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觏《易》《礼》之学中经世济民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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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觏继承了宋初儒者对“积弊”反思的“忧患意识”,强调政治变革.但与胡瑗等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过分强调“王道”主义的政治理想,而主张改革的基本面向应该是“经世济民”.基于此,他的政治哲学侧重于对《周易》《周礼》的诠释中,一方面从“天命”“人性”的角度强调事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借助《周礼》表达其“礼乐”“刑政”并用的制度哲学建构思想.李觏是庆历诸儒中偏重事功的个体存在,他的事功政治哲学显示了北宋初期经学政治哲学蕴含的多元化特征.
关键词：李觏；《易》；《礼》；经世济民
李觏（1009—1059 年）,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北宋建昌军南城人,是庆历年间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称其“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1].其后经范仲淹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今江苏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著有《礼论》《易论》《删定易图序论》《周礼致太平论》《潜书》《富国策》等书.其著作被编辑为《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37卷.现存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李觏集》.李觏一生尤重《易》和《周礼》,并在对此二经的诠释中发展出了“经世济民”的事功主义政治哲学.
一、“忧患意识”与“经世济民”的政治哲学指向
据史料记载,李觏自幼聪敏,五岁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2]但屡次科举不第,后在庆历年间创办盱江书院,一边潜心研究经典,一边教学授徒,传播儒家思想.由于其主要学术活动集中在宋仁宗年间,这时期国家进一步加深的“积弊”和内忧外患引起李觏深深的“忧患意识”.他28岁时作《易论》十三篇,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并强调《易》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35岁时又在《上蔡学士书》中谈及：“觏不肖,郡县之得失,军民之利害,非所能知.然有事虽似小,而患则甚大,愤愤于心,弗能自已者,愿一言焉.”这种忧患意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意识正是庆历儒者学风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的引导下,李觏的政治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富国强兵”“经世济民”的指向.他强调财政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在一篇向范仲淹的上书中他说道：“《洪范》八政,首以食货.天下之事未有若斯之急者也.”他将“食货”问题看成是治理天下的首要问题,是治道之“本”.天地不会自降财利,需要人们自行创造.但当世一些儒者将财用之“利”与“王道”政治理想对立起来,反对言“利”,其实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在他看来,“不言利”是造成天下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所以李觏虽然也认同当时儒者对“三代之治”政治理想的推崇,但他认为在历史上只有“三代”圣王实现了所谓王道,随着社会的变化,一味主张回到王道是不现实的.“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夷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资,为忠为贤,可不深计？”在李觏看来,像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这样的强国行为,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况且桓公之霸做到了“外攘夷狄,内尊京师”的功业,于国家社稷有大功劳.“外攘夷狄,内尊京师”是很明显是在委婉地对北宋外患、内忧之政的讽刺.所以在他看来,追求人主的“王道”之心和建立强国之资,二者并行不悖.他认为“王道”为“常”,“霸道”为“权”,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冲突：“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
李觏特别重视《易》中“时”的观点,主张因“时”而变才是对“常”的最好坚守：“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王有变,我可以变.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变者,有所为也.”“因时立事,事不局于一时,可为百代常行之法.”与庆历诸儒一样,李觏从“强国”之“时”的需求入手,在《庆历民言》中为改革提供了“开讳、备乱、审奸、防蔽、效实、虑永、谨听、辨儒、广意、损欲、本仁、慎令、考能、止幸、裁举、精课、懋节、崇卫、省盗、释禁、南略、敌患、柬士、储将、远私、正局、厚农、复教、孝原、天谕”等三十个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现实政治实践而展开的.
二、基于《易》《礼》之学的政治哲学形上致思
为了进一步说明其经世济民的改革方案的合理性,李觏在其《易》学思想中试图通过对“天命”“人性”的层面为其改革做学理论证.在《删定易图序论》一书中,他指出《系辞》所言“太极”为宇宙之本体,其本质不是佛、道所说的空、无,而是“有”,这个有就是“气”.整个宇宙就是由阴阳二气所构成、发育而来.在气化宇宙论思想基础下,他强调了“天道”的自然属性：“天道之变,日星循环,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数也.人事之动,情伪交错,应之而不谬者,以知其势也.”所谓“天道”就是“日行循环”的自然规律,所谓占卜,也是根据易数来推演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他反对汉代以来的天命灾异论,认为“天命”与人事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现实政治中的父子、君臣关系完全取决于人,与天命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而所谓“天命”的意义,是其与人性的内在关联：“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觏试图用《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对《系辞》中“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进行解读.在他看来,所谓“天命”并不是主导人事吉凶祸福的主宰,而是指导人们潜心向善的自然规律.“命”即人们依据阴阳运行之“天道”规律而向善的一种必然规定性；而“性”则是人们使自身的“向善”的必然性转变成现实性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出,“明于善”表明李觏只是将“性”看做是人之“向善”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不明于善”,那么其就可能会表现出趋恶的可能性,虽然这与人道法则是背道而驰的,但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在人性论问题上,李觏认同韩愈的“性三品”说,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三品五类”说：“古之言性者四……今观退之之辨,诚为得也.”
在他看来,现实社会中的人大都是“中人”而已,学得其“本”则可达于圣人之道,不得其本则迷惑于中人而已.所以,他强调对百姓进行“教化”：“本乎天谓之命,在乎人谓之性,非圣人则命不行,非教化则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则是圣人为天之所为也.”李觏在此又一次强调“制民之法,足民之用”是本之于命的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坚持了其“经世济民”的政治哲学指向.而在此基础上,他则强调用“学”和“礼”来督促人们将“向善”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为此,他借对《周礼》的诠释进行了礼乐、刑政并用的制度哲学建构.
三、《周礼》与“礼乐”“刑政”并用的制度哲学建构
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周礼》的重视体现的是北宋儒者锐意进取,力图以儒家理想政治范型构筑现实政治的诉求.”[17]李觏试图通过对《周礼》的诠释,为现实的政治变革提供一套制度设计.李觏关于《周礼》的著作主要是《周礼致太平论》和《礼论》等文章.在《周礼致太平论》一文中,他对《周礼》一书“致太平”的地位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觏窃观《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载.非古聪明睿智,谁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李觏已经把《周礼》中的制度建构思想看做与天、地同等重要的存在.因此,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要法天道,就要从《周礼》中寻求“致太平”的制度建构思想.因此他“作《礼论》七篇.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崇先圣之遗制,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在李觏的礼学思想体系里面,“礼”并非传统的“礼乐”与“仁义”道德的代表,而具有更高的、更重要的内涵：“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礼”是一个虚称,并不指代具体的各种理解仪式.它是“法制”的另一种说法,而“法制”则是庆历诸儒所强调的“纲纪”“法度”等最高治国理念和原则.所以,李觏之“礼”是一个政治本体的概念：“人道之准则,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本于礼而已矣.”“故知礼者,生民之大也.乐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废,义得之而不诬,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换言之,“礼”就是人道之最高准则,同时也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本,百姓生活之大本.乐、政、刑、仁、义、智、信等治国手段都本于礼.
在这里我们发现李觏进而对儒家传统之礼的内涵做了重要转换,“礼”不仅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本,同时也是“刑、政”之本.换言之,李觏之“礼”中既包含了儒家“乐”和“仁义智信”的道德伦理内容,也包含“刑、政”的政治法令内容,李觏之“礼”是儒家仁义道德和法家法令制度的综合体.在《礼论》中,他对此又进一步地解读：“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曰仁,曰义,曰智,曰信,礼之别名也.是七者,盖皆礼矣.”
在他看来“乐、政、刑”和“仁、义、智、信”都是“礼”.但在这“七礼”之间,基于“仁义智信”等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各种礼乐制度和人伦法则是“本”,而“乐、政、刑”是“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觏试图以儒家之“礼”为中心,试图将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法家的刑政手段结合起来,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服务.
所以在他的“礼制”思想中,我们既能看到他所述“礼”之于人“性”的内在关联和基础地位：“圣人率其仁义智信之性,会而为礼,礼成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矣.仁、义、智、信者,圣人之性也.礼者,圣人之法制也.性畜于内,而法行于外,虽有其性,不以为法,则暖昧而不章.”还有他认为“刑政”对于“礼”具有补充作用的重视：“刑罚之行尚矣,积圣累贤,未能去者也.非好杀人,欲民之不相杀也；非使畏己,欲民之自相畏也.”[3]
总之,李觏是庆历诸儒中偏重事功的个体存在,他的事功政治哲学显示了北宋初期经学政治哲学蕴含的多元化特征.他基于现实忧患意识和儒者的担当意识,通过对《易》《礼》的经学诠释,建构起“经世济民”的事功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既有对儒家经典的依赖,又有从“天道性命”层面的义理创新；既有对儒家传统的坚守,也有对“刑政”等治国方法的因时权变的吸收.学界认为其思想对王安石变法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从其“言利”“重礼”的事功指向和偏向自然规律的“天道”“性命”观中可以看出其与王安石思想具有较强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荐李觏关录进礼录等状[M].清同治正谊堂本.
[2]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王心竹,吴亚楠.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理学体贴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BZX007）]
政治哲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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