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与当代秘书学人述要类硕士论文范文

《当代秘书学人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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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秘书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其间限于各种因素虽然有起有伏,但我们依然有理由说它一直在稳步前行,我们也相信它必将走向成熟.中国当代秘书学的诞生、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离不开老中青三代秘书学人的努力开拓、不懈坚持与合力推进.在中国秘书学发展的史册上,应该留有当代秘书学人奋进的足迹,对当代秘书学人进行研究是中国秘书学建设工程的应有之义.

一、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秘书学人研究是夯实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构建中国秘书学史意义重大.这里不妨引用一些专家、学者的相关论说来说明.董继超先生1995年系统地提出了秘书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认为“秘书学史,就是秘书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秘书学史研究的任务有三：一是描述秘书学的演进过程；二是探讨秘书学史的发展规律；三是总结秘书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并明确指出,“研究秘书学史,必然要论及历史上有影响的秘书学者、秘书学著作和秘书制度,以及当代的秘书学者、秘书学著作和秘书学派,对其功过是非及其在秘书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分析和评价”,即秘书学评论,“评论的重点,应放在当代秘书学者的学术实践活动和秘书学著作上”.[1]杨剑宇先生于同年撰文认为秘书学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五个方面,其中第三方面即“对秘书学人物的贡献、学术风格、特点、地位予以评价”,并认为“秘书学史研究只能厚今薄古”.[2]邱惠德先生认为,“秘书学的存在和发展,对它的认识、研究和探讨到了一定阶段,为着它的未来,必须进行回顾和总结.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秘书学家本身及其成就作些理性探讨.”[3]李秀芹女士认为,“构建中国式的秘书学”“最重要最紧迫的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开展当代著名秘书人物,特别是还健在的老一辈著名秘书人物的研究.”[4]潘连根先生认为,“对秘书学界知名人士的秘书学思想或学术生涯进行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不仅对秘书学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秘书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5]张庆儒先生指出,“对中国秘书学的研究,应该也必须将研究的主体,尤其是成就高、影响大的专家、学者,作为重要部分.”[6]李昌远先生在论及刘耀国先生从秘书人物专访和学术评论（争鸣）两个方面为推进秘书工作实践和秘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所做的贡献时说：“人物专访、学术评论（争鸣）……是发展秘书事业的驱动力,是不可或缺的.”[7]可见,对当代秘书学人进行深入研究是中国秘书学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筑中国秘书学理论大厦的必做之功,是推进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走向宽阔与厚重的理性选择.即便只从直观层面上看,对当代秘书学人进行深入研究,不但能够拓展秘书学研究的领域,丰富秘书学研究的内容,更能够以此彰显当代秘书学人的精神风貌,推崇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品质,鼓舞和激励后来者为推进中国当代秘书学的新发展而不懈努力.

二、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研究队伍

当代秘书学人研究大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对于庞大的秘书学研究队伍而言,致力于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研究者屈指可数.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包括只撰写发表过一篇相关研究文章的作者在内,约有近20人涉足该研究领域,但是,“他们对于秘书学的研究,有着其他研究型作者无法替代的特殊意义”[8].其中着力较多、成果丰硕的主要有四位：邱惠德先生、董汉庭先生、刘耀国先生和李秀芹女士,以邱惠德先生和李秀芹女士最有代表性.

邱惠德先生曾任教重庆商学院（现重庆工商大学）,发表过多篇秘书学研究文章,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积累、阅读、研究当代秘书学人的相关资料,陆续撰写并发表了《试论常崇宜对当代秘书学的贡献》（《重庆商学院学报》1994年第12期）、《论董继超对高校秘书教育的探索与贡献》（《重庆商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勇攀“世界屋脊”的秘书学家王千弓》（《秘书之友》1997年第1期）等评述当代卓有影响的秘书学家的研究文章.1998年3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评述了李欣、王千弓、常崇宜等15位当代秘书学家.刘耀国先生称邱惠德先生为“当代秘书科学史上首位学术评论家”.[9]

董汉庭先生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和秘书学研究,曾任江苏省盐城市秘书学会副会长,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陆续撰写并发表了记述当代秘书学人人生经历、日常生活、学术活动、学术成就的专门文章,如《秘书学家常崇宜的为人》（《当代秘书》2003年第11期）、《一个忠诚于秘书事业的人——记领导干部兼秘书学家黄桐华同志》（《秘书之友》2004年第3期）、《秘书学界的“不老松”——记重庆市秘书学会会长任群同志》（《秘书之友》2005年第6期）等.2008年11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新时期秘书学的开拓者》一书,介绍了22位当代老中青秘书学人的事迹.

刘耀国先生曾任上海大学《秘书》杂志副主编,编刊同时一直致力于秘书学研究与建设,自20世纪90年始撰写并发表了《试论李欣同志的学术思想》（《秘书》1990年第5期）、《实践深度和理论高度的第一流结合——论侯磊同志对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的研究》（《秘书之友》1992年第7期）、《宋斌：我国当代秘书科学年轻的开拓者之一》（《秘书》2000年第4-5期）等评述当代卓有影响的秘书学人的专门文章,同时还撰写并发表了10余篇有关党政机关秘书长等秘书工作者的人物专访.2014年3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一书,其中专设“学者研究专论篇”和“秘苑人士访读篇”,分别收入了上述两类专门文章.刘耀国先生对当代秘书学人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持续到其逝世前.

李秀芹女士曾任教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长期从事秘书学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从研究田家英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当代著名秘书人物,发表了《秘书调查研究与辅助决策浅论——田家英秘书思想研究之一》（《秘书》1992年第6期）等专门文章.自2000年开始陆续发表的10余篇研究胡乔木秘书思想的系列论文（另有研究杨尚昆秘书思想的论文）,则是李秀芹女士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如《秘书要具有政治家视野——胡乔木秘书思想研究之一》（《秘书》2000年第7期）、《秘书要敢于讲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胡乔木关于秘书与首长关系的思想》（《秘书之友》2005年第6期）等.2008年7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一书,是其中国当代著名秘书人物研究论文的结集.

邱惠德先生、董汉庭先生、刘耀国先生、李秀芹女士都是卓有成就的秘书学家,他们以实际行动和丰富成果开启了当代秘书学人研究工程,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此外,现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委《秘书战线》主编的李文娟女士,也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间撰写并发表了《痴心不改秘书情——记北京现代秘书科技培训中心主任傅西路》（《秘书战线》2002年第1期）、《甘当绿叶衬花红——记我国秘书学专家常崇宜》（《秘书战线》2004年第2期）、《执着追求永不放弃——记我国秘书学界中年学者钱世荣》（《秘书之友》2003年第11期》等10余篇记述当代秘书学人的专门文章,后来分别收入2005年10月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文集《风中的寄语》和2010年9月由中华诗词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文集《如月诗文集》.其他一些研究者,如常崇宜先生、方国雄先生、叶道平先生、史玉峤先生、陈祖芬女士、王茜女士等也发表或出版过研究当代秘书学人的成果.

(二)研究对象

当代秘书学人研究,具体研究对象大致有两类.一是秘书理论研究者.这类研究对象往往是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在秘书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的专家、学者,如秘书学家常崇宜先生,就有邱惠德、刘耀国、董汉庭、黎培荣、李文娟等分别撰有专门文章,或就其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影响等进行系统研究和评述,或对其人生经历经验、为人为事品格、学术实践活动等予以记述.二是秘书工作实践者.这类研究对象长期工作在秘书岗位上,有着丰富的秘书工作经历与经验,他们从实践层面丰富着中国当代秘书学的大厦,也往往成为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选择对象,如李秀芹女士对中国当代著名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秘书思想的系统研究,刘耀国先生对10余位党政机关秘书长等秘书工作者的采访与记述.当然,有的研究对象上述两方面特征兼有,如河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昌远先生,既是一位有着丰富秘书工作经历的老秘书工作者,又是一位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学者,自然也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刘耀国、董汉庭、李文娟等都撰写有专门文章.另外,从资料中不难看出,一些研究者既做着研究秘书学人的工作,同时自己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如刘耀国先生,撰写和发表了比较丰富的当代秘书学人研究成果,同时自己又成为多位研究者的研究对象.

(三)研究内容

1．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贡献

这方面,研究者一般从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学术影响等方面入手.显然,这应该成为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难点所在.如邱惠德先生《开神州当代秘书学研究之风的人——论秘书学家李欣》一文,对李欣在总结秘书工作经验、探索秘书工作规律过程中逐渐形成或发现的“三办”概念、秘书不能“参与决策”、“膨胀回位”现象等十大理论观点作了深入分析和评价,提出这些理论观点“对当代秘书学不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是其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还分析了李欣的“两大体系”和“三大台阶”,即“秘书工作自身结构”体系和“秘书学共性论及专项论”体系,以及他的或他主笔的《秘书工作》《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秘书学导论》三部著作所标识的其三阶段成就,指出“这两大体系和三大台阶不仅是李欣本人几十年来秘书学研究道路上前进的台阶,而且是中国当代秘书学前进台阶的标尺之一.”[10]作者认为,李欣作为当代秘书学学术带头人是当之无愧的.再如邱惠德先生《十年辛苦不寻常——论秘书学家董继超》一文,评述了董继超先生在秘书学基础理论上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如董继超先生在对秘书学基础理论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划定了理论层次并阐明了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开阔了研究者眼界,明确了研究方向；肯定董继超先生站在现代科学的宏观高度,提出并完善了秘书学基础理论体系,推进了学科建设的进程.作者还评述了董继超先生在秘书学教育事业上的探索与取得的突出成果,从制定秘书培养目标、拟制教材系列方案、探索教学最佳出路、形成完整的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对董继超先生经过探索形成的独特的秘书教育系统作了归纳梳理；又从理论准备、体系结构创新、吸收相关学科知识等几个方面,肯定了董继超先生主编的《公务秘书学》《秘书学教程》对于应用秘书学研究的突破与推进作用.[11]又如刘耀国先生《试论李欣同志的学术思想》一文,分析、概括了李欣先生（当时）现有学术思想的主要成就,一是通过对李欣“秘书工作自身结构论”的初步研究,将其归结为“一个基点、一个基础、一个中心、一大突破、三大意识”五个方面；二是高度肯定李欣先生研究中国秘书史的主要成就,即发现我国封建社会中秘书职权的“膨胀回位循环规律”,认为李欣先生对中国秘书史的研究已经从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跨入了规律性探索的新阶段.作者对李欣先生在我国现代秘书学创建史上的学术地位作了明确定位：李欣先生是“我国当今秘书界进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者”,“是我国当今秘书界学术领域的重要带头人之一”,“其学术思想已初步形成”.[12]这方面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秘书学史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构筑中国秘书学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撑.

2．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人格

这方面,研究者一般从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经验、日常生活状态、为人为事品格、学术实践活动等方面入手.一个秘书学人的学术成就与其学术人格密不可分,综观中国当代秘书学发展的过程,大凡在秘书学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当代秘书学人,其学术人格往往都是高尚的、纯真的,达到了学术人格与学术成就的统一.如果没有纯正的学术人格,即使他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也会给中国秘书学史留下不应有的遗憾.我国第一代秘书学人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大家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因此,对于当代秘书学人的研究,以其学术人格为灵魂的为人为事品格、学术实践活动等自然应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看作是为研究对象“立传”,展现当代秘书学人奋斗的身影,为中国秘书学史留下珍贵的史料；展现当代秘书学人高尚的品格,引导和激励后来者将秘书学研究事业坚定地继承下去,同时更是透过当代秘书学人高尚的学术人格印证其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内在原因.如邱惠德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先——论秘书学家常崇宜》一文,在“做事：抢在前头”“做人：宁在幕后”[13]两部分,概要梳理了常崇宜先生自1980年开始10余年间的主要秘书学术活动,以及他在工作、生活中无私奉献又甘居幕后的细节,记录了常崇宜先生作为中国当代秘书学开拓者对秘书学建设的卓越贡献,展现了他但开风气又虚怀若谷的高风亮节,留下了珍贵的专业史料文献.董汉庭先生对于当代秘书学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经验、为人为事品格、学术实践活动等方面,如记述常崇宜先生的《秘书学家常崇宜的为人》（《当代秘书》2003年第11期）,向读者展现了这位著名秘书学家“温良恭让,从不言功”“工作抢先,荣誉不沾”“热心助人,举才无私”“俭朴生活,省钱捐助”等多个生活和工作侧面,于一件件真实的事件中让读者对秘书学家常崇宜先生肃然起敬.其实,从董汉庭先生一篇篇记述当代秘书学人的文章的题目就可窥见主人公高尚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如记述邱惠德先生的《苦心研究秘书学家的专家》（《当代秘书论坛》2006年第1期）,记述刘耀国先生的《坦诚的为人纯真的学者》（《当代秘书论坛》2006年第5期）,记述刘翔飞先生的《在秘书学科建设道路上披荆斩棘的人》（《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记述李昌远先生的《长者风范学者官员》（《秘书之友》2007年第6期）,记述张清明先生的《为建立秘书学丰碑的人》（《当代秘书论坛》2008年第4期）等.李文娟女士记述当代秘书学人的文章亦是如此.这些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现当代秘书学人学术人格的文章,对于构建中国秘书学史同样是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为中国秘书学大厦的巍然矗立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其实也是另一种角度的秘书学理论构架.

(四)研究成果

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成果,据笔者统计,目前计有研究文章近百篇,相关著作多部,既有对当代秘书学人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的研究与提炼,又有对当代秘书学人人生经历经验、为人为事品格等的研究与记述.综观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成果,邱惠德先生的《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董汉庭先生的《新时期秘书学的开拓者》、刘耀国先生的《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李秀芹女士的《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等几部著作,在当代秘书学人研究领域贡献重大,对中国秘书学史的构建意义深远,其中最具理论价值与学科建设意义的当属邱惠德先生的《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和李秀芹女士的《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

邱惠德先生的《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是我国第一部秘书学评论专著,是中国秘书学发展中上第一部秘书学家评论专著.该书对自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兴起以来10余年间有成就、有代表性的15位老中青秘书学家从理论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系统评论,“把一批在学科建设中经过艰苦探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介绍给学术界和社会,也从一个侧面提示了我国秘书学的大致走向”[14],既肯定他们在中国当代秘书学开拓时期的探索与贡献,总结其理论建树,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作者为此作了长期艰苦的准备与研究,当作者看到对秘书学家的全面总结和认识的文字几乎近于凤毛麟角的时候,认为不能熟视这一情形继续下去,遂着手这一系统研究工程,从搜集积累资料到写作完稿历时7年,写作20余万字的书稿就用了3年多时间.该书坚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所作分析“既不是随心所欲的批评,也不是哥们义气的捧场,而是认真负责的、客观的,根据‘知人论世’的原则,顾及全人全篇地对具体作家作具体分析”,又“把秘书学家及其作品放在全国秘书学研究大系统中去考察,从整体效应出发,在微观与宏观结合上,对秘书学家及其作品作出整体评判”,进而在“这个整体的内在有机结构中,不仅看到了秘书学家们个人的秘书学研究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整体的丰富内涵,所谓‘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15]刘耀国先生认为该书是“我国当代秘书学界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开辟了当代秘书科学研究的新领域”.[16]虽然现在距离该书出版已经过去20年了,但该书在构建中国秘书学史上的贡献一直没有同类的后来超越者,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能彰显该书之于中国秘书学理论建设的独特价值.

董汉庭先生的《新时期秘书学的开拓者》,记写了22位当代老中青秘书学人的事迹,虽然不像邱惠德先生的《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那样从理论高度对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思想等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观照,而是更多侧重于当代秘书学人的为人为事品格、学术实践活动等方面,“不仅对秘书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的描绘,而且在记述中抒发感情、发表议论,表现其思想倾向,帮助读者认识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本质,探求其原因和发展趋势”[17],所以,其对中国秘书学大厦的建设同样功不可没,对中国秘书学史的构建同样意义深远.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后,老一辈秘书学人为建立秘书学科奠定了基础,一批有志于秘书学研究的中青年学人为构建秘书学大厦坚持不懈地努力,“我国秘书学今天所以能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是老、中、青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秘书人员二十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秘书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8]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向社会展现他们孜孜不倦、不怕劳累、不计报酬、努力攀登、付出艰辛的品质,让读者从中看到当代秘书学人优秀的品德、敬业的精神、顽强的意志,以及处世做人和研究学问的正确态度,鼓舞和激励广大读者尤其是秘书人员对秘书工作的热爱和对秘书职业的热爱.如书中记述秘书界前辈李昌远先生“平民本色”“尊重后辈”“谦虚人生”和“老笔生辉”,记述既是专家型秘书又是秘书型专家的张清华“勤奋好学”“善于研究”“工作扎实”“开拓创新”“谦虚平和”“与时俱进”等.作者还在前言中对秘书学界提出希望,希望有心人注意发现与收集资料,继续作好这方面的工作.这部著作,使中国秘书学史多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刘耀国先生的《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是作者“作为自庆古稀生日的纪念”而将自己“在秘书科学研究领域近30年来除著作之外的研究成果”[19]的结集,书中文章主要为重点研究中国当代秘书学史而写.刘耀国先生很早就关注并涉足秘书学史的研究,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计划撰写一部秘书科学发展史.据李昌远先生记述,2017年5月刘耀国先生在石家庄与李昌远先生就秘书科学史的分期、写作重点与书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定书名为《新时期秘书科学发展史》,争取两三年完成.[20]不幸的是,2017年8月刘耀国先生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突然逝世,他的《新时期秘书科学发展史》就成了难以弥补的历史遗憾,中国秘书学史的构建将被不可预期地推迟.那么,刘耀国先生这部《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大,其中“学者研究专论篇”和“秘苑人士访读篇”甚至包括“秘苑人士怀念篇”三辑收录的正是刘耀国先生对于当代秘书学人研究或记述的文章,现在都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史料,自然也是当代秘书学人研究领域的宝贵成果.

李秀芹女士的《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当代高层次秘书之秘书思想的专著,内容涉及高层次秘书的政治素养、情操修炼、策见思想、知识结构、理论修养、调研功力、写作水准、角色定位、职业道德等范畴,作者力求探索其中的规律性认识与个性特征.作者积20余年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著名秘书人物之功,克服了舆论关、资料关、经费关等重重困难,“咬定青山不放松”.尤其是资料关,作者自述“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尽可能全地收集研究对象本人的原始文献材料,确保对研究对象能够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如在研究胡乔木秘书思想之前,就千方百计地购置了业已出版的胡乔木本人的所有著作,可以说是“竭泽而渔”,这样就确保了基于扎实资料的研究立论的无可辩驳性.同时,作者尽可能全地收集他人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整理出该研究对象的研究史,确保研究成果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使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原创性质.作者通过对收集的研究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归纳,“开发他们漫长的秘书工作实践,探索他们宝贵的秘书工作思想,总结他们丰富的经验教训,进而由实践向理论升华,从感性到理性飞跃”,丰富“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特色的秘书学理论”[21].作者“揭示研究对象的秘书思想”,“并未停留于寻常事迹的一般介绍,而是注意提炼其内含的闪光点,即那些个性化而又具有理论高度的秘书思想”.[22]当本书中关于胡乔木秘书思想的一些篇章首次在专业期刊发表后,钱世荣先生就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充实了中国现代‘辅助’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拓展了决策助理层秘书的研究视野,对秘书学‘活动论’、‘学科论’的研究都有借鉴作用.”[23]可见该书的分量所在.

此外,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发表或出版了对于当代秘书学人研究或记述的成果,如常崇宜先生的《简论李欣的秘书理论》（《秘书》2009年第1期）,叶道平先生的《资深的学者睿智的专家——解读知名秘书学专家刘耀国先生》（《秘书战线》2014年第4期）,刘伟先生的《致力秘书学研究促进秘书学科建设——兼评<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秘书战线》2016年第1期,作者原稿标题为《试论刘耀国对我国秘书科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王焕运先生的《大笔传马列德高树楷模——河北省委副秘书长李昌远同志二三事》（《秘书工作》1996年第12期）,方国雄、蔡贤华先生的《从参谋助手到参谋助手的领头人——记王千弓同志》（《办公室业务》1997年第6期）,陈祖芬、蒋玲女士的《谭一平秘书学研究述评》（《秘书》2009年第3期）,史玉峤先生的《清风一缕动秘苑——兼评谭一平先生的两本教材》（《秘书》2010年第8期）,王茜女士的《田家英秘书工作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等.四川省秘书学会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的《秘书学公文学研究中的四川群落》一书,第三部分“四川省秘书学会名家荟萃”也辑录了四川当代秘书学人的资料.

三、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未来期待

当代秘书学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丰富了中国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秘书学史的构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对当代秘书学人的研究距离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显得十分薄弱.

(一)主要问题

1．研究成果更新乏力

纵观当代秘书学人研究成果,主要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这20年间,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后的最新成果少之又少.像邱惠德先生《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李秀芹女士《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这样足可彪炳中国秘书学史的重量级成果没有再出现.邱惠德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98年,书中研究成果也是基于研究对象在当代秘书学诞生后15年左右的时段内,对书中研究对象后续至今近20年间的学术思想等则无法体现.整体看来,当代秘书学人研究成果新作很少,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

2．研究队伍后继乏人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后,从事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在该领域着力较多、成果丰硕的几位研究者中,邱惠德先生已经退隐秘书学界,董汉庭先生2010年后未见新的相关文章,李秀芹女士近年也未见公开发表新成果,只有刘耀国先生发表了关于常崇宜先生、宋斌先生、姜炳坤先生、邱惠德先生、史海威先生和刘伟先生等人的研究文章,更为遗憾的是,董汉庭先生和刘耀国先生已经先后不幸逝世,这是中国秘书学史建设不可估量的损失.像刘伟先生论述刘耀国先生对我国秘书科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样的成果极其有限.研究队伍后继乏人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这类研究工作难度相对较大,所以涉足者少,不能不令人忧虑.

(二)研究期待

我们呼吁秘书学界重视当代秘书学人研究工程,以对构建中国秘书学史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努力推动这项研究工程能够继续下去,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笔者有以点几点期待：

1．秘书学界要高度重视

要把这项研究工程作为中国秘书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为这项研究工程营造氛围,提供便利,举贤推能.比如,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的名义来启动和推动研究工作,将其作为一项系统课题来做,集合优势研究力量推出新成果.再如,现有秘书学专业期刊也要积极倡导和引导此类研究,为研究成果发表提供阵地,等等.

2．研究准备要做实

对当代秘书学人开展研究,离不开围绕研究对象的丰富的基础资料,如研究对象的个人工作、日常生活等情况,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学术主张等,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学术著作等,关涉研究对象的其他人的相关材料等,没有这些基础资料的支撑,这项研究工程很难开展.这就需要秘书学界形成合力,既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又注重文献资料的共享、共用,特别是对已经逝世的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资料的收集整理更是当务之急.

3．研究视野要开阔

对当代秘书学人开展研究,要在开阔和动态的视野里进行,既突出重点,又以点带面.重点研究中国当代秘书学自诞生以来在秘书学研究领域（包括秘书工作实践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即使如李欣先生、常崇宜先生、刘耀国先生等老一代已经被相对广泛研究的专家、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仍然是重中之重,研究的空间仍然巨大,更不用说限于各种原因,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同时,必须时刻关注不断新生的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状态,做出恰当的跟踪研究.

4．研究队伍素养要提高

对于从事这类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要求研究者具有高尚的学术人格,正如刘耀国先生所说,研究者“学术评论的高尚品格,比学术评论的造诣和功力更为重要.因为,学术评论的品格,不仅体现在学术评论文章的文品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学术评论者自身的人品,重于做人比重于做学问更重要”.[24]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研究能力、坚定的研究毅力.同时,研究者要对于秘书学界相对熟悉,有着良好的人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注释：

①董继超.秘书学史研究刍议[J].秘书,1995(4).

[2]杨剑宇.对秘书学史研究的思考[J].秘书,1995(12).

[3][10][11][13][14]邱惠德.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21]李秀芹.秘书学新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5]潘连根.秘书学学术评论论纲[J].秘书,2002(8).

[6]张庆儒.纤笔深情绘乾坤——读李文娟文集《风中的寄语》[A].李文娟.如月诗文集[C],中华诗词出版社,2010.

[7][20]李昌远.新时期秘书事业开拓者的楷模——缅怀刘耀国同志驰骋秘坛31年[J].秘书战线,2017(5).

[8]薛果.秘书学研究渴盼有深度的评论评价[J].秘书之友,2007(1).

[9][24]刘耀国.我国当代秘书科学史上首位学术评论家邱惠德[J].办公室业务,2015(2).

[12]刘耀国.试论李欣先生的学术思想[J].秘书,1990(5).

[15]许子清.简论邱惠德新著《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的思维方式[J].秘书,1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