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性的斗争《死无葬身之地》和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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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宁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死无葬身之地》是20世纪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的代表作之一.追问人的存在意义是存在主义的精髓.他认为人本来无所谓的选择,要通过选择与创造获得自己的本质,这种思想在该剧中展现无遗.剧本在极端的境遇下,让游击队员进行两难的“选择”,表现出强烈的冲突,并通过冲突塑造人物,以此为核心推进剧情的发展.不同的人物性格也造成选择的不同,以此强调任何人做出的选择都应该承担责任.从性格的角度分析,人们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对自己、他人以及世界负责,符合伦理道德的准则.
[关键词] 《死无葬身之地》；存在主义；性格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7-0074-03
[作者简介] 赖宁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一、引言
《死无葬身之地》（Mort san sépulture）是二十世纪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代表作之一,剧中充满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在极端境遇下的理性思辨,使得该作品成为萨特重要的境遇剧.萨特谈到该剧的时候,曾指出,“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映.我曾一度想把这个剧情定在西班牙战争时期.”[1]P975萨特境遇剧的特点就是贴近社会现实与民众,在《什么是文学？》中指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解释转化为客观存在……你一旦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2]P235文学作品要介入社会与生活斗争,这是由艺术的本质决定的.这也表明了萨特对社会持积极入世的态度.该剧创作于1946年,正值二战结束,但是法国社会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现实.战争留下的创伤与战后的种种社会矛盾,使得法国处在敏感恐惧的氛围下.萨特的独特眼光注意到民众关注的问题,在其戏剧作品中,如《苍蝇》、《脏手》等,把握了社会的焦点和民众关心的问题,使得剧本大受追捧.
该剧讲述了,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五名游击队员被维西政府逮捕,被严刑逼供.在开始的时候,游击队员无任何秘密可以供述,每个人都面对着内心的屈辱和恐惧.紧接着,他们的队长若望被带进来,事件就有所改变.由于队长的身份没有暴露,是否把面前的队长供出就成为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不招供,就会被敌人绞死；而招供,则会被队友杀死.
剧本在极端的境遇下,让游击队员进行“选择”,表现出强烈的冲突,并通过冲突塑造人物,以此为核心推进剧情的发展.从上世纪末,先锋戏剧和实验戏剧风生水起,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日渐微弱.我国国家话剧院选择《死无葬身之地》作为建院作品,后来2007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汇演也选用了该剧本.可见,该剧在我国颇有影响力.从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许多学者关注该剧本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沈永斌从萨特的资产阶级身份对剧本进行解释,认为萨特的世界观存在局限,损害了主人公的形象,同时也削弱了作品的教育意义.[3]杨帆指出,游击队员虽然结束了生命,但是他们的存在的独立性、主动性并没有丧失,自由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性并没有丧失,真正死无葬身之地的不是游击队员,而是法西斯分子.[4]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杨昌龙通过敌我之间、被俘战士之间以及每个战士内心的自我等三个层次进行剖析,认为萨特既宣扬了存在主义下“自由选择”的观点,也谱写了人道主义的挽歌.同时也将剧本中游击队员的形象与我国英雄主义文学的形象进行对比.当然,谈到萨特的作品无法绕开的就是其蕴含在剧本中的存在主义思想.罗慧林以“可能与不可能”的范畴分析剧本中的存在主义思想,“以可能抵抗不可能”,即“以超越抵抗闭锁,以否定抵抗麻木,以行动抵抗空洞”,在她看来,萨特强调了人在境遇中的积极抗争,宣扬了“可能性”,以及剧本中深层蕴藏着“处境给自由选择带来巨大的难题”[5].
剧本通过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集中地表现矛盾冲突,并使之达到尖锐、剧烈的程度,剧情的发展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为了把事件迅速推向,戏剧就要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而矛盾冲突在此集中展开,也为人物性格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笔者通过分析剧本中各游击队员在极端境遇下的艰难选择,展现的不同性格,解读存在主义哲学下人的自由选择.
二、存在主义与人性
《死无葬身之地》于1946年11月8日与另一部戏剧《恭顺的》在法国巴黎安托尼剧院首次公演,但是萨特认为该作品缺乏悬念,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否定过它,说它“是一部不成功的剧本”[6].但是剧本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无不让人联想到萨特于1945年发表的说理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游击队员面对敌人的以及对人生的态度,阐述了其理论文章的哲学与人文关怀.
剧本通过每一位游击队员面临敌人的、拷打,都行使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利.有的宁死不屈,忍受酷刑；有的却大喊大叫,以减轻痛苦,甚至选择从楼上跳下,永守秘密.剧本展现了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与世界荒诞.剧本中人物明确的行为与个性无不展示了萨特的哲学思想.
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指出,人本来没有所谓的本质,只是作为纯粹意识活动,虚无而存在,人要通过自己的选择与创造,获得自己的本质.是人的精神决定了世界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在其说理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着重指出,“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在把自己投向未来时,什么都不存在”[7]P21,也就是说,“存在对于人的实在来说,就是行动；而停止行动,就是不再存在”[8]P611.人生与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人作为单纯的主观性存在,没有本质.人没有本质并不意味着人生没有意义,人应该创造自己的本质.到底要如何创造呢？萨特认为,人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人必须通过行动,做出选择,从而赋予荒谬的世界和没有本质的人生以意义.在这里,萨特把选择与人的存在提到相同的高度,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试图为荒诞世界中的人类寻找一条出路,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期望人们通过自有选择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反映在剧本中的游击队员面临死亡的极端境遇中进行的自由选择,有的纯粹为我,有的纯粹为他,有的为我兼为他.虽然游击队员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是一致的,即选择主体希望通过选择的行为实现对当下困境的超越.虽然出现了与目的相悖的结果,而且主体不一定能超越当下的困境,但超越了“自在的存在”而进入了“自为的存在”,获得了人与物的区别.
萨特的思想中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莫过于要求人的选择要注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即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但是,他在早期的论著《存在与虚无》中提出,“我的自由是价值的唯一基础”[8]P72,把实现个人意志的自由当作唯一的道德向度.而后来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开始反思自己早期的思想,开始考虑周边的人际相互关系.自我主体自由的思想开始淡化,逐渐让位给人道主义与博爱的思想,并将“凡是我有的就是你的,凡是你有的就是我的”[7]P8的大同思想融入原来冷冰冰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也使其思想前后矛盾与不连贯.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个人自由的倡导必然与集体责任牵涉在一起.这也在剧本中得到了展现.
戏剧一开始,队员们都不吝惜自己的性命,希望自己死得其所,为牺牲的村民与战友献上宝贵的生命.希望他们的死,可以带来价值,要不然则是浪费生命.但是在一开始,他们并无秘密可以保守.索比埃为此感叹道,“我将白白地受折磨,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算个什么”,紧接着,昂立赞同称,“一个人决不能像耗子一样无缘无故地死去,连吭都不吭一声”.甚至,连卡诺里都哀叹道,“我认为我们早已死去,从我们不再有什么用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死去,从我们不再有什么用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死了……我们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死者”[2]P203.显而易见,游击队员们强调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游击队员愿意在危难中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意义,不是为了守护任何秘密,也不是为了国家而牺牲.
后来,游击队队长若望被抓进来,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其真实身份.这时候,队员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可以守着.他们的斗争与牺牲就变得有意义.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甘愿为全局胜利而牺牲自己.但是只有弗朗索瓦没有心甘情愿牺牲,由于年纪与生活阅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了队长若望而牺牲.游击队员们态度的转变是人性的扭曲吗？是变态失衡的价值观念使然吗？事实并不如此,萨特并不是想讴歌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的英雄主义的典范,或者鞭挞利己行为的可耻,而是娓娓道出人们在自由选择中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是处在与他人共存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自由,人人的选择都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人们在当下主观的自由选择,必然要对自己的选择以及他人负责.“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7]P21,“我们的行动是代表全人类承担责任”[7]P22.萨特的思想从早期的自由选择中,加上了对他人与集体负责的道德观,使存在主义不再是一种冷冰冰、毫无人性的利己思想.人在选择中只有承担了责任,生命才可以达到自尊、进取、高尚的价值与意义.
三、存在主义与人物性格
上文论述了萨特在中期出现的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思想,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萨特强调一种积极的、抗争的特点.在萨特的作品中,尤其是《死无葬身之地》,总是会表达出人在极端境遇下进行积极地自由选择,同时也会表达其逆道而行的一面.萨特将其富有深度的存在主义思想融入剧本的人物,塑造具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剧本塑造了五名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游击队员形象.萨特一直采用性格决定行动,而在一系列的结果中展现出人的本质.这五名游击队员是否为英雄,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不断地选择中证明自身的.在面对同样的极端境遇中,由于他们的不同阅历、教养以及身体承受能力等的不同,他们在此做出不同的决定与行动.
剧本一开始,展现了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的阶段.游击队员们并没有任何秘密可以供出.此时,游击队员索比埃开始焦虑,担心自己是否能在这次拷打中熬下来.他也无法容忍自己会成为一个告密者：“要是我招了供,我怎么也不会吃甜食来寻开心……不管怎么说,干出这种事之后,我决不会怜惜自己,我想我会去摘的.”[2]P199索比埃真的准备好了承担责任吗？他在剧中内心冲突是最激烈的,他诚实与队友讲述的各种细节,试图让自己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但是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在提审回来的时候,他甚至说出：“告诉你,我连母亲都会出卖……有些人死在床上,问心无愧.好儿子、好丈夫、好公民、好父亲……嗨！其实像我一样都是懦夫,而他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运气好.”[2]P211他的哀叹暴露出他的软弱,说出“连母亲都会出卖”是多么无奈.他一直在痛苦与道德中摇摆,尽管他希望可以超越痛苦,熬过.当游击队长若望被捕进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受刑也是有意义的.由于身体的承受能力,当敌人对他再次用刑的时候,他大喊一声,“晚上好”！接着,他从楼上跳下.他的痛苦结束了,也守住了内心的道德观.在如此极端境遇下,索比埃不得不选择极端的方式承担自己的责任,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一名英雄.
游击队员昂立和索比埃截然不同.当索比埃回忆之前村子里被敌军扫荡说,“三百个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死,结果无谓地牺牲了.他们躺在石头堆里,太阳晒黑了他们的尸体.”[2]P192但是在昂立口中出来的则是：“但这音乐从窗口进去,在尸体上空缭绕,音乐、阳光构成一幅图画.而尸体变得黑糊糊的.”[2]P201昂立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话语与索比埃的焦虑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昂立感叹道,“天啊,一个人决不能像耗子一样无缘无故地死去,连哼都不哼一声.”[2]P202当队长若望被捕进来后,他开始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价值.他阻止若望去自首,并希望若望成为他们的“见证人”.有了精神食粮,昂立的行动更加激昂,在的时候还不断挑衅者.后来,濒临崩溃的弗朗索瓦受不了敌军的折磨,昂立以“崇高”的名义勒死他.当他意识到杀死弗朗索瓦毫无意义、不只是杀死他的一天,而是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开始选择以死逃避现实.卡诺里阻止道,“如果你今天死了,人家就给你做个结论：你是出于自尊杀死了小弟,这就盖棺定论了.但如果你活下去……”[2]P260昂立选择活下来,一切从头再来.可悲的是,他的生命也被迫终结,自己也无法对自己做主.
年幼的弗朗索瓦随着姐姐加入游击队,他“干了人家叫我干的事”,从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在目睹了索比埃的身亡与姐姐的凌辱,内心已经无法承受折磨和痛苦,打算向者招供出若望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个决定必将使游击队员的折磨与付出付之东流.这与萨特思想中,在境遇下选择做英雄还是懦夫契合.萨特并没有谴责弗朗索瓦的行动,因为弗朗索瓦虽有想法,但并无行动,年轻的生命也被昂立了结.萨特也通过吕茜的口道出,“你已经尽了你的力量.你之所以半途而止,这是因为你的力量还不够.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你”[2]P242.
吕茜这个美丽的姑娘视死如归,因为她的爱人若望可以活着,她甚至想象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若望的身上延续.吕茜不怕拷打,但是她被了.巨大的耻辱感使其蜷缩起来,她不再感受痛苦,索性连爱情也不要了,她冷漠地见证弟弟的死去.她最后感叹道,“我承担了一切痛苦；必须让他们把我消灭,连同一切痛苦都消灭！”[2]P247她选择了与敌军继续抗争,展现了英雄形象.她完美得脆弱而坚韧.
若望被捕后,队员们都有了共同的秘密可以保守.但是若望正如其所说,成为队员们的“死亡见证者”.队员们被严刑拷打,都让他感同身受,他似乎成为队员们痛苦的根源.弗朗索瓦恨他,甚至他自己也开始恨自己.真实的现实让他无法忍受,他想去自首,但是被队员剥夺了他的选择权.此时的若望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集体的“价值”.队员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换来队长若望的生存,从而获得价值.心爱的吕茜在被奸污后,抛弃了和他的爱情.他成为队员心中的“被保护者”,这恰恰让他觉得被所有人抛弃了,被爱情抛弃,被事业抛弃.他知道,到了第二天,无论精神上还是生理上,他就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人.活着,成为他的负担.他不仅是抛弃者,也是队员们的“死亡见证者”与痛苦承受者.
游击队员在极端的境遇下做出自己的选择,任何一种妥协都会招致毁灭.在自由的选择中,寻求自己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人物的性格促使的行动酝酿成戏剧的冲突,促使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形成.队员们的每个选择都映射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必将限制另一个人的自由.人物的性格深刻影响其行动与选择,人物的自由选择都因性格与价值观等带有主观性.
四、总结
《死无葬身之地》是萨特对存在主义的再次思考.任何人做出的选择都应该承担责任.不同的人物性格造成选择的不同.在各种境遇中,人们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必须对自己、他人以及世界负责,符合伦理道德的准则.剧本中的五名游击队员即是如此.萨特通过赋予五名游击队员不同的性格特点,使其在极端境遇下做出自由选择,这独具匠心的安排正与其后来对存在主义的再次思考相符.存在主义不再是冷酷无情的,而是一种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主义也因此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与活力.正如柳鸣九所言,“自由选择在现实生活里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奉行的行动准则”[9].性格的差异造成自由选择的不同,但是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也会推动社会进步,使人们带有更多责任感,让现实生活充满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萨特.萨特戏剧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萨特.萨特读本[M].沈志明,艾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沈永斌.存在主义、萨特和他的《死无葬身之地》[J].淮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4]杨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读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四集）[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罗慧林.不可能的自由选择——存在主义哲学视角下的萨特戏剧《死无葬身之地》解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9（4）.
[6]江龙.《死无葬身之地》——一个存在主义的道德悖论[J].外国文学评论,2000（3）.
[7]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M].陈宣良译,杜小真注,三联书店,2014.
[9]柳鸣九.存在主义文学与二十中的存在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1994（3）.
人物性格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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