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荆轲刺秦王》的对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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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绝对不是枯燥的数字、年份、人物,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段传奇的故事.为了让历史永恒,让历史说话,历史家们都会对历史事件进行修饰和雕琢,用尽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以突显历史之美,实现历史“真”和文学“美”的有机结合.所以,才有了《史记》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左传》的“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作为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节选也进入了语文教材,以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选自《战国策·燕策三》的《荆轲刺秦王》即是名篇佳作之一.本文记述了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悲壮历史故事,文章通过对比手法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荆轲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的英雄形象.对比是文学创作常用的表现手法,通过把对立的思想或事物以及事物的对立方面进行比较,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运用这种手法有利于展现事物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本文主要从情节、结构和人物三个方面阐述《荆轲刺秦王》选文所用的对比手法以揭示其伟大的艺术价值.
一、情节对比：凸显铺垫照应之美
原故事一共有7个自然段,掐首去尾并经编者改为18个自然段进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按照故事发生的地点分为两个部分,前面9个自然段的故事发生在燕国,后面9个自然段的故事发生在秦国.这个巧合暗含了故事情节结构的对比逻辑,并在对比中凸显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故事情节发展逻辑来看,《荆轲刺秦王》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一个“刺”字展开.发生在燕国的故事主要交代了刺秦的缘起和准备.开篇两段交代了行刺的缘起,后面7个自然段交代了行刺的准备,包括准备信物、利刃、配备助手、怒斥太子、易水送别五个场面.故事的廷刺秦王发生在秦国,由厚遗蒙嘉、顾笑武阳、图穷匕见、倚柱笑骂四个场面组成,最后以荆轲被斩结局.
课文开篇连用6个动词写出秦军所向披靡,燕国危如累卵的形势,使故事一开始就笼罩着紧张的氛围,为后面故事发展奠定了悲剧基调.秦将王翦打败赵国直接危及燕国的安危,因此,太子丹催促荆轲行动,荆轲提出要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督亢的地图作为见面礼以接近秦王来实现行刺目的却遭到太子丹的拒绝,被逼无奈只好“私见”樊於期,动之以情,激起樊对秦不共戴天之仇；晓之以理,说明此举一可报父母宗族的家仇,二可解燕国之患,报兄弟收留的情义；告之以谋,让樊於期明白自己的行动计划,最后使樊於期自刎.此后,太子丹为刺秦做了两个准备：购入徐夫人并以药淬之,找到十二岁杀人的秦武阳作为荆轲助手.太子丹的两个准备工作并没有满足荆轲的意愿,但理想搭档久等不至,在太子丹的逼迫之下无奈易水悲歌辞行.太子和荆轲两人没有充分的计划、交流和协作,这对刺杀行为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比讽刺的事情,太子与荆轲之间内在的隔膜为刺秦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易水送别的太子丹更是摆出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可见,太子并不期望荆轲能够“往而复返”,这与荆轲“往而不返者,竖子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荆轲刺秦,实际是以深明大义作为思想基础,其“义”之意乃明刺秦王,实则舍身死以昭告天下.故事最后荆轲被斩,照应前文.
荆轲到达秦国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贿赂秦王宠臣,以实现从内部攻破堡垒的目的.这一招非常奏效,为故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故事反转做了铺垫.蒙嘉的一番言论使秦王相信燕国归降的意愿和决心,设九宾接见荆秦二人.但在殿前的台阶下,十二岁杀人不眨眼的燕国勇士秦武阳却因秦王的威严而色变振恐,凸显了“乡下人”色厉内荏的本色,为行刺的失败再一次埋下伏笔.以一敌一的荆轲在秦王面前也没有占到便宜,尽管手里拿了一把锋利无比淬过的.秦王绝袖挣脱荆轲以后环柱而走,最终以长剑断荆轲左股而使刺秦仅仅成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流传于世.“知事不就”后所骂的一句话隐含了荆轲失败的心理阴影,生擒报太子的意愿妨碍了荆轲刺杀秦王的坚决性和坚定性,与太子对荆轲祈求劫持秦王的吁求形成照应.
二、人物对比：命运悲剧的历史必然
《荆轲刺秦王》一文通过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等一系列表现手法,在人物对比中塑造了荆轲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的英雄形象.文中与荆轲构成对比关系的可以按照类别分成两组：太子丹和秦王,秦武阳和樊於期.
太子丹和秦王,分别是一弱一强两个国家的代表,二人之前都是赵国的人质,后来太子丹又成了秦王的人质,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互相欲置对方于死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秦王动用了强大的军队,靠武力取胜；而燕国审时度势,采用了秦王的方式.荆轲只是太子丹对付秦王的一颗棋子.显然,这种棋子的身份暗示荆轲命运悲剧的必然性,彻底背离了古人所言之“义”所蕴含的平等情义.对荆轲来说,刺杀秦王的斗争处在奴役雇佣关系的前提之下,缺乏本质的公平,这与他的“义士”身份产生了偏差.尽管荆轲自认为具备“义士”的公正英勇的气质,但在太子丹眼里,他仅仅只是一个有价值可资利用的刺客而已.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种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身份偏差从根本上决定了荆轲的悲剧命运.当然,太子丹和秦王两人之间又构成强弱的对比关系,当荆轲站在弱者一方时,内蕴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恻隐之心”必然地弥散开来,以凸显荆轲刺秦的伟大壮举.
太子丹和秦王的对比凸显了荆轲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而太子丹和荆轲主仆间的矛盾关系也暗示了荆轲悲剧的命运.受尽屈辱的质子生活使太子丹心浮气躁、目光短浅、优柔寡断、懦弱无能、疑人疑鬼.因此,顷之未发的荆轲马上遭到了太子丹的怀疑.行事在即却被效忠的主子怀疑,这对作为侠士的荆轲来说无疑是侮辱.既已许之,必知其恩而还其情,方不辜负知遇之恩.荆轲“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的斥责不仅是发给太子丹的咒誓,也是对自己刺秦失败的悲剧命运的预言,更毅然决然地捍卫了刚烈、勇猛、敢于担当、一诺千金的侠士尊严.侠士讲的是义气,守的是信用,一旦应承,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决不会退缩,哪怕是历尽千难万险,甚至牺牲性命,也要实现承诺,绝不愿失信于人.最终,易水悲歌的荆轲以“顾笑武阳”和“倚柱笑骂”两个“笑”实现了作为“侠士”的诺言,让人感佩至深,也让人扼腕长叹.而廷刺秦王的斗争过程更是通过荆轲与秦王的强弱对比凸显了荆轲的英勇.一方是身佩长剑的秦王及戒备森严的满朝文武,另一方是一人一的荆轲,势单力孤.秦王“惊—引—起—拔—走—击”,慌得连剑也“不可立拔”；荆轲则“取—奉—发—把—持—逐—提”,步步紧逼,无所惧怕.在急剧的强弱对比中凸显了荆轲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和豪迈气概.
在樊於期面前,荆轲一席对话尽显机智,推心置腹,以诚感人,三言两语使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继而“偏袒扼腕而进”,最终心甘情愿地自刎.这一段对比描写展示了二人作为慷慨侠士的精神风貌：一个侠肝义胆,勇敢决绝,长于辞令,老于心计,侠士风度跃然纸上；一个义勇刚烈,热肚直肠,武将形象栩栩如生.荆轲的机智和秦武阳的勇猛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对比蕴含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在荆轲刺秦出发之前发自己就预料到了,所以他选择了“终已不顾”.武阳的“色变振恐”意味着乡下人的匹夫之勇并没有什么用,而荆轲的被斩也意味着势单力孤的机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沾血立死的根本伤不了秦王.最终,樊於期的自刎并没有带来“将军之仇报,燕国见陵之耻除”的结局.刺秦失败从侧面反映了太子丹所做准备工作的无效性.
通读全文,发现太子与荆轲的两次对话,荆轲与樊於期的对话,蒙嘉与秦王的对话、荆轲与秦王的对话都用尽笔墨详细描画以突显人物性格,突出了刺秦准备的详尽和周密,与后面廷刺秦王多用急促短语的场景描写构成鲜明对比,在对比中突钧一发的紧张形势,这与荆轲刺秦失败形成巨大反差,在反差中凸显了荆轲悲剧命运的必然.
总之,《荆轲刺秦王》通过故事情节结构对比、人物对比、叙述方式对比凸显了荆轲的义勇机智、刚毅深沉、镇静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刺秦失败也凸显了荆轲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脱节的悲剧命运.
[作者通联：河南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艺术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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