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英语类论文范文跟从中介语石化看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相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从中介语石化看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

该文是中国式英语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跟中介语和石化和中国式英语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随着跨文化交际的频繁和语言教学的发展,“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应运而生.二者都是跨文化交际中不规范的用语现象,体现的是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并极有可能发展为“石化”.本文以中介语、石化现象、语言迁移等理论为基础,结合实例分析,进一步探究“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本质、成因和影响,更加科学、系统地认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中介语石化二语习得

从十九世纪初传教士们在中国开设教会学校教授英语,到如今“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在全国蔓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对外宣传、交流的迅速增加,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和使用英语.英语更是进入基础教育课堂,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掌握的“第二语言”.英语是印欧语系,汉语是汉藏语系,两者在语言属性上的根本差异以及文化上的不同,催生了“中国英语”（ChinaEnglish）和“中国式英语”（Chinglish）两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一点,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最早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是葛传椝先生,他在1980年《翻译通讯》上的一篇中指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1],并举出“四个现代化”（fourmodernizations）、“四书”（fourbooks）、“八股文”（eight-legedessay）等例子加以证明.随后,诸多学者对“中国英语”这一概念进行说明,拓展出另外一个新的概念“中国式英语”,如汪榕培的《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1991）、李文中的《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1993）、谢之君的《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1995）和杜瑞清、姜亚军的《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2001）等.他们的研究大多从“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概念、产生原因出发,探讨其对语言交际的多方面影响.

但无论是“中国英语”还是“中国式英语”,它们都指的是在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一些非规范用语现象,体现的是母语文化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这些非规范用语极有可能固化下来,即出现“中介语石化”.今天大部分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局限,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中介语石化”.“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背后的“中介语石化”隐忧,成为今天语言教学和二语习得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在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中介语石化理论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从中介语石化的角度看“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以期对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有所启示.

一.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

1980年,葛传椝先生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的其中一节——《ChineseEnglish和ChinaEnglish》中首次提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这两个概念.这节文章不超过五百字,葛老也并没有对他提出的概念做详细的描述和归纳,但他点明了“中国英语”的四个特点:一、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二、中国英语是指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三、在交际效果上,中国英语“经常引起外国人的抱怨”,但“经过解释,他们不难懂得.”四、中国人使用英语总的前提为“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2]十年后,李文中在《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中对两个概念进行详细的区分：“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式英语”,则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3]李文中的阐释弥补了葛文“不够全面”的局限,但“中国英语不受母语干扰”的观点有失偏颇.谢之君指出了他的不足,并提出了新的论述：“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英语变体”[4],“中国式英语问题实际上是错误分析问题”[5].他指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都存在汉语干扰”[6]的事实,并从“有效交际”的角度对两者进行区分.同时他用李文中举出的“Longtimenosee”的例子,说明“中国式英语是可以向中国英语转化的”[7].综合比较,谢之君的观点更全面客观.而杜瑞清、姜亚军则指出：“至于哪些算‘中式英语’的特点,哪些属“中国英语”的特征,还有待于对‘中国英语’感兴趣的学者进行严肃的描写性研究,以填补世界英语类型研究上的这一空白点,促进‘中国英语’的健康发展.”[8]然而距离这篇文章的发表已经有接近二十年了,对于“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定义仍存在很多的争议.

索绪尔指出:“一个种族或民族集团的`精神’会不断地把语言引到某些确定的道路上来.”[9]中国人在母语环境下学习和使用英语,是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然而汉语的语言属性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中国特点”体现在英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

1.语音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的阻隔使汉语方言的差异非常悬殊,部分地区的方言差异甚至大过印欧语系中不同语种之间的差异,因此很难说汉语的发音对中国英语造成了规律性的影响.而且,因为很难界定这种语音上的不规范究竟能否“有效表达”,是否能算作是“错误分析”,因此也无法将其划入“中国英语”或是“中国式英语”任意一方.李文中、谢之君在归纳中国英语的表现层面时也选择避而不谈“语音”这个层面.但总的来说,“中国（式）英语”在语音上呈现出单词重音不突出、语句的声调比较平缓等特点.至于个别的发音则因地、因时而异.如十九世纪出现在上海租界区的“洋泾浜英语”受到了汉语和上海话的双重影响——在以辅音结尾的词加上一个元音,如“make[meik]”读成“makee[meiki:]”,“much”读成“muchee”；把辅音“r”说成“l”：如：“all-light（allright）”、“loom（room）”.

2.词汇

李文中认为“中国英语”的词汇指的是“表达中国民族文化所特有事物的借词与译借”[10],并将大量进入英语交际的借词视为“中国英语”在词汇上的表征.但时隔二十年后再来看李文中的观点,会发现李的观点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李文中所举的许多音译词,如凤凰（fenghuang）现在已经规范为单词“phoenix”,说明大部分的音译词只是暂时地进入英语交际,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一步规范化；另一方面,像“TianAnMenSquare”、“TheGreatWall”等符合“借词+英语词”形式的词,虽然表达的是中国民族文化所特有的事物,但它们已经与英语同化,被视为规范的、地道的英语表达.

相比“中国英语”在词汇上的难以界定,“中国式英语”在词汇上的表达比比皆是,它表现为我国的英语学习者会习惯性地将母语（汉语）的表达方式生搬硬套到英语词汇中去.如将“注意身体”（payattentiontoyourhealth）译为“noticeyourbody”,将“谈恋爱”（fallinlove）译为“talklove”,虽然在语法上没有错误,但不符合英语的习惯表达,容易给听者带来理解上的难度和歧义.

3.语法

汉语对英语学习的干扰最集中地体现在语法层面.语言是思维的一种体现,而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往往因民族而异.中国人的思维顺序往往是：主体→行为的标志→行为→行为的客体；欧美人的思维顺序往往是主体→行为→行为的客体→行为的标志.反应在句法上,汉语的状语常置于动词之前,状语从句置于主句之前,英语则相反；汉语的定语放在被修饰语之前,英语的定语若是单词则放在被修饰语之前,若是短语或从句则置于被修饰语之后.[11]对时空的感知也呈现出“民族特色”.中国人的时空顺序是先时后地,从大到小,欧美人的时空顺序是先地后时,从小到大,因此汉语和英语描述时间和地点所遵循的顺序正好相反.例如：

(1)Onemonthhaspassedsincethenewtermbegan.

Ournewtermhaspassedonemonth.（CE）

(2)IstillrememberthenightwhenIfirstcamehere.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这儿的那晚.

(3)HewasborninBeijingonMay20th,1970．

他是1970年5月20日在北京出生的.

邓炎昌、刘润清在《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一书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读起来像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①多数中国学生还没有掌握英语；②和西方人的思想方法不同；③英汉文体不同.[12]如果说前面的不规范表达尚可用思维方式的不同来解释,类似“Let’sgoandeatourmeals”和“Idivorcedwithher”的不规范表达更多是由于学生没能熟练掌握英语语法规则所致.

这些语法上的不规范表达虽然都体现了汉语对外语教学的“负面迁移”,也基本达到了“有效表达”的效果,但与“中国特色”相联系未免显得牵强附合,因此我们很难用“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对其加以界定.

综上所述,“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虽然在概念上“泾渭分明”.但在实际的语音、词汇、语法分析中,两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造成了界定上的困难.一些过去能够“有效表达”的“中国英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趋向规范化,一些“中国式英语”也有向“中国英语”转化的可能：如“goodgoodstudy,daydayup”、“longtimenosee”、“dama”等逐渐被英语主流社会认可,甚至收入了字典的词条.因此,在“是‘中国英语’还是‘中国式英语’”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时,这些“转正”的“中式英语”究竟有多久的生命力,会不会给英语学习造成负面影响,都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和讨论.

二.中介语石化现象

中介语(interlanguage,IL)是指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使用的介于母语(nativelanguage,NL)与目的语(targetlanguage,TL)之间的语言体系,它以母语为出发点,逐渐向目的语靠近,如图1所示：[13]

中介语具有系统性、目的性、阶段性、可渗透性等特点,但最受语言学家关注的是它的“石化性”特征.“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最早由英国著名语言学家Selinker在1969年的剑桥国际会议上提出,并在他1972年所写的论文《Interlanguage》中正式使用.1996年Selinker重申“石化现象”的定义：“语言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用.”[14]

Selinker对“石化现象”定义的阐释使人们对石化的界定基本定型.发生“石化”的可以是一个语言项目（linguistic）,例如汉语学习者发上声（三声214）很困难；一条语言规则（rule）,例如英语学习者用-ed表示所有英语动词过去时；一个次系统,例如整个语音系统；或者中介语系统在一定时期内难以突破的固定状态,例如单词的积累达到3000很容易,从3000——6000的积累就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石化现象”可以发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任意一个阶段,产生于中介语系统的各个层面,因此不能单纯把它当作是语言错误的代名词,它是一个中性词,戴炜栋（1999）将它译作“石化”.

Selinker认为,石化现象形式上可以分成个体石化（individualfossilization）和群体石化（groupfossilization）两大类.其中学习者个体石化现象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错误石化（errorreappearance）,表现为被纠正多次的,并被认为已清除了的错误的反复出现；（2）语言能力石化（languagecompetencefossilization）,即过渡语在语音、句法结构及词汇方面的石化.群体石化是指当外语能力石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正常现象时,就会导致一种新的方言的出现,如菲律宾英语、印度英语.另外,石化现象还可按其性质分为暂时稳定化和永久性石化两种.

造成中介语石化的原因有多种,石化现象的成因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从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角度探讨中介语石化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Selinker的“潜在心理结构”说、Lamendella的“生物论”说和Schumann的“文化迁移模式”说.

1.“潜在心理结构”说

Selinker认为95%的学习者只能停在中介语阶段,只有5%的二语习得者可以成功习得二语,达到与母语使用者相同的心理语法.大部分外语学习者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们过分依赖于“潜在性心理结构”和一般的认知机制,而不能完全激活和利用人脑中类似于Chomsky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中的“潜在性语言结构”,从而难以将普遍语法转化为目的语语法.

基于此,他对“潜在心理结构”（五个“中心过程”）的描述也是对石化现象成因的描述.他将石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五个方面：（1）母语迁移（2）培训转移（3）学习策略（4）交际策略（5）目的语过度泛化现象.其中母语迁移和目的语过度泛化最值得关注.母语迁移主要指的是在母语和目的语相互作用构成的“跨文化语境”中,学习者接触目的语产生的语言识别效应.目的语过度泛化现象主要指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将某一目的语的规则推广到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外.[15]

2.“生物论”说

石化现象的年龄因素又被称作“生物论”,主要代表人物有Lenneberg和Lamendella.该理论主要从生物成长角度解释语言石化现象.Lenneberg提出“语言习得临界期假说”,他认为：Lenneberg认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着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生理因素的作用,语言的习得最为容易,超过这段时间,语言的习得能力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容易导致语言的石化现象.Lamendella则提出了“次系统”概念.他认为,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需要发展相关的“次系统”.如果此“次系统”不完善,学习者只有借助母语的“次系统”.这种“借用”就会产生一种介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中介语,从而导致石化现象的产生.“生物论”对外语学习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外语学习中年龄因素的重要性,其长处是能较好地解释第二语言发音的石化现象,但是却无法解释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差异现象.

3.文化迁移模式

Schumann认为文化适应是中介语石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由于学习者对目的语持有一定的社会和心理距离,语言学习动机的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学习者重复使用有限的语言形式进行交际,使目的语的使用功能受到限制,产生石化.文化迁移模式对中介语石化现象的解释最终归结于社会心理因素.它强调是社会心理因素造成了语言处理的障碍.学习者在交际中所要求使用的语言超出了其语言能力范围而产生的持久的交际压力也会导致石化现象的形成.

三.从中介语石化看“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

从前面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李文中还是谢之君都没有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本质特点和形成原因做出明确的论述.但随着中介语理论、语言迁移理论、石化现象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可以结合理论与实践,从中介语石化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的本质、成因和影响.

“中国式英语”本质上是一种“中介语石化”的体现.绝大多数关于“中国式英语”的研究都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这反映了它们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介于汉语和规范英语的语言学习阶段经常性、习惯性的不规范表达.绝不属于个别人,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是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各个层面的普遍表现.但“中国英语”能不能算作“中介语石化”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中国英语”的判定标准具有不稳定性,随时展认识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例如“fenghuang（凤凰）”之前被认为是能够有效表达的“中国英语”,但随着“phoenix”的取代,如今再用“fenghuang”表达“凤凰”之意,只能当做不正确的语言错误.而“longtimenosee”、“goodgoodstudy,daydayup”这种曾经为人诟病的错误表达,如今却被许多欧美人认可在不同的场合广泛使用,成为新时代“中国英语”的代表.

但无论是“中国英语”还是“中国式英语”,皆不可看作是永久性石化、群体石化.因为对我国广大的外语学习者而言,中介语基本上都没有石化,而是处于暂时的稳定期,一旦接受纠错和培训,之前的不规范表达会有所改善,英语能力也会有明显的提高.而群体石化是指外语能力石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正常现象,往往伴随着新的方言的出现,如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中国英语”完全没有达到英语在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的普及程度——前者属于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一门外语,后者则是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英语在中国任何地方都不是母语,也不是必要的内部共同语,人们主要通过教育掌握标准英语,因此一些中国英语现象是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出现的,并非内部共同语的约定俗成.[16]我们可以将“中国英语”的出现视作跨文化交际频繁和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大的结果,但断然不可将其视为英语的一支,因为英语和汉语无论从文字、文法还是文化背景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关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成因说法不一,多数学者认同“潜在心理结构”、年龄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均会对中介语的石化产生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用中介语石化的成因来分析“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形成.

过去,英语教育还未普及,部分偏远地区甚至没有外语教师,即使是拥有外语教师的地区,教师自身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者,也存在着语音上的不规范和词汇、句法上的错误.英语课堂上中英混杂,以汉语为主的教学没能为英语的习得创造一个好的交际环境.英语学习者错过了二语习得的关键期或者在关键期并没有接受规范的英语教学,没有确立融合型的学习动机,因此英语能力层次较低,只能用简单的词汇参与跨文化交流,出现了大量音译词和借词以满足交际上的基本需求.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外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英语教学基本在全国普及,一些曾被视作“中国英语”的表达进一步规范化,“中国式英语”的错误表达也成为英语教学的重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式英语是是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硬套母语规则和习惯的不规则英语,也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中介语”.Selinker“潜在心理结构”理论中的语言迁移、目的语材料的泛化可以用以解释“中国式英语”的形成.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与母语进行参考对比,加速了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学习,但也极有可能在不该对号入座的情况下对号入座,造成语法或是思维方式上的错误,这些错误绝大多数被视作“中国式英语”.比如,“learn”有学习之意,“学习英语”我们常用“learnEnglish”来表达,但部分学生在碰到“学知识”、“学技能”时也自然地选择用“learn”,出现了“Ishouldlearnmoreandmoreknowledge/skills.”这样不地道的表达.按照英语表达习惯,“knowledge”不与“learn”搭配,而是与“get”、“gain”、“acquire”、“broaden”、“extend”等搭配,虽然它们的汉语翻译与“学”不完全对应,但在与特定的词搭配的过程中它们有了“学习”、“习得”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英语学习者如何看待“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呢？“中国英语”是英语跟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彰显.但它简化目的语、沿用汉语搭配和结构,追求字面上对应的“机械化”倾向,不利于我们掌握“标准英语”,在某些时候也会阻碍“跨文化交际”的流畅性.要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所使用的英语越接近“标准英语”越好.而“中国式英语”,李文中曾将其视为一种“畸形英语”、“病态语言”,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其实,“中国式英语”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对掌握“标准英语”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中介语”.“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存在都是一种客观现实,我们一方面要宽容“中国式英语”的表达,从语言学习的客观规律出发来衡量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及时纠正那些和标准英语相距甚远、极易在跨文化交际中导致失误的语言表达形式,推动“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系统化、规范化.这样不仅对推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提高我国英语教学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价值.

引用作品

[1][2]葛传椝：《漫谈由汉译英问题》,载《中国翻译》1980年第2期,第2页.

[3][10]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第19页、第21页.

[4][5][6][7][16]谢之君：《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载《现代外语》1995年第4期,第10页、第8页、第8页、第8页、第10页.

[8]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40页.

[9]Saussure,F.D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NewYork:McCrawHill,1996.p323.

[11]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7页.

[1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13]杨文秀：《中介语石化现象与口语教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9期,第33页.

[14]Selinker,L.Fossilization:WhatWeThinkWeKnowInternet,1996.

[15]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5-57页.

参考文献

[1]Lamendella,J.T.“Generalprinciplesofneurofunctionalorganizationandtheirmanifestationsinprimaryandnon-primarylanguageacquisition”.LanguageLearning,1977,27,pp155-196.

[2]Lenneberg,E.BiologicalFoundationsofLanguage,1967,NewYork:WileyandSons.

[3]Schumann,J.ThePidginizationProcess:AModelfor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Rowley,MA:NewburyHouse,1978.

[4]Selinker,L.“interlanguage”.InternationalReviewofAppliedLinguistics,1972,10,pp.209-231.

[5]Selinker,L.“Fossilization:WhatWeThinkWeKnow”,Internet,1996.

[6]戴炜栋、牛强：《过渡语的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载《外语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16页.

[7]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37-41页.

[8]葛传椝：《漫谈由汉译英问题》,载《中国翻译》1980年第2期,第1-8页.

[9]李炯英：《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30年综观》,载《国外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第19-24页.

[10]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第18-24页.

[11]林琼：《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新探》,载《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第1期,第12-16页.

[12]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5-57页.

[13]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