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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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1927年的上海,以歌曲《毛毛雨》的问世为标志,这是相关社会文化共同促成的结果.本文对促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总结,指出其诞生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促成——音乐教育的开展、音乐社团的建立、音乐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传播,并对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 中国流行音乐；百代唱片；传播媒介；音乐社团
[中图分类号]J64 [文献标识码]A
我们深知,“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地区,较之西方的古典音乐、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相对较晚,迄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4.而“1927年由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歌曲《毛毛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迄今已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受众人数最多、受众面最广的音乐文化形式”[2]162.当然,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是由多种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有记载曾指出：“伴随着西方文化及各种思潮的传入,一种源于欧美的音乐文化形式——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了.中国流行音乐也正式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它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3]43具体来讲,其诞生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一、音乐教育的开展
从1901年实行“新政”以来,音乐教育的开展及改革一直是政府的重要内容.随着“废科举、兴学堂”等改良措施的实施、新式学堂的设立,中国学校的普通音乐教育也逐渐兴起.“据1916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普通学校的数量已将近13万所,在校的学生人数则将近4000万.”[4]91“办新学、唱乐歌,求新声于异邦”,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音乐教育的一个新特点.虽然当时中国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但音乐教育事业并没有停滞.1922年我国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了音乐教育体制,主要追求音乐的美育作用.以萧友梅为代表的音乐家进行了一系列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普及中小学音乐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育思想也深深渗透到音乐教育体系中.同时,专业音乐学校的建设也是红红火火,如北京音乐传习所（1910）、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乐歌体育专修科（1915）、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19）、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1922）、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23）、私立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25）、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系）（1925）、国立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1926）、上海国立音乐院（1927）等先后建立.这些专业音乐学校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这些专业学校的建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理论、声乐、器乐等方面的音乐才人,为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以江西省教育厅成立的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为首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也开办得如火如荼,这为直接提高社会大众的音乐文化素养也贡献了力量.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建立促进了音乐的普及,客观上为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积累了养料和孕育环境.
二、音乐社团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些音乐社团,例如：北京爱美乐社、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中华美育会、乐友会、乐艺社、国乐改进社、重庆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音乐会、上海大同乐会、上海国乐研究社、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明月歌剧社等.这些社团的成员相互研究乐学、切磋技艺、从事音乐创作和表演,丰富了大众的音乐文化生活,推动了大众音乐教育,普及了音乐文化知识.同时,也使百姓人人都有机会聆听音乐、参与音乐活动,提高人们对音乐的兴趣,为流行音乐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由黎锦晖1927年创办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就培养了我国很多流行音乐方面的人才,尤其是流行歌手,如黎明晖、徐来、薛玲仙、王人美等.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总是停停办办,而且不断重组.1928年,黎锦晖带领重组的中华歌舞团队去南洋访问,在香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主要进行歌舞剧和流行歌曲的表演.1929年11月,黎锦晖组建明月歌剧社,1930年到北京并吸收了胡笳、张静姝、赵晓镜、张簧等人才加入到自己的团体中,同年8月开始在北京、天津、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巡回演出,反响热烈.同时期的新华歌舞团、梅花歌舞团也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些社团也培养了大批的流行音乐词曲作家与歌星.
三、音乐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传播
流行音乐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其与科技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它是现代科技与现代文化结合的产物”[5]6.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对流行音乐就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备且发达的音乐传播媒介,可以说,这为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及发展提供了科技保障.
(一)简谱、五线谱等记谱法开始普及
在音乐传播中,乐谱是最早的传播媒介.所谓乐谱就是用文字、数字等符号表示音乐创作中的速度、力度、音高、音值、音量甚至音色,以及演奏中的指法、演唱中的表情等,是用来记录乐曲或者歌曲的一种技术手段.对于记谱法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燕乐减字谱,简谱普及之前我国大多使用的是工尺谱.简单地说,工尺谱是由“上、尺、工、凡、六、五、乙”来分别代表音符“do、rel、mi、fa、sol、la、si”,这是我国特有的记谱方式,在音乐史上有其进步性,但也有一定的弊端存在.随着新文化运动后中西音乐的频繁交流,以及大批中国留学生归来,把国外音乐界采用的简谱和五线谱的新式记谱方式也带回国.简谱,顾名思义就是简洁、明了记谱的意思,尤其是单旋律的记写一目了然.对于调的改变,不用改变谱例中的音高,只把调号更改即可,它学习起来也比较简单.20世纪初期,简谱促进了学堂乐歌的发展与传播.由沈心工1904年编撰的《学校唱歌集》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自编简谱歌曲集.另外,简谱在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运动中,也是音乐传播的主要媒介.尤其是在不发达、生活贫困的农村,当地没有广播电台、电影等传播媒介,人们都是通过对简谱的掌握而学唱了很多的救亡歌曲.同时,五线谱是国际音乐界通用的一种记谱方式.对于音的相对高度表达更为直观,多声部旋律的记写也更加彰显其优势所在.在当时的专业音乐学校,五线谱的使用是校方提倡的音乐记录方式.这时期培养的音乐家们都在使用五线谱的记谱方式进行音乐创作,基本摆脱了工尺谱的影响,这也跟教习的音乐教师有关.这些教师一般都是归国的留学生或者本身就是外国人,像萧友梅、黄自、梅百器等都提倡五线谱的记谱方式.
(二)音乐刊物的出版与发行
专业音乐学校与社团的建立,促进了音乐刊物的出版和发行,一般学校和社团都创办和出版音乐刊物.这其中,20世纪30-40年代由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创办的刊物《乐艺》《音乐杂志》(1)影响较大,同时还有《戏剧与音乐》《中华口琴界》《音乐周刊》《音乐教育》等近20种刊物,也有较大的受众.据笔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室查询的相关资料显示,从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前我国发行音乐刊物共计133种.(2)这些期刊的创办拓展了音乐传播的新途径,让音乐家们有了阐述自己音乐理念、发表音乐言论、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同时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三)唱片业的繁荣
20世纪初期,手摇式的圆盘唱机和78转粗纹唱片传入我国并迅速流行开来.这种78转的唱片时长约为3分钟,正好与一首流行歌曲的时长基本吻合（图1）.由于受唱片存储时间的限制,当时的流行歌曲多是短小、明快的,听觉上给人以轻松的感受,这也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快餐式娱乐需求,其受众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传统民歌和戏曲音乐.当然,由于受储存时间上的限制,导致当时流行歌曲的音乐结构不可能像西方歌剧中的咏叹调那样复杂,常采用单二部或再现单三部的曲式,甚至更短的分节歌的形式.这也是典型的科技决定音乐形式的例子.
1915年前后,商人乐浜生在上海徐家汇谨记桥家汇路1434号购地建厂,生产粗纹唱片,使用雄鸡商标.20世纪20年代初EMI公司收购法国的Pathe-Marconi唱片公司,1921年成立百代唱片公司,这也成为最早在中国成立的法资唱片公司.该公司成立前期多录制中国传统戏曲并广受大众的欢迎,随着公司实力的不断发展,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录音设备.再加上其是外资企业,国民政府无权过多干涉,公司就有了很多制作生产上的自由.因此,又以大众的喜好为方向,以盈利为目的,先后录制了一系列流行音乐作品.周璇、胡蝶、聂耳等一大批音乐人士都在此唱片公司进行过创作、制作或演唱录音等活动.另外,1917年上海虹口大连路上建立了一家中日合资的大中华唱片厂,以“双鹦鹉”作为商标,孙中山亲自命名并予以支持.1927年日方撤资,其成为完全国营的唱片公司.随后不久又建立了上海胜利唱片公司.这三家唱片公司是当时中国唱片业的龙头,上海成为了中国唱片制造业的中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百代唱片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唱片消费者,赚取更多的利润,邀请了当时著名的一线红歌星、作曲家、乐手们联合制作出版了一张名为《明星锦集》的唱片,在当时风靡一时,十分畅销（图2）.其中的歌星有胡蝶、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等,乐队的演奏人员除了聘请国内的著名乐手外,还邀请了一些白俄乐师.作曲和编曲主要为黎锦晖、陈歌辛等人,在音乐的录音、制作上也是非常精心.另外,很多唱片公司专门邀请作曲家根据歌星的嗓音条件、形象气质等方面对其量身制作,还不惜给予歌星、作曲家丰厚的报酬,百代公司曾给予红歌星周璇6%的唱片版税.“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库存旧唱片目录统计,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唱片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最多的是被称为‘金嗓子’的歌手周璇,约有150张以上,白虹约有125张,姚莉约有117张,龚秋霞约有67张,王人美约有62张,其他灌制唱片的歌星还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6]772
(四)有声黑白电影的大规模放映
早在1896年,西洋影戏作为无声默片电影就在中国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之后不久上海成立了电影制作中心.1927年前后美国“华纳兄弟”首拍的有声黑白电影登陆上海,在上海的百星大戏院与虹口新大戏院试映.中国电影史上有如下记载：“1929年2月4日,上海的夏令配克电影院放映美国影片《飞行将军》,这是有声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公开放映.半年之后,上海各电影院先后改装有声放映设备,但内地中、小城市,仍然放映无声电影.尽管如此,中国电影界从1930年初开始,不顾重重困难,进行了第一批有声电影的尝试.”[7]41随着有声黑白电影在中国的公映,以及国人对电影技术的初步掌握,电影制作人与观众对电影中的音乐部分越来越重视.为此,此时间出现了一批专门为电影创作音乐的作曲家,任光、聂耳、贺绿汀、冼星海、吕骥、刘雪庵、黄贻钧等都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电影音乐作品,这其中就有一大批的流行歌曲.“中国城市歌舞音乐（流行音乐）的发展,后来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整个20世纪30至40年代,它们一直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占有不小的影响.”[8]190此时的歌星纷纷进入到电影界,为电影录制歌曲,如周璇；同样,电影明星也步入歌坛,如赵丹、胡蝶等.歌坛和影坛融为一体,流行歌曲成为了影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此时期电影院开始大规模的建造,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电影院的建造数量比20年代翻了一倍还多（图3）.
还需要指出的是,促成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与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地——上海有很大关系,这里有特殊的大都市文化环境,舞厅、酒吧、咖啡厅等娱乐文化高度发达；此外,与中国无线广播电台的发展、外籍音乐家来华演出且传授技艺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可以说,多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促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并使其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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