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周汝昌的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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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是继胡适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
1947年,周汝昌还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与“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展开争论,两人一来二往通了7封信后,成了忘年交.
胡适在知道周汝昌不过是位尚未毕业的学生后,不仅不鄙夷他,还于1948年在自己家里亲切接见了周汝昌.交谈中,周汝昌得知胡适珍藏着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时,就冒昧提出借阅并过录.胡适没有犹豫,慨然相借,这让周汝昌大为感动.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周汝昌得知胡适不日将离开的消息后,在西郊燕京大学进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冒着危险赶到胡适的家,将甲戌本《石头记》完璧归赵.几天后,胡适到东单临时机场登上飞机,离开北平.登机时,胡适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归还的甲戌本《石头记》.
后来曾有人对周汝昌说：“你就是书生气太重,那时你如果将甲戌本《石头记》留住不还胡适,待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将其捐给国家,岂不是立了一大功吗?”周汝昌听了后一时反应不过来,好久才说：“说我书生气太重我认同,虽然我不懂政治,但我懂得传统道德,懂得借人物品,一定要归还这个传统美德.更何况甲戌本《石头记》是珍贵的孤本,胡适先生能慨然借给我,我一直对他充满敬意与感激,我岂有不还的道理?如果真的据为己有,岂不是亵渎了中国传统道德?以后我还怎么做人?所以说,我压根就没有想过立大功,因为甲戌本《石头记》原本就不是我的.”
(摘自《做人与处事》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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