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在他们看来,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而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枯燥、单调,不产生效益,只是对明天有用.”这是崔永元对口述历史工作的评价.
追寻“光影”的记忆
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举办的老电影人口述影像观摩活动.
百余位老电影人以光影的形式与年轻人展开历史的对话.有百岁导演汤晓丹、陈鲤庭和王为一的人生回忆；有号称“南谢北谢”的谢晋和谢铁骊导演的艺术感悟；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属于个人记忆又关乎民族历史的生动讲述……
而这些老电影人都曾接受过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的采访,才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对电影及人生往事的记忆.这项观摩活动背后,实际上是电影人口述史项目,而此项目也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写照”.
时间追溯到2002年,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启动了电影人口述史项目,该项目是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访谈.整个项目历时十年,前后访问千余人,许多受访的电影老艺术家、电影技术专家和电影事业家都是生平唯一一次接受采访,受访时的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
2004年中国电影即将迎来百年诞辰的时候,金鸡奖颁出了第一个终身成就奖,获奖的就是导演汤晓丹.200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把同样的荣誉献给了已经95岁高龄的汤晓丹.因擅长拍摄战争史诗题材,他被誉为“银幕将军”.作为“老电影人”,汤晓丹在2003年1月、2003年8月、2005年4月,分别接受了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三次时长共计360分钟的访问.
另外,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袁乃晨、电影实业家任宗德、电影事业家徐桑楚等众多电影大家,在接受采访时一般都在十岁,甚至近百岁高龄,许多老电影人在接受采访后不久就不幸去世了.
作为该项目自始至终的主要参与者,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赵一工十年下来共采访了电影人1900余人次.在他看来,“电影人口述史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老电影人珍贵记忆的抢救.”
另外,在电影人口述史项目进行访谈的同时,电影人口述史团队还收集了大量的文件、照片、日记、书信等档案材料,目前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老电影人资料库.这些资料部分被用于《电影传奇》的节目制作,该节目于2004年4月在电视台开播,至2009年9月结束,广受好评,唤醒了一代人对老电影的集体记忆.
电影人口述史只是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一部分.崔永元介绍,从1999年自己在日本第一次接触口述史,到2002年真正开始起步,再到2012年回到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学术研究以及传播工作,并为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开设“口述历史”选修课.14年来,团队收集并整理完成了涉及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知青和民营企业等众多领域,4000余人次、逾百万分钟的口述历史采访影像及大量相关视频、图文和实物资料,成为目前国内内容最为丰富的口述历史库之一.
与时间赛跑
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方法学科,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以其在挖掘史料、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与弥补文献不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世界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
作为“人民记忆”的口述历史,虽然在本世纪之前国内也有从事相关工作的机构和学者,但进入新世纪,“口述历史”才算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卉告诉记者,口述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新中国史学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量史学研究中也采纳了口述访谈的方式.“西方概念的Oral History 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被引入到中国的,最初只局限于学术界,但随着公众力量的加入,越来越焕发出活力.尤其是在本世纪初,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我们团队的作品《我的抗战》带来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林卉说.
老话说的好,“万事开头难”,作为中国口述历史的“拓荒者”,他们的经历饱含艰辛.
在“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向来风趣的崔永元回味过去十几年口述历史的经历,感慨“做口述历史不容易”.他用“三多三少”做了总结：所谓“三多”,是指题材多,许多题材要做但来不及做,许多老人要采访但采访永远赛不过时间；热情多,许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忙都没时间找对象；干劲多,大家干劲十足.说到三少,崔永元一笑：“就是钱少、经费少、钞票少.”
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还是时间紧迫所带来的压迫感.“我们每个记者的手里都有一份采访不完的名单,平均采访对象都在85岁左右,经常会遇到约好了采访对象,当我们要动身采访的时候,家人打来电话说老人走了.”
作为“口述历史在中国”系列活动的总策划,林卉告诉记者,学术活动的开展也常常是理性与感性共存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曹淑文在本次大会上提交的内容是通过对父亲的访谈整理进而梳理了一段时期的个人家史,没想到完成论文的过程也是她父亲人生最后的岁月.大会前夕,老先生因病去世,曹淑文给组委会发来了这样的内容,“这篇参会论文含着生命及情感.感谢组委会,是您们提供机会,促使我们记录下了不可再得的珍贵资料.”
“只有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得到,我们悲伤的是,这些老人记忆当中的历史就这样没有了,我们内疚的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微薄、太微小了,我们跑不过时间.所以我们这13年就是在悲伤、内疚、无奈之中坚持了这项工作.”有过这样经历的赵一工难掩忧伤.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也有着很深的感触,“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时间对我们太吝啬了,所以我们说做口述历史,就是与时间赛跑,我们马不停蹄做了13年,这13年,我们的团队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跑不过时间.当我们的记者看到一个个采访,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采访的老人相继离去的时候,既悲伤又内疚.当我们的资料整理保管人员,在资料库当中更新老人去世时间的时候,我们是感慨和无奈.”
谈及做口述历史的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说：“我从事口述历史已经20多年了,一直有一种比较冷清的感觉,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孤独,因为口述历史在国内开展得实在太晚了,一直是属于很零散的状态.”
从记忆到历史
“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下了,如果没有人在场听到,那么树倒在地上时便是没有声音的.”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研习营上,来自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当选主席道格·博伊德用这个哲学问题解答了口述历史传播的意义.
口述历史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但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依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然而,各国对于口述历史的价值却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
有人认为,相对于传统历史而言,口述历史其实更像个补充,补充历史的细节.因为在很多历史资料里都有“三个未”——未记录、未保存、未公开.
从事口述历史工作8年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更愿意把口述历史比作原油,“人们可以从原油里提炼汽油、煤油,可以提炼柴油、煤气,然后还可以做化工原料.”在他看来,仅仅把口述历史当成一个史料,那是对口述历史严重的误解,或者严重的简单化.其实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都可以从口述历史资源,也就是个人记忆的资源里面提取所需的东西.
前不久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教授来到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希望把一些可以公开的采访当做语料库,因为许多受访者使用的是方言,有自己语言表达的节奏.“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中心的采访资料,会跟语言学、语料学产生关系.成为语料库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无法预设的.”林卉的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著名导演贾樟柯认为,口述历史是寻找这些历史中的当事人,这些人能够把亲身经历过的一些细节、自身感受形成一个个个体的丰富讲述.它对我们从历史的细节和具体的感性入手去理解历史真实存在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从国外一些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中寻找到一些启发.
台湾地区学者龙应台近日在北京演讲中介绍,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学会有点像足球队、合唱团、烹饪班,街坊邻居都会参与,可能会有中学生、教师以及邮递员等,几乎每个村庄和社区都有类似的历史学会,他们什么都会去找.龙应台讲述,有一次她去伦敦一个很大的墓园,碰到了当地“妈妈们”组成的历史学会,一个一个抄写墓碑上的文字,抄写完成后她们会做非常多的功课,会告诉孩子们.她们对历史的关怀,就像对唱歌、烹饪一样,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定宜庄看来,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丰富、太复杂,也太厚重了,没有人去好好地倾听这些亲历者的声音,这是我们对人类的一个欠债.“如果你跟这些老人有一个小时的对话,有一天的对话,我想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就是口述历史吸引年轻人的魅力所在.”丁俊杰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接触口述历史,体会口述历史的真正内涵.
尽管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口述历史的价值并且投身到这项事业上来.如湖南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及其团队用6年时间,采访了436位湖南抗战老兵,并收录了300位老兵的口述视频,如今已经捐赠给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的吴文光也组织策划了“村民影像计划”“民间记忆计划”等口述历史项目.
去年上海书展,主持人曹可凡出版自己家族的口述传记,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前几年摄影家尔冬强出版实录朱家角社会风俗的《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也是口述历史的宝贵文献.
赵一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技术的进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这些可能当中必将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各领域的生存状态,乃至学科的建设,口述历史本身就是基于技术进步引发的历史记录和叙述革命.
正如媒体所言：记录百姓口述的历史可能多是民间发生的“家长里短”和“细枝末节”,但它们丰富、真实,是不可多得的文脉珍贵资源,理应深入挖掘,更细致去开发,让今天更多的人来了解.
规范与自觉
尽管中国口述历史发展风生水起,然而,这种热闹背后,也有着值得思考的地方.
据林卉介绍,类似老兵这样主题的项目刚开始公共效应并不明显,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但作为口述历史是必须要做的,可当它一旦出了名就会有很多本来并不热爱的人打着口述历史的旗号做一些牟利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常常会有种无力感.在林卉看来,盈利本身不是错误,但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为本来就常常被公众误解的口述史学带来更多负面的影响.
对此,赵一工有着自己的体会：“口述历史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但这两年好像有些过热,我希望它做得扎扎实实.因为咱们国家的好多事一热就会变得很浮躁,比如选秀、唱歌、相亲,什么都可以做成节目.现在我们后面没有一个节目,坏处就是影响力减弱了,好处就是我们更专心致志了,不会那么功利,或者说更纯粹地做口述历史.”
林卉认为,在口述历史领域,虽然目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情况,但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本事就是一个好的事情.口述历史从非专业到成熟,这中间肯定要经历一个过程.
另外,崔永元笑言的“三少”折射出专业口述历史研究机构的经费压力,“我们机构的资金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这边项目论证比较严格,一个方向提出来之后要经过专业的规划、调研、专家组讨论等才能开展,出成果的话就需要更久,内容严谨,但时间周期较长.如果别人想资助你会发现可能3到5年都看不到成果,所以就不会给我们投钱.”林卉坦言.
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视角看,中国口述历史还有太多功课要做.对于口述历史的实践者来说,他们面临的更直接的问题是口述历史缺乏阵地、整个行业没有标准、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协会等.像日本有专门的口述历史协会,协会会根据内容的不同分成很多种,同时也有专门的口述历史杂志,目前国内并没有一个平台来分享口述历史成果,进行沟通交流.
林卉曾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问口述历史参与者资料如何保存,大部分人都表示放在家里或者单位的电脑里,只有一个人的在档案馆保存,那还是因为她本身就在档案馆工作.而对于许多从业者来说,发表了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也就没有了作用.
陈墨也坦言,中国的口述历史做的比较初级,“当前中国的口述历史缺少一个共有的规范和共享的资源.有很多人做口述历史没有存档的概念,更没有分享的概念.”陈墨将当下的口述历史比作游泳、乒乓球运动,人人都可以去游,人人都能去打.但是陈墨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规则,共同的索引技术,去协商、分享资源,这些都是中国口述历史人应该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至于口述历史中所普遍遇到的资金困境,吴文光认为比资金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守的信念,而龙应台则称之为“自觉”.
谈到口述历史的未来,吴文光说：“口述历史一旦被打开之后,它会成为一个显学,从研究、创作等各方面,所展开的东西特别多,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呀！你随便一撬就能撬动一些东西出来.我们这个地方才刚刚开始,而且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一个村子里面就可以有那么多的故事出来.”
对于口述历史的规范发展,多数受访者表示主要还要依靠行业自律,这其中个人自律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口述历史的特点决定了规范发展、统一标准并不意味着每件事情都要达成共识.
而丁俊杰认为,13年口述历史,采访累计起来的海量素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是他们重视并且珍惜的,但同时也很有压力,怕对不起这些珍贵的资料.口述历史不只是找到采访嘉宾,让他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呈现采访者所需要的资料和素材,在采访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利用方面,在口述历史教学等问题上,其实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探讨、需要深入、需要规范、需要推动.所以口述历史不只是搜集资料这么简单,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以后,他们想把它上升到学科和专业的层面.
实际上,在口述历史规范发展方面,已经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2015年12月12日,“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当选主席Indira Chowdhury等世界口述历史权威机构负责人参加研讨会,会上宣布中国口述历史联合机构开始筹备,为国际口述历史大会未来能在中国举办做准备,从而掀开了中国口述历史崭新一页.
同一日,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发布了《定福庄宣言》和《定福庄公约》（全称《促进口述历史事业全面发展的宣言》及《口述历史实践公约》）.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技术、采访环节设置、法律方面的20条建议,希望为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口述历史实践者提供一定的帮助,让口述历史在中国能够更好地发展.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我们专门收藏的人的个体记忆,它不仅仅有历史的价值,还有语言、心理、社会学和教育学的价值等.”大会特聘的专家组成员陈墨说.
对于因多种因素而导致口述历史可能存在虚假的问题,陈墨在接受光明网采访时引用美国作家罗伯特·麦卡蒙的小说《奇风岁月》（Boy´s Life）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听人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个老人过世了,那就好像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了……我好渴望能够有个像电影院的地方,里头有一本记录了无数名字的目录,我们可以在目录里找出某个人的名字,按下按钮,银幕上就会出现某个人的脸,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一生的故事.”陈墨认为,这句话值得所有口述历史工作者铭记,“这提醒我们,口述历史不仅是一种求知路径,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
历史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口述历史和记录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历史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历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