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阿伦特政治哲学中的宽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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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宽恕的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最初来自基督教义,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将之作为使行动者摆脱行动之不可逆性的解救之道重新提了出来.阿伦特否定了基督教中的只有爱才能宽恕的看法,重新界定了宽恕的概念,提出只有尊重才是宽恕的力量来源.在阿伦特看来,宽恕不仅可以使人们摆脱过去所为之事的束缚,免于人们受困于过去,而且能够使人们始终保持行动者的身份不断重新开始.阿伦特宽恕概念的提出对现实政治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阿伦特；宽恕；行动；尊重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96-02
作为犹太思想家,如何面对纳粹的罪行是阿伦特始终思考的重要问题.由此阿伦特重新界定了宽恕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宽恕可以帮助行动者摆脱沉沦于过去的困顿,重启人作为一个行动者所应有的行动能力,使人们的生活得以继续.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宽恕是必要的,但是“宽恕并不意味着忽视人们的所作所为或是给恶的行为另贴一个错误的标签.它意味着恶行不再继续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障碍.”[1]78同时,在阿伦特看来,宽恕并不是无条件的,过失可以被宽恕而极端的恶却是无法宽恕的.准确理解阿伦特的宽恕概念对于当今的现实政治生活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宽恕概念的来源与重提
在西方语境中,宽恕概念来源于耶稣教义,阿伦特发现其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价值并将其重新提出.阿伦特将宽恕与行动结合起来,透过行动的视角发掘宽恕的政治意义之所在,并用尊重代替基督教中的爱为宽恕的行动提供力量.
（一）宽恕概念的来源
阿伦特认为最早发现宽恕的作用的是耶稣,福音书中认为“人可以宽恕不是因为上帝宽恕了,他就必须‘同样’做,而是‘如果你发自内心地宽恕了’,上帝也会‘同样地’宽恕你.”[2]186对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对他宽恕是一种责任,而对于明知是恶而故意为之的,上帝将会在末日来临之时予以审判,并将惩罚降临在他的身上.在基督教看来,只有爱才是宽恕的力量源泉.阿伦特认为宽恕这一概念虽然出自宗教教义,但在现实政治中却有着重要意义,值得重视与研究.
（二）宽恕的重提：使行动者摆脱困境的拯救之道
阿伦特重提宽恕概念,与耶稣教义不同,意在将之作为行动者摆脱行动的不可逆性的拯救之道,宽恕和行动是紧密相连的.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宽恕的对象是行动者乃至行动中出现的过失而不是行为,在阿伦特看来“宽恕与行为无关,所谓行为是指那些可以用道德标准判断其对错的重复性日常行为,它们不能用伟大与否来衡量”[1]67.就行动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视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根基.阿伦特认为可以将人的生活划分为两种：“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沉思生活指的是类似探求永恒真理的哲学家的生活；而积极生活则是包括所有人类活动能力的总和.积极生活主要可以分为三种：行动（action）、工作（work）以及劳动（labor）,这三者中,行动是阿伦特的论述重点.“行动”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且只有在平等并且相互不同的人之间才得以存在.每个人从自发性的“行动”开始,向他人显现出自己是谁,彰显出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行动意味着开端起新,而“行动”的目的则在于政治体的创建与维护.但是对于行动来说,它的一大困境就在于不可逆性的现实,“对于不可逆性,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2]184.阿伦特认为行动是不可预料的,每个人在行动过程中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所作所为带给别人的后果和影响,而当不可逆的消极后果出现时,唯一的解救之法就是宽恕.宽恕是宽恕者对过失者采取的行动,依赖于宽恕者的在场,没有人能够自己宽恕自己,因为宽恕作为一种行动依赖于人的复数性而存在.面对行动过失,如果不采取宽恕,那么行动者和遭受者（也即后来的宽恕者）就会在过失的后果中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双方都无法摆脱伤害和开启新的未来.所以宽恕对于行动者摆脱行动之不可逆性的困境而言十分必要,因为宽恕是对行动造成的消极影响的必要矫正,它能够使行动者与遭受者走出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历史无法再更改,如果受困于过去,人就永远无法重新开始,通过他人的力量获得宽恕则能够使宽恕者双方摆脱困境,重新启程.
此外,阿伦特的宽恕概念与耶稣的宽恕概念最大的不同在于阿伦特反对耶稣教义中无条件的爱与宽恕,在她看来这种爱是罕见的,无法支撑起人类事务,于是她提出了“尊重”.尊重“是一种既非亲密也非封闭的‘友谊’；它是从置于我们之间的世界空间的距离中产生出的对他人的敬意,这种敬意与我们赞美的品质或高度敬仰的业绩无关”[2]189,笔者认为当阿伦特在这里提到尊重时,她的意图在于指向一种对同是行动者的他人所持有的一种惺惺相惜的同胞之爱.正是由于大家都是行动者,都面临同样的行动困境,当无法避免的过失出现时,无论你此时是英雄还是小人物都值得敬重,因为对于行动来说最需要的是勇气,行动者的身份需要行动者们彼此肯定.而尊重对于宽恕的意义在于,它促使宽恕者愿意为了那个在公共领域中彰显出自我的独一无二的行动者去达成谅解.这样的尊重是对行动者彼此行动能力的一种肯定与敬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尊重他人也是在尊重同是行动者的自己.同理,出于尊重去宽恕他人的人也有助于自己由于被尊重而得到宽恕.
二、就宽恕概念的相关问题的探讨
当阿伦特提出宽恕概念时,并不是指任何人和事都能够被宽恕.对阿伦特而言,只有在行动过程中出现无意过失的行动者才是值得被宽恕的,而对于极端恶来说由于它已经超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人们无法宽恕.同时,与摆脱行动困境的其他方式而言,宽恕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宽恕概念的问题探讨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值得去宽恕,宽恕不是无条件的.阿伦特区分了消极言行的两种类型,将之分别称为过失与犯罪,过失可以被宽恕,而极端的故意为之的犯罪则是难以宽恕的[2]186-187.对于行动而言,在创建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不可避免地会偏离目标甚至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此无意间犯下过错,也就是说过失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在阿伦特看来犯下过失的人是需要被宽恕的,因为只有让人们放下过去才能使人们从过去解脱,人们之间只有相互的不断宽恕和原谅才能够重拾行动者的身份,从过去的恶性结果中摆脱出来,开始新的行动.而有过失的人能够被宽恕的前提则是他能够认识到错误,对错误懊悔并渴望重新开始,因为宽恕不是对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做出的,而是对有良知并已经认识到自身问题的人的一种基于同胞之爱的宽容与谅解.与过失相反,犯罪是有意为之的,是明知是恶还为恶的极端做法,这种做法与行动的最初目的即为了更好的政治体制的构建相违背,不是在行动过程中产生的无意偏失,不仅对政治构建无益而且十分有害,此时宽恕就不再是一项责任的理由,我们也就不必再教导说“‘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应饶恕他’”[2]186.
其次,阿伦特在宽恕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概念：惩罚与报复,它们分别是与宽恕作用相近和相反的两个方面[2]187.就惩罚而言,面对行动者的过失,它是我们除了宽恕之外还能对其行动本身予以的另外一种反应.惩罚不是宽恕的反面,惩罚与宽恕都是在试图结束过失,防止已经出现过失的行动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在人类事务领域,宽恕与惩罚对于结束混乱重启新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细微的不同.对于宽恕,其对象偏重于行动者,因为宽恕是宽恕者为了某人是谁的缘故而谅解出现过失的行动者,而当出现过失的行动者得到宽恕时,他的过失才能进一步被宽恕被放下.对于惩罚,其对象则偏重于过失行动本身,它主要是对过失做出反应,结束由过失造成的恶性后果,其目的在于让无法直接宽恕的过失找到得以宽恕的途径.就报复而言,它则完全是宽恕与惩罚的对立面,报复旨在以纠缠不休的方式对之前的错误做出回应,它的目的不是结束失误,而是将过失行动的消极影响不断地扩散下去.对于摆脱行动的不可逆性的困境而言,报复显然是在恶化问题,宽恕与惩罚则是正确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最后,阿伦特指出“人们不能宽恕他们无法惩罚的行为,也无法惩罚那些业已证明是不可宽恕的行为”[2]187.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对二战和纳粹问题的反思一直贯穿始终.阿伦特在宽恕问题的讨论中发出这样的呼声正是紧紧围绕着二战纳粹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而言,她认为二战时期纳粹的大屠杀行为是极端恶在公共领域的一次爆发,这种恶行是对人类生活秩序的挑战,对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颠覆,更是对人类共同体的背离.二战结束后,面对战犯的反人类罪行,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法则中并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罪行,这种罪行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面对这种极端恶人们无法宽恕,更无法依靠过去的经验对之予以惩罚,阿伦特借用耶稣的话表明了她对此无法宽恕和惩罚的极端恶的态度,那就是把犯下这些极端恶罪行的人的颈项上拴上石头然后丢进海里.
三、宽恕在政治现实中的价值与意义
在阿伦特看来,经过重新界定后的宽恕能够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使人们从无休止的暴力和报复中解脱出来而重新开始生活,是真正解决政治问题的良药.宽恕不同于忍让,它不是为恶行开脱而是使其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的障碍.当宽恕成为一种必要的政治经验时,无论是宽恕者还是被宽恕者都能够从过去的苦痛中得以解脱,与过去和解,而这样的解脱与和解带来的其实是整个政治环境的净化和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前行.
在现实政治中,阿伦特提出的宽恕概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和发展.在曾经发生过严重种族隔离和种族冲突的南非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进一步发展了阿伦特的宽恕概念,论证了宽恕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了解过去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民族和解与国家团结.委员会在工作中让犯罪者首先发言,然后受害者陈述遭遇并对犯罪者进行质问,最后由受害者自由决定是否对犯罪者实施宽恕.在极端恶的问题上阿伦特认为这些犯罪的人既不能被宽恕也不能被惩罚,而委员会拓展了这一观点,该委员会的主席图图大主教提出“无论地区、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对于它的健康和痊愈至关重要的是,它的成员应该坚信,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得到宽恕的人”“没有人在失去人性之后不能恢复人性或回归人类共同体”[1]83.在图图大主教看来,阿伦特所不能宽恕的极端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原谅.在这一点上,或许正如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所言“尽管阿伦特对人类权力的性质以及它与暴力的区别有着最为深入的理解,我仍然认为,她低估了人类权力的潜能,其中包括宽恕的权力”[1]85.如今南非人民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的历史,为南非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见宽恕的发展在政治中的作用之大.
阿伦特的宽恕概念对于我国的现实政治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正在追寻大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梦,而要实现大国崛起的伟大梦想,我们就要有大国的胸襟.当我们把宽恕作为一项基本政治经验运用于政治实践中时,我们的大国气度则必将得以完美彰显,也必将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条件无原则地宽恕,因为宽恕意味着宽恕者与渴望被宽恕者之间的和解,只有当双方都能够正视问题并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时,过去才不再成为未来发展的束缚.就二战后的中日关系而言,其发展的障碍在于部分日本政客始终不愿承认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不断地挑起事端,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战争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坚持宽恕的原则.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言：“‘如果宽恕与治疗的进程想要取得成功,作恶者的承认终究是必不可少的——并非绝对,但大体如此’,‘真正的和解应该披露恐怖、劣迹、痛苦、堕落和真相.’”[1]85
四、结语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宽恕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耶稣教义中爱的层面上,阿伦特将宽恕从宗教教义带进政治领域,希望行动者能够以尊重开启宽恕并进一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行动障碍,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大爱.但是对阿伦特来说,过失可以宽恕,极端的恶则无法宽恕,因为极端的恶已经超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毁灭与逃离,这对于强调复数性的人的存在的阿伦特来说是无法想象的.现实政治进一步发展了阿伦特的宽恕概念,在南非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宽恕的范围得以扩大,即使是做出极端恶的人,如果他真心悔过并求得谅解,表现出回归人类共同体的意愿,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达成宽恕的.这就为我们理解宽恕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政治实践中已然有了宽恕得以施行的典范,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人们不应当受困于过去,而应当在宽恕双方的和解中创建更美好的未来.这不止需要宽恕者去努力,更需要被宽恕一方不断地去反思自我,能够有勇气去幡然悔改并重新开始.而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演进而言,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利用宽恕的力量去致力构建更加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必将迈向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M].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政治哲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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