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表述政治对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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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雷德鹏（1963—）,男,广西全州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王溯（1994—）,女,湖北武汉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 要〕“语言”作为交往媒介,在阶级文化、阶级意识的形成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而以“语言”为载体的表述行为,如演讲宣传、舆论造势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公众进行潜移默化的精神熏染,能够博取公众的认同和忠诚.但是,假若表述行为一旦上升为表述政治,其目的转向以虚假的“词句”构建无法实现的虚幻假象时,那么其本质就会变成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手段.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意识时,大量使用“幻想”、“幽灵”、“虚假观念”等词语来批判其虚假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仍然试图利用表述手段来摆脱合法性危机,是难以成功的.
〔关 键 词〕资产阶级；语言；表述政治；虚假性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4-0005-05
所谓“表述政治”[1],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用“语言”表述手段进行政治活动,如舆论造势,政治宣传,文化娱乐,等等,以达到控制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培育民众政治认同和忠诚的政治目的.本文着重论述表述政治及其在构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一、语言对阶级意识形成的作用
语言是人的最深刻的本性.马克思说,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2]（P308）他还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P81）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4]（P1068）.卡西尔则说,人是（以语言为根本形式的）“符号的动物”[5]（P34）.胡塞尔则指出,通过语言的表达,一切主观意义的东西能够转化为客观性的存在.“更明确地说,它们只是作为语言的含义,意义,才具有客观性,具有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存在.”[6]（P432）下面,我们则提出,语言在阶级意识的形态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由语言形成的阶级“文化”
在人与人交往行为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作为一种媒介,既是沟通产生的先决条件,亦是达成全面沟通的前提基础,即在交往行为中“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地位.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目的论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等三种行动模式中,语言往往是按不同的角度被片面构思的.它们把语言或者作为成功的手段,或者作为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体,或者作为自我表演的媒体.”[7]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语言’现象在现实中原来是许多现象,它们或多或少地有机地彼此联系着,互相依赖着；走到极端,可以说每个讲话的人具有自己个人的语言,也就是自己独具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8]（P32）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相同语言的拥有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发展为具有相同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的个体,这些个体在日常交往里逐渐笼聚而形成群体,属于这个群体的语言方式又日渐发展成特有的“文化”,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将“各个不同的阶段上把或多或少的个人联合成为人数众多的阶层……恰好是这些历史—社会的差别反映在人民的语言中,并产生实用主义者所谈的那些‘障碍’和‘错误的原因’.”[8]（P33）即在交往行为的作用下使得“语言”的影响作用被放大,从文化角度上来说,这种“语言”从开始掌握,到形成表述习惯,再到形成根深蒂固思想观念的时候,“语言”对人的影响也逐渐从交往方式上升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由于观念相同、行为相似有利于沟通交往,人们自然更愿意与相同语言的人结合.因而,不同群体的不同语言方式将人与人分裂开来,从而形成各自群体,最终放大到形成固定阶级.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9]（P669）即个人至所处不同阶级的其他人,由于长期受到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化观念、历史传统等潜在影响,会形成一种有差别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难以改变、相对固定,使得不同意识形态的拥有者“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讲着不同的语言.”[9]（P670）同一阶级的人在日常行为活动中为了个人或阶层利益,以同一目的团结在一起,其活动范围、方式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因此,由“语言”形成的文化因素在阶级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共同文化熏陶形成的阶级意识
放眼历史的发展轨迹,人们的思想活动总是受到外界物质因素的制约,处于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人们,往往只能接受其所处文化能认同的东西.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不仅源自于利益的分化,还有文化、观念上的差别,特别是以不同语言为代表的,不同意识形态所引发的矛盾对抗.阶级意识“首先是一定的阶级对自己共同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自我意识,是对与其他阶级相区别的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利益、价值、诉求和政治目标等的意识.”[10]在不同文化的长期熏陶感染下,不同阶级的人们则形成具有阶级文化色彩的阶级意识.
一个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的前后,其阶级意识的内容与形式都有着重大转变.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前,他们的阶级意识,是处于革命时期的意识,其意识形态上主要彰显的是位于上升时期革命阶级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1]（P552）即表明,新阶级为了获取统治地位,会将自己的阶级文化包装成其他阶级、阶层所能接受的“语言”,从而赢得他们的拥护.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阶级意识相较于它所要推翻的阶级意识而言,是革命的、积极的,也更符合当下民众的普遍利益需要.由于其阶级的革命意识符合历史的必然走向,便可以获取广大民众的拥护,此时其阶级的阶级文化与阶级意识为其成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随着旧的制度体系被推翻,新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其阶级思想也就上升为统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2]（P51）在当权初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反应的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追求、理想目标.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便致力于将其阶级意识普及至最广大的民众.此时,统治阶级的意识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虽有不同,但都追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等共同目标,因此统治阶级的意识只要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健发展,其阶级意识就依然会得到认可,阶级文化也会逐渐普遍化.
但到了统治后期,统治阶级的统治往往不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不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甚至演变成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就不再具有进步意义.但此刻的统治阶级为了继续保有统治地位,往往会采取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意识——“虚假意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批判资产阶级统治者将其自身利益偷换成普遍利益,以“虚假意识”替代现实实践时,就讽刺道：“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13]（P73）即在统治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统治地位已经无法得到认可,无法再维系下去时,他们便会将其阶级意识以一种“语言”方式构建成虚假幻象,试图用“词汇”来堆砌一座虚幻世界,并且让群众相信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用以掩盖其统治无力的事实与现实的矛盾.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对“语言”的应用
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系统考察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如何从早期的文学公共领域转变而来,其功能又是如何从具有政治批判转向了政治保守.此过程中,资产阶级对“语言”的应用发挥到了极点.当然,注意到这一点的,远非哈贝马斯一人.譬如,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1.加强阶级意识的灌输
“人们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思想中的解决,就是在思想中给出应对和消除矛盾的方式；另一种是现实的解决,就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去解决社会矛盾.不过,即使是实践的解决方式,也往往要和思想中的解决方式相伴,这是因为并不存在没有人的意识参与的实践活动.”[14]基于当下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来说,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控制往往比暴力手段更容易被接受,并且更容易在无意识中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温和姿态,达到使民众能发自内心的服从效果.
葛兰西说,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一个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是通过像教会、工会或学校一类的民间组织来实现的”[15]（P92）.显然,统治阶级加强自身文化与意识对群众的灌输,对意识形态控制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强制”的全新的统治方式.葛兰西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除依靠其掌握的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或“硬权力”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搞所谓的“文化霸权”,即通过对家庭、学校、教会、政党、群众传媒等“市民社会”活动场所进行文化渗透与控制,使被统治阶级缺乏形成清晰自觉的理论的机会.由此可见,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实质就是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文化的这个“软权力”实现社会治理和巩固统治的,亦即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统治阶级以政党、院校、工会、教会等社会团体以及报纸、期刊、学术团体等文化组织为载体,以文化宣传、宗教信仰、习惯塑造、教育教化等为手段,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精神上、道德上乃至心理上的引导与把控,使其形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想要其拥有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总而言之,资产阶级通过加强对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凭借其意识形态向全社会的渗透,从而构筑起了一个强大坚固的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社会心理基础、思想力量.它与需要流血牺牲武装革命不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以一种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方式改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维护着现存的制度.
2.以表述政治建立“合法性”
放眼世界,在当代总体和平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当权者维护与提升其自身统治合法性时,主要运用的不是军队、、监狱这些强制性手段,而是倾向舆论造势、意识形态宣传、加强政治认同、政治话语、政治形式等相对柔和的手段,我们称这种与政治行为密切相关的表述手段为“表述政治”.当权者通过表述政治的形式,在民众无意识中对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这种方式不易引起民众极度反感与严重抵制,因此可以柔和、温情的手段获取民众的认同感,提升民众的忠诚度,逐渐实现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
这里的合法性也并非特指符合某一个“法令”“法规”.而是指一个制度是否获得被统治者的普遍认同.任何一个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都需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使其得到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这种合法性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掌权的最基本条件,如果统治阶级缺乏合法性的支撑,它将迅速瓦解.最早研究“合法性”问题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若想长期维持统治地位,就必须唤醒对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可以来源于历史传统的神圣性、传统受命拥有权威的统治者或者英雄化的超凡个人以及其所创建的神圣性制度.关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它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如果不借助合法化,将难以保证民众长期忠诚以及社会稳定.
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活动中的象征性维度,尤其是“阶级”和“意识形态”在政治活动中已经被“身份”和“话语”等概念所取代的普遍现象.“一些当代理论声称政治并不是对先前存在其中（如理性、私利）的事物的反映,反而是一种表述性行为.能动者及其行为的语境本身产生于行为过程.这种表述行为的逻辑不考虑‘真实的’或物质的与精神的或‘想象的’之间任何严格的区别.”[16]（P264）实际上,这不只是当达资本主义社会新出现的普遍现象,因为在170年之前,在法国就已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揭露出了这一点.他说,路易·波拿巴正是以一种表述手段,利用民众头脑受一定文化制约的固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拿破仑·波拿巴相同的姓氏,大肆宣扬“拿破仑神话”,以这种非暴力的手段轻易将法国民众对拿破仑的崇拜加诸于自己身上,从而获取了高额选票并且取得统治合法性和绝对权威.
由此可见,无论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时期还是其统治时期,表述手段都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合法性的重要辅助手段,不论表述的内容是否符合行为的实质,但在统治阶级的言辞、口号、宣传中,的确可以构建出一个满足民众需要的形象,只要民众还在期待中,就会服从现有的统治,那么统治阶级的地位也将得到延续.
3.表述政治——凸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阶级性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一定会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物质力量构筑其精神上的统治地位,以维护和稳固其自身利益.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既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为了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的不损害他们的利益,统治阶级就一定会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形容成是普遍的利益.
然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呈现的,乃是一个虚幻的、遮蔽真相的世界.恩格斯晚年说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即不论现实实践未来是否能达到预期,但先用一种表述的手段构建出来,以满足当下统治者的需要,其目的并不在于使民众受益,而是在于可以保障自己阶级的利益、构建自己阶级想要的价值体系.所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眼中被冠以了“虚假”的头衔.“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2]（P195）,阿尔杜塞说：“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拼接物,是纯粹的、空幻无用的梦想,是从唯一完满而实在的现实的白昼残迹中构成的东西.”[17]并且,马克思还精辟指出,只要资产阶级还继续作为统治阶级,那么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就一定会延续其虚假的观念和扭曲的意识,“虚假意识”就无法根除.
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颠倒性造成的.“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P152）例如商品拜物教就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生产商品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交换,且交换的目的又是为了利润.因此,有了商品,就意味着能带来利润.这样,商品生产的目的就发生了颠倒,商品本身也被神秘化了.
三、表述手段：当代资本主义摆脱合法性危机的限度
实际上“表述”一词原本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有在它与资产阶级虚假性行为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变成宣扬虚假意识形态的欺骗手段.
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19世纪的社会革命必须发展出自己的、新的政治语言,而不是像以前的革命那样利用“过去的史诗”.由此可见,表述行为作为一种手段,无论是1851年的法国,还是当今西方社会,都发挥着巨大作用——通过表述性手段建立起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在为维护统治阶级合法性提供重要支撑.马克思也曾为表述手段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3]（P553）这就表明,如果“表述”仅仅只是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再是用以维护虚假的、扭曲的意识,那么它依然能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问题,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只有首先夺取了“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8]（P38）,即在精神文化领域、意识形态上取得“霸权”地位,才能最终赢得政权.不仅如此,即使夺取并掌握了政权,还必须继续掌握和运用这种“文化霸权”,否则革命的果实不能巩固和发展.关于如何长期维护统治地位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面临着政治危机、动力危机等一系列危机.按照他的合法性危机理论,西方统治阶级如何应对危机,如何发挥语言、文化、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将表述手段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依然值得探究.
由于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因此,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主要运用的不是军队、、法庭、监狱这些强制性手段,而是用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等手段加强其意识形态领导权.强制手段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偶尔使用,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控制则被广泛运用.
首先,牢牢掌握话语权即控制舆论权.在当今社会,话语权对社会发展方向有着重大影响,话语权被谁掌握,谁就支配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动的概念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19]（P121）在现代人的交往行为中,统治者对话语权的把控,给予统治一种无形的扶持,即一旦掌握了引导舆论走向的主动权,便可助其占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在如今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文化全球化为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强势文化的扩张与渗透创造了条件.以美国为例,当下的美国是文化输出的典型国家,全球化中的“美国化”现象日益突出,美国以其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政治图谋也愈益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话语权的把控也日益加重,将文化输出视作实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式.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以引导舆论走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所接收的和被屏蔽的内容,拥有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在宣传自己的阶级意识意向,使其在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同时,也把控着整个社会意识流动的方向.
其次,净化公共领域文化环境,使阶级意识免受不同权力结构的操控.西方学者哈贝马斯、阿伦特、布鲁纳、杜威、奥克肖特等人都对公共领域进行过相关论述.其中,哈贝马斯虽未强调可以从公共领域直接获取政治权力,但他指明只有权力在受到公共意见的影响与制约之后,才能经由程序形成合法性——“它保证社会是一个私人自主权的领域,并将公共权力限于有限功能之上；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私人的领域,他们集聚而成为公众；作为国家的公民,他们调解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其理想目标是在这种公共领域的调节下,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权力.”[20]（P125-133）简单来说,每个人都会在公共领域中进行活动,通过控制非主导思想在公共领域的过分传播与消极引导,来加强自身文化、观念的熏陶,以达到对民众进行思维、意识上的建设,使统治阶级意识得到普及与强化,故而对于公共领域文化环境的净化是获得民众政治认同感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后,丰富文化系统,应对动力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将面临文化系统危机,即思想文化呈现出全面的贫乏和衰落.面对这个危局,西方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利用表述政治在文化系统中发挥引领思想的作用来摆脱困境、走出危机,但这种手段是“通过使人们着眼于过去而不是将来,或者着眼于掩盖阶级关系和脱离社会变革的集体追求,用以维持现存的阶级统治关系”[21]（P45）这种看似美好,实际却不可实现的方式根本无法为统治阶级提供长久动力,因为“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22]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统治阶级通过表述政治将极具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强行与不太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化系统相融合,难以维持文化系统的繁荣.
总之,从个人语言发展到阶级语言,再上升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来看,以“语言”为载体的表述行为都为凝聚力量、获得认同、达到目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最初是作为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出现的,但却掩盖了自身的历史性,物化成一种冰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媒介.”[23]由此可见,原本作为交往载体的“语言”,一旦融进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上升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后,往往就物化成为束缚人们思维的枷锁.特别是当表述手段被披上政治色彩浓厚的外衣后,所形成的表述政治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营造幻象的虚假手段,这种表述政治在为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构造暂时支撑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虚假幻象”与“真实存在”的矛盾.那么如何将表述手段限定在合法性范围之内,依然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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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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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和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