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探析》
该文是意识形态方面专科毕业论文范文和意识形态和建构探析和深化改革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李晓阳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0082）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根据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积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突破、丰富完善和创新发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全球化、多元化、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为此必须努力建构治理型、融合型和感性型意识形态,不断凝聚价值认同和改革共识,持续为改革开放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关键词：改革开放；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历史演进；风险挑战；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0-001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聚焦强军目标创新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14BKS098)；军队教学改革立项课题“多元社会思潮下增强党课教育战斗性教学改革”（14ZY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晓阳（1992-）,男,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特定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也促进了党和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深刻指出：“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1］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是相生相成、相得益彰的.为此,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总结,努力厘清当前改革攻坚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进而探求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创新路径,以有助于实现新的时代条件下改革开放实践深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互促互进、良性循环.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演进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国家现象,这就决定了其实质是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其作为历史现象所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变动性.”［2］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党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如何发展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适时调整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理念,不断丰富意识形态教育的具体内容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历史性转型和创造性发展.
1.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变革突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总体上是以传统革命斗争思维进行意识形态建构,“革命”和“阶级斗争”是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主题.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思想领域的僵化禁锢,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破除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错误理解.同年12 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路线,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并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进行重新阐释以求变革突破.“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开始的.”［3］
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带来思想领域自由化的倾向,1979年3月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界定改革开放的前提和思想解放的底线,从根本上规定了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向准则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命脉,有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社会思想的统一稳定.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了同志的历史地位,强调坚持和发展思想,为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面对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领域姓资姓社的争论,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积极论证,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发展提供了评价依据,从而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意识形态层面给予科学阐释,从而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向生产力视角,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开始由革命转向为以建设为主题,即由注重“调整生产关系”转向为强调“发展生产力”.
2.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丰富完善.随着冷战结束以及苏东剧变,面对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高度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体系以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如何阐释并凝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任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科学阐述理论,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形成.2001年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全面系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给党的职能使命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也分别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中心遵循、根本依据和丰富资源.这标志着我们党管党治党理念的重大转变,而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展现出极大包容性并开启了现代化转型,即由经济理念为主导转向注重打造执政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有效回应了贫富差距拉大带给改革开放的质疑,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理论遵循和价值航道,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体系.此后,党相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前者构筑国家发展的理想图景和实现途径,打造了全社会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而后者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夯实了全社会思想行为选择的价值认同.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众思想观念的解放,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而且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开始与传统的政治教育或经济动员不同,更加注重在社会层面以改革蓝图凝聚改革共识,在文化层面以核心价值引领价值选择,为进一步深化和推动改革开放塑造了强大的整合力与引领力.
由此可见,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共同构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双重动力,而“中国关于自身建设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观念构成了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3］.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推动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凭借着对党的职能使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再认识,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建构起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的新意识形态系统”［5］,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走向新阶段.
3.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新的重要关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定位意识形态工作,围绕意识形态建构提出一系列新论断和新举措,有效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6］这一论断愈发凸显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赋予意识形态工作新的战略性定位.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相继在文艺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党校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会议中提出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观点,既从根本上明确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根本任务,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6］,又在各领域各层面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任务和实践路径.
在内容理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本质体现,既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提出价值准则,也为不同阶层的民众提供价值共识.而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属性,党的主张与人民心声的互相反映,将全党思想和全民力量有效统一起来.在方法手段上,互联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阵地,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重视新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抓好理念、手段和基层工作的创新,这一系列新方法新要求大大增强了主流意识的领导权.其中构建意识形态责任工作制和大宣传工作格局成为两个重要抓手,有效扭转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曾经一度被动的局面.在话语体系上,增强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深厚土壤,将意识形态建构置于文化底蕴的涵养、文化自信的关照以及文化创新的引领之下,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意识形态对外宣传的价值追求,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话语权,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世界眼光.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包括构建新型智库和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可以说,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化创新、大众化实践和时代性提升,开创了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强起来的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正在“向以治理理念为核心的治理型意识形态转型”［9］,即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拓展,在主题上表现为“由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8］,在内容上表现为由注重发展实效转向追求构建美好生活,在功能上表现为由注重提供理论论证转向为寻求整合社会的价值目标,在话语上表现为由政治宣传性趋向日常生活化,加之意识形态工作在实践层面的广泛开展,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两大群体,大大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凝聚力.
二、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风险挑战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也不断充实发展.然而,由于时代条件的深刻变化和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以及改革自身的艰巨探索,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许多新的风险挑战,特别是在全球化、多元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冲击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身抵抗力、现实解释力和认同凝聚力都面临一定程度的侵蚀和弱化.
1.全球化场域下主流意识形态抵抗力弱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资本世界性扩张带来的结果,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性生产的发展以及各民族文明的交流融合,但也助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输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自身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蓬勃复苏,并不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在我国迈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西方国家由于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偏见,把我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挑战,凭借国力优势和话语霸权不断升级和平演变手段,加紧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侵蚀.
当前在新帝国主义时代下,全球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交锋,而“伦理价值高于真理价值、道德制高点优于历史制高点,是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变化”［2］.一方面,西方国家大力鼓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依托国家战略和资本扩张加紧推行文化输出和渗透,不断叫嚣世界公民理念、普世价值学说、超国家认同等口号,极力推销西方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大肆诋毁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我进行意识形态监控,垄断国际文化标准剥夺中国话语权,大肆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等错误观点,广泛散布“锐实力”“威胁论”等怪异论调.同时以西方发展模式解读中国社会实践,如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解读为“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企图分化改革共识,进而达到阻滞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目的.
在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身抵抗力有所弱化,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渗透尤其是话语范式缺乏有效的批判和化解,在西方主导的价值规范和话语体系下,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学理阐明与建构还不充分,甚至迎合西方逻辑规则和评判标准,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受到冲击.
2.多元化论域下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被消解.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带给民众思想领域极大冲击,集中表现为多元社会思潮和多样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争相表达观点主张,再经由网络的非线性、草根化和泛自由化传播,形形色色的意见纷争和价值冲突不断放大扩散,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价值观的混乱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弱化.
一方面,社会思潮分立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当前改革攻坚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之下,社会思潮分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不同的利益主张,各自摇旗呐喊又彼此呼应相通,或者借以学术理论渗透价值观念,或者借口政策建议设置错误议题,或者借助历史文化解构主流观念,或者围绕社会问题误导舆论走向,并更多以碎片化、感性化的话语方式试图侵入主流思想世界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面临话语权分化的困境.另一方面,价值观念分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诸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也带来民众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增强,折射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愈发复杂化,利益诉求愈发多样化,从而导致思想观念进一步多元化和差异化.当前,“人们对‘改革’的价值诉求已不再局限于这一口号本身,而是依据自身的阶层身份赋予其更多的实际涵义.”［9］而随着思想观念独立性的愈发增强以及价值选择空间的日益扩大,广大民众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事件和问题更多关注发声,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利益调控和分割有着更为个性化的诉求,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价值整合的工作困难重重.
可以说,多元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多样价值观念的变迁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而面对愈加开放的文化境遇和不断分化的思想秩序,更多依靠政治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话语解释力不足的困境,表现在话语内容的差异性和话语表达的针对性都有所欠缺,或者无法很好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体系,或者无法很好回应不同利益群体的现实需求,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舆论引导能力下降.
3.市场化时域下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降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资本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物质财富合法化论证以及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推动之下,社会民众的个体意识和物化意识进一步凸显或膨胀,资本正在从经济领域不断侵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力量对网络空间的影响日益巨大,在资本操纵和文化消费的驱动之下,网络舆论生态碰撞冲突尤为激烈,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认同带来强劲冲击与挑战.
“市场经济中的趋利性、消费性、分散性等固有性质所萌发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随着民众交往的普遍化得以泛滥.”［10］一方面,对财富的盲目崇拜和对消费的过度推崇,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物化和客体化,造成“我消费故我在”的虚幻错觉,挤压了人的精神空间,部分民众处于信仰虚空、理想幻灭的状态.随着改革进入先易后难的下半程,在市场利润的诱导下,人们更多关注利益分配和权利重组,追求物质上的极大占有和生活上的奢侈享乐,部分民众为物所奴役成为单向度的人,精神世界愈发匮乏,崇高理想逐渐失落.另一方面,对自我的过分强调和对娱乐的极致追求,同样导致个体自我价值的迷失和对传统权威的极大消解,造成“我娱乐故我在”的感官体验,消解了人的理性精神,部分民众处于价值混乱、道德虚无的状态.随着资本逻辑逐步渗透到网络空间,推动了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依托现实权利资源引导网络舆论,别有用心地歪曲或捏造事实,故意放大党和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失误不足.而不明真相的网民在“众生喧哗”“娱乐至死”的舆论环境之下,随意进行情感宣泄和意见表达,沉溺于海量数据信息而模糊了是非评判标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由此被极大消解.
在这种资本逻辑主导的世俗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位或缺位.一方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利用不够,过度注重理论灌输而与世俗社会接触不够,一味进行严肃的理念宣传而缺乏诉求表达渠道,导致部分民众一定程度上淡漠和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对网络新媒体的监管不够,网络信息审查制度不够严密,网络生态净化制度不够完善,网络舆情监测引导的体制机制以及人才队伍都还不够健全,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空间一定程度上被挤压,难以有效统一思想认识和凝聚价值共识.
三、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策略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时代,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必须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基固本、凝魂聚气的重大作用,通过创新构建治理型、融合型和感性型意识形态,不断凝聚价值共识,有效引导思想舆论,继续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正确政治方向和强大精神动力.
1.建构治理型意识形态,在多元中实现主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治理指的是“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11］,而且在当代社会更加强调多方合作、协调共治.随着社会现代转型,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也亟须以现代治理理念为核心,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既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有效整合多元价值观念,也要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积极拓宽思想表达渠道,通过构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不断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一方面,要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认识.在当前外来与本土、主流与大众不断交流交锋的思想环境下,马克思主义能够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和对反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理论并有效指导中国改革,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断增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和新的时代条件,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成果创造了新的契机,我们必须结合新的社会发展实际,加强理论指导和创新,创新舆论宣传和引导,将我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从而为团结各方治理力量提供坚实有力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要尊重思想文化多样性,以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共识.在坚持主导性的前提下,主流意识形态要积极适应国家治理要求,整合政府、组织、企业、网民多方主体,通过各展所长和协同治理,对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进行针对性分析,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因子进行批判性吸收,掌握真实社情民意,凝聚“最大公约数”.当然,在思想开放中也要树立意识形态的思想边界,要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有效掌控多元社会思潮的动态走向,尤其是要增强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引导能力,对其中的迷惑观点和错误思想进行认真剖析和重点批判,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2.建构融合型意识形态,在差异中扩大认同.意识形态的建构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科学理论只有同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满足相关并以强大的解释力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才能促使民众科学认知并真心认同.面对当前发展尚不平衡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凭借真正实在的发展成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认同,通过真切及时的理论回应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从而形成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和统一意志,保持改革攻坚进程中思想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一方面,要实现意识形态认同与物质利益满足的相互融合.我们党历来注重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相辅相成,曾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2］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使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不断提升.新时代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既要积极鼓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奋斗,整合各方力量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革,也要合理解释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的现实原因,探寻不同利益群体求同存异的新思路,从而弥合改革攻坚的思想裂痕,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发展共识.
另一方面,要实现意识形态引导与日常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获得滋养的重要场所,也是意识形态的根基所在.”［13］新时代下,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必须找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点,高度重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诉求,认真解决其现实思想困惑和利益需求,尤其是要及时回应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社会关切,保证能说上话、有认同感、有影响力.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也要立足于日常生活伦理,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大众的生活叙事,通过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和表达习惯,以接近大众的思考模式和话语方式将道理讲清楚,把疑惑解释开,保证听得进去、有亲切感、有吸引力.
3.建构感性型意识形态,在内化中凝聚共识.随着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以图像、视频等为主要代表的影像形式来进行观念表达和信息交流,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图像符号和视觉文化为表征的图像化时代.而“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观念集合,只有通过具象化的方式才容易被人们所把握”［14］.视觉化传播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必须遵循大众的认知规律,把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变为生动的视像表达,通过文字和图像、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生动视像,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主动接受、高度认同的精神纽带.
一方面,要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形象场域.图像化时代下,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和传播媒介,注重培养开展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利用声音、图像、视频等各种可视化资源,将抽象晦涩的理论转变为动态化、形象化的影像叙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同时要重点打造一批马克思主义“关键视像”,以电影电视、游戏动漫等视觉文化产品为载体,并发掘其视觉意义以及精神价值,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塑造共同的价值认同,从而有效引领民众思想和规范社会行动.
另一方面,要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网络生态.“感性意识形态是知情意相统一的存在.”［15］相较于理性意识形态将知识与情感剥离,强调权威和灌输不同,感性意识形态重视情感交流和情感体验,强调情中有理、理中蕴情、情真理切、情理交融.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还应注重主客体之间情感沟通,强化情感叙事在价值引领中的应用导向,达到主客体彼此的信任和认同.而“社群思维的运用,就是找到意识形态的认同群体,并且点燃其感性,从而形成价值优势和舆论氛围”［16］.在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大数据时代,尤其要注重培育社群意见领袖,根据不同群体的情绪氛围和情感认同,通过新颖易懂的表达形式、亲切友好的交流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价值引导或意识形态批判,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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