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汤显祖的亢直和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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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
薇亦柔止,薇亦刚止.汤显祖是一个亦柔亦刚的人.就情感来看,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柔情似水,多爱不忍,对父母家人,对师长朋友,对黎民百姓,都真心相待,纯然一副热心肠,甚至,还有一副急人所急的侠义心肠.查继佐在《汤显祖传》中评价他说：“喜任侠,好急人.”这是沉甸甸的实话,而非轻飘飘的虚誉.
汤显祖有着南人的气质,温柔而多情,也有着北人的气骨,端翔而坚正.就性格来看,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行己有耻,拒绝逢迎,曾先后于万历五年、万历八年,两次拒绝张居正的拉拢,《明史·汤显祖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邹迪光《汤义仍先生传》等对此都有记载.邹迪光在《汤义仍先生传》里说,汤显祖未第之前,就已经名蔽天壤,为海内所倾仰.张居正为了抬高儿子的身价,两番接纳汤显祖,欲“啖以巍甲”,诱以大名大利,但都被汤显祖拒绝了,说：“吾不敢从处女子也.”他认为,人一旦自欺或者欺人,便无足观矣,所以,他厌恶一切虚伪不诚的做派：“人之精神不欺,为生息之本,功名即真,犹是梦影,况伪者乎？”（《汤显祖集全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 5年,第1 780页；引文标点,略异于原文）汤显祖像屈原、司马迁、杜甫和曹雪芹一样,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格上最为健康、灵魂最为干净的难得人物,是中国文学最为可靠的精神风标.
汤显祖对自己的道德期许是很高的,对自己的能力也是自信的.他在《余中宇先生》中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木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观颜察色,发药良中.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恨不见吾师言之,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可得行.惟吾师此时宜益以直道绳引天下,万无以前名自喜.”（《汤显祖集全编》（四）,第1758页）他之所以如此高自标树,把话说得很大很满,就是希望能有机会一展宏图,有机会靠着自己的正直和才能,为国家和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他把“兼济天下”看得很重,未尝因为个人的成败利钝而轻忽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汤显祖集全编》（四）,第1974页）
作为一个认真而不苟且的人,他对自己时代伪诈而诡滥的世风深恶痛绝.他在《与宜伶罗章二》中说：“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汤显祖集全编》（四）,第2011页）纵然如此,他也不曾为了现实的利益,改变初衷,降身辱志,从而随随便便做人,马马虎虎做事.
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明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戾气很重的恶时代.它缺乏最起码的文明教养,与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比起来,它实在太不堪,是一个尚未脱离野蛮状态的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狭隘,傲慢,凶暴,冷酷,一切坏时代的烂毛病,它几乎全都有.它对黎民百姓缺乏哀矜之心,对知识分子充满疑忌和敌意,拿自己的官吏当奴隶.在很多方面,汤显祖都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在《青莲阁记》中,他通过与那些开明盛世的对照,尖锐地嘲笑和否定了自己的时代：
……季宣为人伟朗横绝,喜宾客.而芜城真州,故天下之轴也.四方游人,车盖帆影无绝.通江不见季宣,即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宣日与天下游士通从,相与浮拍跳踉,淋漓顿挫,以极其致.时时挟金、焦而临北固,为褰裳蹈海之谈.故常与游者,莫不眙愕相视,叹日：“季宣殆青莲后身也.”相与颜其阁日“青莲”.
季宣叹日：“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远道人,试尝问之.”道人闻而嘻日：“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埃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海风江月,千古如斯.（《汤显祖集全编》（三）,第1 578页；句读标点,引者有所改动,略异于原文）
在汤显祖看来,天下分两种：一种是“有情之天下”,一种是“有法之天下”；有情之天下,是有人情味的,给人活路和尊严,而有法之天下,却是冷酷的,拿人不当人,让人们艰于呼吸,让英雄进退失据.唐代就属于有情之天下,而他自己的时代则属于有法之天下.在所谓有法之天下,人没有尊严,人的个性和才情,也都属于要被扭曲和毁灭.所以,假如李白生于此时,也必束肩敛息,小心翼翼,毫无作为；反过来,假如让季宣生活在唐代．那么,他一定会有机会发挥才能,凌厉一世.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汤显祖不仅对自己的时代极为不满,而且还言无禁忌,尖锐地表达了自己的和不满.在味很浓的朱明王朝,他的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属于典型的“妄言罪”和“诽谤罪”,一旦被有司盯上,是很有可能被杀头的.
然而,汤显祖在《论辅臣科臣疏》中所表现出来的硬气和亢直,却比这更加令人惊叹和倾服.这回,他直接批评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几位大臣.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典型的朱姓皇帝,性格中充满了由朱元璋那里遗传下来的狭隘、多疑、附愎、颟顸和冷酷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有几千年来中国的暴君和昏君都有的坏毛病,例如,纵情声色,不理朝政,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文过而饰非,近小人而远君子,等等.糟糕的心性与败坏的生活,最终导致他气昏志惰,力倦神疲,近乎尸居余气.
迥远而神秘的上天,大概是几乎所有傲慢的统治者——除了那些“无所畏惧”者之外——唯一畏惧的对象.虽然,对人间的事物,万历皇帝素来无所畏惧,但是,对头顶上的神秘苍天,他还是心怀虔敬和畏惧.几千年来,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大都如此：不在乎近而可察的民心,不倾听切中弊害的谏言,却在乎高不可问的天意.至于那些既不恤人言、又不畏天命的暴君,那些视一切伟大事物皆为戋戋小物的者,就更是等而下之,无足论也.唉！他们必给人间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难以根除的祸患,也必将成为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引江海不足以浣其污的千古罪人.
却说,万历十九年,即公元1591年,天呈异象：有星如彗,长尺余；历胃、室、壁,长二尺；闰月,丙寅朔,彗星人娄.这个所谓‘彗星”,即古人所说的“妖星”,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扫帚星”,是可怕的不祥之兆.这些异象让朱翊钧心绪烦乱,惴惴不安.按照的天象解释学,他觉得自己一定在德性上有什么过失,老天才如此警示他.
于是,朱翊钧便向帝国的官员连下了两道诏书.丁丑的“上谕”是：“兹者星象示异,天戒垂仁,咎在朕躬,深用做惕.诸司大小臣工,各宜奉公率职,宣力分猷.一切怠玩私邪,虚文积弊,务加洗涤,以称朕修实应天至意.修省事宜,尔礼部查照举行.”（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紧接着,又下了一道己卯“上谕”：“迩来风尚贿嘱,事尚趋赴,内之效外,外之借内,甚无公直,好生欺蔽.且前者天垂星变不道,汝等职司言责,何无一喙之忠,以免瘰旷之罪？汝等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至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且尔等岂不闻官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以揄扬君恶,沽名速迁为也？尔等食何人之爵,受何人之禄？至于长奸酿乱,傍观避祸,无斥奸去逆之忠,职任何在？本部该拿问,重治姑且从轻各罚俸一年.”（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第111-112页）
如果说,在前一个“上谕”里,朱翊钧还虚虚地说了一句“咎在朕躬”的话,那么,在后一道“圣旨”里,他完全忘了这异常的天象,只与他有关系,不过是上天对他这个“天子”失望和不满的表示.也许是因为极度恐惧,感受到了心灵上难以承受之重,于是便转而迁怒于自己的“大小臣工”.他的话讲得无理、无礼又无力.他说自己臣下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市恩取誉”,为了“沽名速迁”；责骂他们简直是一群心肠恶毒的坏人,所谓“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长奸酿乱”“傍观避祸”,全都是居心不良之宵小,全都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恶徒.
因为他还不懂得“纳税人”这个概念,所以,他也就不明白,每个劳动者吃的都是自己的饭,而不是官家和“寡人”的饭,更不可能砸他朱家的锅,因而,他的“尔等食何人之爵,受何人之禄”的斥责,也就近乎毫无道理的胡搅蛮缠.
由这两个“上谕”可以看出,朱翊钧是一个性格和心性都很恶劣的皇帝.他雄猜多忌,一味切责,缺乏宽容博厚之心,显然是一个心胸狭隘、意识阴暗的人.他虽然年近而立,但其心智却几乎停留在未成年人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人在责备别人的时候,是很容易显示出自己的德性和人格的.他太喜欢用反问句,竟然一连用了四个,显得咄咄逼人,毫无涵养,使人看见他刻薄寡恩的德性.至于将六科十三道切责“罚俸一年”,就更没有道理——这种动辄就说“我们停他的饭”的任性做法,近乎无赖手段,实在太小家子气！
对这种弱智而又颟顸的“上谕”,一个稍有判断力的人,便可看出中间的问题,而对付它的最佳策略,就是采取等因奉此,虚应故事的办法,实在用不着老老实实地回应它.天资聪颖、识见过人的汤显祖,肯定能看出万历皇帝的心性和德性上的问题.早在《天下之政出于一》中,汤显祖就将皇帝分为两种：一种是“时主”,一种是“明决之主”；前者其实就是低能的庸君：“极物而养,备官而使,雕几欲綦采,台观欲甚除,音舞欲嚣昌,那娉芷罩欲烈,喜恶欲其应而给,言欲谀而动欲几.”（《汤显祖集全编》（四）,第2202页）万历官家不正是这样的皇帝吗？昏庸如此,你对他还能存什么幻想呢？然而,也许是汤显祖看到的问题,实在太多太严重,于是便很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冀幸自己的亢直之言,能使皇帝有所觉悟,最终起到扫除积弊、端正风气的作用.
于是,他便写了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上呈给国家元首朱翊钧.1591年的闰三月二十五日,汤显祖接到邸报,四月二十五日前,他的上疏就送到了神宗的手上.此疏写得非常精彩,端庄而又跳脱,沉雄而又犀利.这是一个42岁的非凡的能臣,写给一个29岁的平庸皇帝的掏心窝子的谏言.
先来解释文中涉及到的两个官名.“辅臣”是指辅弼之臣,后多用以称宰相,在汤显祖的疏文中,具体是指申维时和张居正等人；所谓“科臣”,即科道官,也称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唐、宋两代仅为八品官,明代为正七品,清代为从五品.
开头第一段,他按惯例引用朱翊钧的己卯“上谕”,然后,加上了自己的评语：“大哉王言,正君臣之义,诛邪佞之心,严矣粲矣.”
第二段一开始,汤显祖说：“南部诸臣,捧读之余,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变责难皇上,致有此谕.”这说明,朱翊钧所发的一通无名火,确实很不理性,很不合乎常情常理,以至于人们要猜测：他为何要说出这样一些狠话来？汤显祖巧妙地提到了朱翊钧曾对雒于仁等人的“狂愚直言,犹赐矜恕”,既然如此,那么,即使“言官有过言,必见温纳”.
汤显祖注意到,科道诸臣欺君徇私,而辅臣申时行则将“皇上威福之柄”移归己有.为什么会这样呢？汤显祖坦白地说,这是因为人臣若非“天性公直”,则必然“要取富贵而已”.而申时行就是利用辅臣之大权,一手遮天,为自己豪取富贵.他为其子得中进士,大搞科场欺蔽.儿子考试“奏捷”,前来送礼的络绎不绝,“有牛马不计其数”.汤显祖查了日历,发现申时行为儿子“宴功之晨,正星象示做之夕也”.
那么,对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没有人站出来批评呢？或者像朱翊钧责备的那样,“何无一喙之忠”呢？当然不是的.事实上,御史丁此吕就曾“首发科场欺蔽”,揭发申时行科举考试—汤显祖说：“此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同样,非御史万国钦,也曾批评过“边镇欺蔽”—在汤显祖看来,“此亦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汤显祖集全编》（四）,第1702-1703页；句读标点,引者有所改动,略异于原文）.然而,这二人却被申时行利用关系,贬谪到边远的地方.申时行还利用“年例及不时补外二法”,来“牵耸众言官”,最终使那些正直的官员都“回心敛气”,而申时行“得以滔然无台谏之虞矣”.这就等于批评皇帝朱翊钧,既不了解官场腐败的具体情况和严重程度,也不了解那些正直的官员的“一喙之忠”,只知道逞口舌之陕,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骂,大失为君之体.
问题是,申时行这样的辅臣为什么会如此横行无忌？汤显祖行文中隐含的判断是：因为皇帝低能和不作为.申时行儿子的事情一被揭发,他就向皇帝“旋行祈请”,朱翊钧虽然知道此事,但根本未予追究,汤显祖重重地责诘道：“无乃要君甚乎！”（《汤显祖集全编》（四）,第1 703页）这句话,既是责备申时行,也是责备朱翊钧的. 更为严重的是言官的腐败,所谓“嘱贿附势,盛作不忠之事,躐窃富贵者,往往而是”.其中像杨文举这样的吏科官员,贪污尤其严重,几乎到了“所过鸡犬一空”的程度,甚而“刻掠饥民之膏余,攒挪赈帑之派数”.申时行明明知道这些,却听之任之.而杨文举更是借着申时行的势力,阻塞言路,“腆颜奏禁诸臣言事矣”（《汤显祖集全编》（四）,第1704页）.这一切都是申时行对皇上“欺蔽”的结果.
如果说,这篇上疏至此对皇帝朱翊钧的批评还是委婉的,那么,到了最后一部分,汤显祖所说的“臣谓皇上可惜者有四”——皇上之爵禄可惜,皇上之人才可惜,皇上之法度可惜,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就等于直接批评皇上实在太低能,连自己最宝贵的资源,都守护不住,竟至于为人所欺夺.尤其最后一个“可惜”,彰显了这样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皇帝虽然“经营天下十二年于兹矣”,但“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帝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架空的状态.他建议皇上应该严厉处理申时行、杨文举和胡汝宁等人,并特别赞扬了“谨守宪令”的别谕都御史李世达,提醒皇帝,这样的人,“务令在内言事,在外宣风”.
事实上,明神宗朱翊钧的问题,远比汤显祖所批评的要严重.他懒于朝政,于上朝事,多有怠忽,至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他贪于财货,与民夺利,因矿税之害,引发多次暴力抗争,赵翼历数此害,并总结道：“……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痛已遍天下.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赵翼：《廿二史劄记》,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34页）《明史》也批评朱翊钧：“因循牵制,晏处深官,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中华书局,1999年,第1 95页）
汤显祖所说的问题,有具体人的权力腐败,也有重大的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应该说全都是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倘若朱翊钧能够大度“温纳”,那么,晚明的很多社会问题,都会随之解决,而在1591-1620的二十九年间,种种社会问题,断不至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朱翊钧既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也没有辨别是非的眼光.他先是诱使“大小臣工”给自己提意见,引人人彀,但等说真话的“一喙之忠”来了的时候,他却龙颜一怒,“秋后算帐”,“围而歼之”,对进谏言的人毒施辣手,打击报复——将汤显祖贬谪到边鄙之地,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编外小官——“徐闻县典史,添注”；“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一百十八,第401 5页）.汤显祖在上疏中所批评的当路在势的贪官污吏,皆获朱官家优抚,一时无恙,而汤显祖竟被“夺官”,回到家里度过了二十年既自在又困窘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在英国,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也曾遭遇与朱翊钧相似的考验隋境.快七十多岁的时候,她批准了一项“专利者名单”,因此在下议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女王得知,立即把下院议长召来.“议长胆战心惊,然而女王态度极为和蔼可亲,使得他如释重负.她对他说,她刚获悉,她所批准的‘一些专利权’使得她的臣民‘很有怨言’,这件事‘甚至在十分重要的时刻’也压在她的心头,必须尽快加以纠正.”（安妮．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下议院很快派来一个代表团,跪在女王面前,表示感谢.她让跪着的代表团起来,并表示：“我要让那些奴才、恶棍,那些滥用我的恩泽的家伙知道,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议长先生,请你转告下议院,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这些事情,我非常感谢他们.”接下来,她又说了这样一通“比较实在的话”：
关于我自己,我应该这样说,我从来不是一个贪婪的吝啬鬼,既不是一毛不拔,也不挥霍浪费.我从不醉心于追求财产,只为百姓谋福利……
虽然以前曾经有过,将来也可能还会有许多比我伟大、比我英明的君主坐在这个宝座上,但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一个比我更加热爱你们的人.（安妮．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第24页）
难怪培根——著名的哲学家,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同时代人——会在她逝世后,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赞美她,并将此文上呈给新一任皇帝詹姆士.他在文章这样写道：“伊丽莎白是一个天性极好、运气绝佳的女人,一位值得纪念的君主……自古以来,女人当政实属罕见；当政而又治理得得当尤其罕见；治理得当而又经久不衰更是绝无仅有.然而这位女王统治了四十四年,朝政依然靖明……”（安妮．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第14页）
然而,这样的帝德,这样的境界和情怀,我们在有明一代几乎所有戾气十足的皇帝身上,做梦也别想看到.不仅如此,即便在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也很难看到这样一位文质彬彬、有情有义的君主.唉！中国人何其不幸.“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弈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蔡东藩：《五代史演义》自序,华夏出版社,2007年）狡黠善欺者,凶暴嗜杀者,恣睢虐民者,却往往得天下,履九尊.唉！中国人何其不幸也.
却说,《论辅臣科臣疏》虽然写得心诚而事信,亢直而不挠,但却不仅不为最高统治者所理解和“温纳”,还给汤显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灾难,使他一生蹭蹬偃蹇,穷困潦倒.然而,事虽不成,这篇上疏却足以彰显出作者伟大之人格与端直之气骨.从他的正直而坦率的表达中,我们看见了充满道德诗意的正义感,看见了绝不阿意顺旨的人格尊严,正像王国维所评价的那样：“义仍应举时,拒江陵之招,甘于沉滞.登第后,又抗疏,劾申时行.不肯讲学,又不附和王、李.在明之文人中,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04页；引文标点,另作处理,与原文颇异）
汤显祖在《蕲水朱康侯行义记》中说：“人之大致,惟侠与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无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难.庸庶人视之,日：‘此皆无与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见,则人尽可以饿死而我独饱,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杀,而我独顽然以生.推类以尽,天下宁复有兄弟宗党朋友相拯绝寄妻子之事耶.此侠者之所不欲闻,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见也.”（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三）,第15 71-1 572页）由这段话,亦可窥见汤显祖之志念与抱负.他亦尝有意于道家与佛家事,然而,却终生颠沛于儒与侠之间,无论做官,还是为文,皆磊磊然有奇士之风,浩浩然有伟丈夫气概.这样的胸怀与境界,无疑具有历之百代而不废的价值.对比之下,今天的那些多如过江之鲫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些为了一己之私而强取豪夺的贪官污吏,那些视民命如草芥的面目狰狞的暴力执法者,那些只知道争“课题“而不知道“真理”为何物的学者,那些为了一点好处便信口胡说的文化官僚和伪批评家,岂不羞煞,宁不愧死！
总之,汤显祖的《论辅臣科臣疏》,实在就是另一种形态的诗,就是像“临川四梦”一样伟大的文本——它们是同一棵精神之树上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因而有着一样的芬芳,一样的滋味.如果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我们对这冰冷世界的安慰,那么,汤显祖的作品——包括《论辅臣科臣疏》在内——所带给我们的,则不单是情感上的安慰,还有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激励.它给我们提供了捍卫正义的信心和说出真话的勇气.
201 6年8月23日,北京平西府
汤显祖的亢直与坚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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