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精神首富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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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荣膺中国十大人物桂冠时,他曾对媒体说,“我能获奖,是碰上了好时代.”但谈及早期搞杂交水稻试验时的情形,他却用“艰难困苦、披荆斩棘”来形容,“能侥幸存活下来已是万幸,成名从来没想过.
“被保护对象”
袁隆平遇到的是一个并不适合开展科学研究的年代.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从1953年跨出西南农学院的系大门后,他就被分配在安江农校任教.50年代的全国大抓工农业建设和科学研究,还涌现了“两弹一星”.但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在政治上与前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学术和教育也跟着“一边倒”,苏联的李森科认为“遗传物质”学说是不可知论,在他得宠的30年里,他的《论生物学现状》在中国大量印行,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
在安江农校,袁隆平接到上级的指示是：只能向学生传授米、李二人的学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的理论误导了水稻研究,根据他的‘‘无性杂交“理论,袁隆平尝试进行无性杂交等试验：比如把月光花杂交到红薯上,希望地上能长出红薯,藤上的花也能接籽,还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希望得到新的花种.嫁接成功.而为了在让月光花在短光照下结籽的目的,袁隆平把自己的床单弄黑,拿来给试验做遮光,但结果都未成功.
通过几年的实践,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越来越产生怀疑.1962年,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位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和克里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已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即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从而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这更证明李森科的学说是在误导研究.1964年,袁隆平用两年的时间寻找到六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并由此撰写了第一篇论文,指出水稻雄性不孕性蕴藏的巨大价值,从而为杂交水稻研究奠定基础,但这一突破性的论文却遭受了一些人的否定与嘲笑.在 “”中,他的试验被称为“三岁小孩搞的玩意儿,,,装着他四年成果的盆盆罐罐也被反复破坏.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让很多从事科研的专家学者受到政治上的冲击,科学理论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学说”而受到批判.后来袁隆平回忆说：“幸亏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学研究已经到分子水平了’我们还抓着李森科学说不放的话,没有前途！”
然而,世事充满了偶然,悲剧会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误差变得充满戏剧性.有一年,工作组到袁隆平的学校搞运动.当时的指标是：要揪5%的牛鬼蛇神出来,一个礼拜揪一个,已经揪了5、6个出来,袁隆平是第7个,牛棚里的床铺早已准备好贴上“袁隆平”三个字.这天工作组组长突然找到袁隆平,让他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F,袁隆平心里—凉.问什么事,组长说：‘‘上面来文件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你去选一块试验田吧.”这个戏剧性的插曲让袁隆平化险为夷,他非但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而得到保护,至于公函的来龙去脉,许多年后他才搞明白.当时北京发来红头文件,工作组人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带着文件请示黔阳地委书记：“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书记看完公函后立即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
尽管袁隆平的水稻试验受到保护,但“”的斗争反复无常,袁隆平的水稻多次被恶意被破坏,其中以1968年5月18日那次最为严重.据袁隆平回忆,“早上去田里,惊愕地发现水稻被连根拔光,实验田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脚印”.一切迹象表明,这次毁禾事件完全是一宗蓄意的恶性破坏事件,尽管报了案,但当时整个社会_片混乱,公检法机构被造反派砸烂,谁也没有心思来认真处理这桩“区区小事”,因此这次人为的破坏事件成了至今未破的谜案,甚至来又传出毁苗事件是袁隆平亲历所为,原因则是因为‘‘几年不出成果,骑虎难下,遂自毁秧苗”.
多年后,媒体问：“如果现在有条件追究责任,你会查吗？”袁隆平说：“不了,都过去了,要追下去,肯定不是几个人的错,是时代的问题吧.”
南征北战
历经磨难后,头脑灵活的袁隆平意识到,所有杂交试验的材料都是栽培稻品种,亲缘关系太近,所以某些遗传特质会下降,应该换成用野生稻.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他带着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袁隆得意地回忆,“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
不过,这种“南征北战”的日子是艰苦的,袁隆平的学生尹华奇在《袁隆平成功的关键因素分析》—文中回忆说：“1970年4月,袁隆平带着我们从海南岛回安江学校,经过通道县时,正值双江洪水,客车不能过渡,48小时杲在汽车里没吃没喝,直到第二天山洪减退才冒险坐小船过了河,水流依然湍急,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由于长期南繁北育,饮食没规律,导致他患上了过敏性肠炎.”有一阶段,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为了果腹,袁隆平和助手顿顿吃甘蔗,_度把口腔磨破,胃里酸痛难耐,后来连甘蔗也稀缺时,梦想高产的袁隆平险些被饿死.多年后,有人问袁隆平在海南搞科研是否枯燥苦闷,他回答,“是有的,但却是一生中最自由惬意的时光,海南风景好,水干净,可以经常游泳,时间一长,游泳技术也提高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南繁育种是极为有效的措施,杂交水稻在他们南来北往的驻点迅速更新换代地繁育.尽管这时试验还没有完全成熟,但‘上面”非常急切.但一次全省的农业会议上,湖南省领导把袁隆平请到主席台上,对他说,“周恩来总理对这件事很关心,要抓紧”.袁隆平听后精神甚为振奋.
到了1975年,袁隆平制种技术突破的时候,国家又批了800万斤粮食和800万元经费,支持“千军万马下海南.”袁隆平回忆：“当时政府很着急,每年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数都是几何倍数增长,这个推广速度是空前的.1976年才仅仅大面积推广200多万亩,但是到1991年就2亿6千万亩,仅仅15年之内,全国就有54%的稻田面积都种的是杂交水稻.许多年后,一位网民在 “天涯社区”上发表的《水稻的回忆》成为热帖,“因为有了杂交稻,从我记事开始,整个大队几乎没有挨饿的人家.”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熟后还在越南、印度、缅甸、美国等地广泛种植,美国认为,杂交水稻的成功是“机遇的撮合和一个献身者的成果”,1981年7月,他们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到安江,特地拍摄关于袁隆平和水稻的纪录片,让摄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在偏僻的山区,袁隆平和他80岁的老母亲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部纪录片后来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放映,杂交水稻于是被称为“东方魔稻”,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时光进入80年代,“”的阴霾彻底结束,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终于走出泥淖,开始大踏步前进.
外籍院士
1984年6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这成为全球第一家从事杂交水稻专项研究的科研机构,56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奔忙于中心的各种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目标,按时完成,甚至提前完成”.
袁隆平将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一应俱全地安置在面积达数百亩的“实验田”里.与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其他家属楼不同,独门独院的大房子是国家给予他的特殊待遇.但偌大一处居所,除了待客时会“热闹”,大部分时间就是他与妻子邓哲居住.由于住所与办公楼相去不过百米,袁隆平每天上午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中心上班,从中心到稻田,则委实有些远,而且稻田面积太大,袁隆平此前都是用摩托车代步,后来,他索性将摩托车换成了别克赛欧.
作为无党派人士,袁隆平既无意参政,又无心进入学术圈,除了定期到全国各地的实验田调研指导外,大多数时间都在中心埋头水稻研究,尽管他曾通过各种方式避开纷扰,但必要的应酬和指定的各种会议邀请还是会接受.在偶尔参加访谈节目时,袁隆平回答的内容都大体相似,没有可供炒作的事件和惊人之词.他说： “这样可以降低被关注度.”
2008年,袁隆平的学生辛业芸应宣传部门的任务撰写袁隆平传记,在写《袁隆平口述自传》期间,辛业芸曾经面临一个“拿不准”的选择：袁老师曾经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事情要不要写？袁隆平1994年以前曾经三次申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均落选．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湖南省第四次推荐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最终当选.这件事的缘由后来被媒体广泛关注,按照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此前表述,袁隆平的落选实属 “历史的遗憾”.2007年4月29日,“落选”中科院的袁隆平获得全票通过,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消息一出,舆论—片哗然,并再度引发媒体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质疑与批判.要知道,在全球,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只有18名,中国在美国科学院作为外籍院士的,两岸三地总计6人.
不过,对于袁隆平来说,能不能入选中科院,意义已经不大,他也并不在意这些.2008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袁隆平公开表示理解中科院的逻辑：“我搞的是应用科学,中国科学院搞的是基础研究,如果按这个来评,我不合格.…‘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一些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说应该写出来.”辛业芸说.其实,她手里有一些材料,也曾试图写进去.对于细节问题,辛业芸去问袁隆平,袁隆平不愿详谈.辛业芸把写好的落选院士的文字拿给袁隆平看.袁隆平看完,思考了一会儿,说,不要去写了o据辛业芸介绍,袁隆平说,荣誉心我不是没有,但不是放在第一位.
袁隆平关心的是时下的农业问题.2006年,他和一些科学家又提出了大胆构想：直接利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来生产食物.这让媒体质疑,是不是意味着人们以后可以随便制造出想要的食物？就如美国大片《美食从天而降》中描述的靠一个机器合成想要的美食.袁隆平解答：“地球的容量只有100亿人,现在将近70亿,要根本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还是要靠人造食物.光合作用就是利用阳光、水、二氧化碳,有了葡萄糖,其他都可以.我认为在本世纪中期,2050年就可以初见端倪,这样重大特大的任务,还是要靠年轻人完成,我等不到了.”
阳光富翁
2000年,中国第一次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一一隆平高科上市,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获得250万股股份,作为名誉董事长.8年后,媒体报道,“他的身价已经过亿”.袁隆平说,自己当初也真的犹豫,怕别人用他的名字赚钱.但是一想到过了70岁,不能当首席专家,没有200万的科研经费,到缅甸推广杂交稻也需要钱.为了这些,他最终同意隆平科技使用他的名字,但是公司的经济事务他不干涉,一心只做研究.“隆平高科到底是个好事坏事,现在还很难断定,要靠实践来检验.”
也是在同一年,袁隆平的徒弟黄劲培以百分之三十的技术股入股了“神农大丰”,他的身家达6.8亿,是袁隆平的五倍.类似于神农大丰等农业科技公司的成功上市,同样造就了一批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其中不少人当年师从袁隆平.对此,袁隆平说,“能当富翁,证明我的学生确有过人之处,至于是非,不做评价”.实际上,袁隆平自己每年的总收入大致在30万元,这些钱对他来说已经相当富裕,他对金钱的看法是：“不奢侈、不吝啬,合理利用.”
事实正如袁隆平的学生辛业芸所说,袁隆平在学术上是超前的,但在生活享受方面却相对落伍,辛业芸回忆,有一段时间,袁隆平的购物欲非常强烈,每到星期五下午,就要到开着赛欧车到商场购物.但他对名牌不太热衷,他主张穿着朴素大方,甚至尽买打折的商品.每年在海南三亚南繁期间,袁隆平都会买上好几件仅四五十块一件的衬衣,“这样的衬衣美观大方,还是棉质的透气,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好得很.”在水稻研究中心工作时,袁隆平永远黑黑瘦瘦,穿一件软塌塌的衬衣或T恤衫.据他的学生唐俐回忆,2001年2月,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他穿的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坐下来时稍不留意,红色运动裤就露了出来.”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最后他花800元买了一套打折西装.这套西装就成了袁隆平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
2010年,电视台做了—期访谈节目探讨科学家的话题,讲到品质时,提出了一个“阳光富豪”的概念,即靠知识为社会做贡献,从而积累财富.社会评论家周孝正所说：“在科学家逐渐被人关注但大众形象依旧模糊的今天,袁隆平能够在阳光下积累财富,这是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有的环境.”对此,袁隆平说：“富豪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同时‘奢侈’,物质上我做不到,从这点讲, “精神首富’会更贴切些.”
精神首富袁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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