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回到汉语的原始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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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之于中国,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汉语“范儿”的论诗文字.虽然近代以来,比照西方以批评汉语思想缺乏“逻辑”与“系统”者屡见不鲜,但百年之后重新回首,这种注重直感与一己体悟的“玉屑”式言说,确然是最直接、最诗性的,也是最中国、最汉语的；一如中国诗歌的源头是简洁、单纯、天真、浑朴的“诗三百”,而不是具有宏大叙事系统的“史诗”.“诗话”并不必然是印象式的、随意的,它完全可能是从纯正的趣味而来的精微辨析和严肃的审美判断,只是经过“提纯”“取萃”,不同程度地俭省了逻辑上的论证与过渡.毋须讳言,正如汉语向来具有那种直指人心的豁然与疏朗,“诗话”之作为关于诗的言说,更能直指诗的当下,也更能体现汉语的魅力与神性.可惜的是,在“扶东倒西”的百年浪潮中,这些都被遮蔽、掩埋得几乎难以辨识了.
阅读当代作家关于写作的一些自述文字（包括严肃的访谈和笔谈）,常常会感到一种整体性的、对自身写作之省思的乏力感.也因此,我期待看到现代汉语语境下的“诗人的诗话”,看到当代诗人对于诗、关于文学的理解与申说：对“写诗”这种行为本身的思考、对诗歌文本的审美和判断、对自己写作的反思……总之,是期待看到关乎诗的开人耳目、廊人心胸的慧见.我以为,这是最能体现一个诗人的质素,也应当由诗人来承担的义务之一,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空前需要写作自觉的时代.
终于,因缘际会,我得以从诗人、诗评家沈奇先生（后者是《当代新诗话》丛书的选题策划、组稿人与主编）处看到作为丛书之一种的“于坚诗话”的原始文字：它们或为诗学随笔,或为诗学访谈,都是诗人于坚近年来关于诗及诗学的个人“断想”.其中一小部分文字,我从于坚的随笔集《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13)中已读过,多数文字,则是首次见到.经沈奇先生举荐并得到于坚的同意,我有幸参与了“于坚诗话”初稿的摘录与集成工作,历经数月而成初稿,复呈于坚先生校勘修编定稿.由此,我也成为《为世界文身——于坚诗话》（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版）的第一个读者.
抛开个人的趣味与好恶,放眼当代汉语诗界,于坚的存在,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无论其诗的艺术性,还是对当代诗歌“场”的平衡与拓展,于坚及其诗作都不容忽视.——我没有说“史”,而只说“场”,因为“当代”作为一个时间段还是太短；也因为“场”更能说明于坚对于当代诗歌的“现场感”和“在场”意义,而非对于坚诗歌的价值和地位有所犹豫.相反,这是基于认真考量后的严肃判断：一方面,作为旁观者,对从“”结束后至今三十多年的审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一个后辈的诗歌研习者,通过阅读于坚的诗歌作品,得出的论断.
犹记得十几年前,还在念中学的我,读到于坚文字时的惊奇与喜悦.那时,我还不知道于坚是谁.只觉得是一种纯然源于文字的惊喜,激醒了自己稚嫩的生命.十多年来,我断断续续阅读着这位在年龄和精神上都属师长辈的文字,聆听他来自高原的声音.如今,借着系统阅读原文和潜心摘编初稿的机会,重新打量,仿佛穿行于光与影、熟悉与陌生不断斑驳交替的山林,从头至尾,受着感发,又不乏启示.
作为“诗话”,自然首先涉及：何为诗？何为写作？对此,于坚有许多精彩表述.
比如,诗是“为世界文身”,是对世界的一种“抚摸”,是对世界之黑暗的照亮；“诗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意义的记忆,而是写作技艺的记忆,是对赋比兴的记忆……在中国文化里,赋比兴就是那种可以使我们在黑暗中重建故乡、时间、重建‘无’的技艺……中国的宗教方式是文明,以文照亮世界之蒙昧、黑暗.文章为天地立心,诗人是文明的祭司,最高守护者.诗人把握着汉语的最高水准,汉语的自由、丰富、永恒魅力.”
比如,写作“是为世界守成,是‘无’的守护者,是随物赋形”；写作是“跟黑暗对话”,“是我们捕捉‘黑暗,这个野兽的过程.但是那个东西,并不是真实的所谓的‘黑暗’,而是一种‘不明”’；写作“应当是某种非血缘的‘世袭’……‘经国之大业’只在写作内部,而不是背叛写作的借口”…‘
在于坚看来,写作（诗）之于当代的意义在于：“时代缺乏诗意,但诗活着”.可以说,时代越是缺乏诗意,诗就越是有力地活着,它是这个世界的绿色,给生存以意义,并“只对文明负责”.于坚说,“我非常迷信r道法自然’……我的写作,就是要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的常德,就是要回到一种神性.”也许会有人感到惊奇和疑惑：于坚不是“先锋”和“世俗化”写作的代表么？怎么称自己的写作是“道法自然”,目标是“为天地立心”,要回到“常德”、回到“仁义礼智信”？
不妨先来看看于坚的“诗路自述”.他的诗歌阅读,从王维、李白、杜甫开始,到惠特曼：“像王维,我不是把他看作已经死掉的古典的诗人,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生活在昆明的,他写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的世界就在我身边,触目皆是……在惠特曼到来之前,王维是我最热爱的诗人.惠特曼带来了另一种光,汉语在他的诗歌里成为辽阔的、自由的、狂野的、澎湃、无拘无束”.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于坚何以会推崇“篇终接浑茫”和“大块假我以文章”式的写作,并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践行而独备格局.
从古典到现代,先中国后西方,并非每个当代诗人都有幸沿着这条阅读和精神成长的路线行进.相反,很多人进入诗歌,是直接从翻译作品的阅读开始的（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于坚诗路取向——更为准确地说,他对诗与生活之亲密性的绝早体认,使他的诗与生活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谐和感、一致性,既呈现了生活的广度,又展现了生命的立场、态度与深度,甚至因此而造成了他的“先锋”和被误读.
关于于坚的早期作品,如《尚义街六号》,很多评论家说那是对世俗生活、对小人物的描写与观照.而在于坚看来,这是莫大的误解：“实际上,这首诗受的是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影响”,意图是“把日常生活神圣化”：“八仙都是李白的朋友,是普通人.我写《尚义街六号》,我的那些朋友也是.汉语本身就有神性的力量,把一个活着的人写到诗歌里面去,等于你要把他变成诗教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升华.”这番自我解释之具有矫正视听的作用,并非由于其出自作者而具有“权威”,而是因为此种理解、进而此种诗歌观念本身的认知高度和富有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想起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揭橥中国传统文人将生活“审美化“的努力,就不难理解何为“把日常生活神圣化”,也会对于坚诗中的生活元素多几分领会与亲近.进一步说,这里对日常神性的阐发,何尝不是对失落已久的汉语神性的揭示与高扬？
与此相关的是：何谓神性？习惯了西方基督话语中的“神”的概念,不自觉地就会将日常（所谓“世俗”）与神性相对立.而在于坚看来,此种观念,在汉语诗歌语境中,只会导致“观念神性”：“以为神圣的东西就是要用所谓神性的语言来写.那是一种观念神性.”反观自己,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写作不是观念神性.我的升华不是赋予这些人物神性的观念,而是通过对他们的命名,通过汉字本身的力量,让他们具有神性.”举例来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它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并没有说神仙在此.但是汪伦因此而不朽.把‘汪伦’这两个字写到诗里面,本身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它依靠的是语言本身的力量.如果你写的这首诗是将要不朽的,那么这个人也跟着你的诗成为神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当代一些诗人笔下的“神性”“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神性”.这种神性之所以是肤浅的,在于其中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之根.
如此诗学论断,不仅是对一些固化批评的纠正,也是对汉诗写作的有益指示.对于置身汉语中的我们重思“何谓汉语的神性”“何谓属于汉语世界的神性”,更是不无启迪.
与此类似的,还有对“拒绝隐喻”（提到于坚,这个诗学观点几乎无从回避）的阐述.在于坚看来,“拒绝隐喻”并不是一些批评家所谓的“策略”,诗人也不是“阴谋家”；“世界的根源在语言……我觉得应该从一种具体的写作入手,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来改变传统诗歌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的怀疑来重建对语言的信任,拒绝隐喻是一个方法,而不是颠覆.颠覆隐喻意味着颠覆汉语存在方式”；拒绝隐喻,“就是要在语言上回到‘直接就是’,回到那种汉语的原始神性”.这番深含现象学意味的话,对于理解于坚,实在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有助于人们消除误解和无益的误读,更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语言,理解生活本身.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应机而发、吉光片羽式的诗话（包括访谈和诗学随笔）中,看到这些灵光闪现的颖悟之思和珍贵的诗之言说,我们还能在何处与它们相遇？就此而言,我们更期待,以沈奇先生倾力促成的《当代新诗话》这一丛书为起点,首先经由诗人和诗的真正品评者之努力,逐渐恢复汉语诗话的传统,恢复属于汉语的那份独特魅力与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新诗话”之为“新”,既在开拓现代诗之诗话,也是在赓续一种悠久的诗性传统,并由此拓展汉语诗论的话语体系,也重新提醒诗话对于汉语诗论的文体意义.
回到《于坚诗话》.除了上述丰富的诗学观点,我们还能看到诗人于坚身上的宝贵品质：切近与“平视”.他从不“迷信”西方,从不无条件地“膜拜”什么,这一点,既体现于他对“观念神学”的反思,也体现在他对燕卜逊著作的批评,对凯鲁亚克、金斯堡、阿什伯利等人的论断中；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当代文化语境下一些现实问题的直面与关切.他的这些关切,既是出于诗人的良知,也是由关注“日常生活的神性”自然所及.与此相应的,是他努力以诗歌的方式对现实关切之文本化的深刻表现.
这也提示我们,于坚的诗话与他的诗之间强烈的互文性.它所散发的诗意光芒与洞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于坚的诗,更有助于理解诗歌本身.当然,还有他的、恳切与诚实.这一点,只消打开书,就能深切感受到.
责任编辑：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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