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要素准入门槛大小对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影响扩展H-O理论对中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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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准入门槛大小对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影响
——扩展H-O理论对中心理论的研究
郭 佳1,李晋锴2,陆 姣1
（1.山西医科大学 管理学院,太原 030001；
2.绵阳市海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 绵阳 622650）
［摘 要］本文首先建立基于H-O理论的扩展模型,阐述地区贸易要素非同质引起中心理论,造成中心到涟漪扩散现象的论断,然后通过对我国31省市2001-2014年间的资本与劳动要素变动进行探讨,在实证层面验证H-O理论对中心理论的解释及启示.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下,要素准入门槛变化会倒逼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变化.资金准入门槛下降的地区会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且初级品工业占比降低,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因此,我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可通过调节不同地区的资本准入门槛,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获取政策红利的最大化.
［关键词］二元经济；中心理论；资本；准入门槛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24.075
［中图分类号］F224；F0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2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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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概述
1.1 中心理论
“中心—”理论是拉美国家“依附”理论的重要体现,在普雷维什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报告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其认为,世界经济由大的工业中心及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两部分组成,在技术与生产中体现出了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特征的“中心—”关系.为进一步阐释“中心—”关系的形成机制,克鲁格曼建立了基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新中心—模型,具体解释了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运输成本作用下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此后,更有学者利用因距离变化的向心力及离心力变化,演绎中心的层级划分.其中,向心力是外部经济、规模效应的结果,如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知识外溢等是产生的内在诱因；而离心力则源自外部不经济,包括运输成本、垄断竞争以及企业从竞争激烈地区搬离的倾向.Fujita 等在进一步的演绎中发现,在中心城市中,向心力起主导作用时,市场潜力会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但达到一定距离,离心力起主导作用时,市场潜力则会随距离增加而上升,呈∽曲线状.实际中,源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严重非线性,经验研究成果远远落后于理论研究,数学计量难以捕捉具体的模型轨迹,中心理论进而遭到严重质疑.李君华、彭玉兰用角点均衡方法对克鲁格曼中心—理论再求解发现,当制造业运输成本较高时,全部制造业集聚于中心地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系统均衡于对称专业化模式.这一结论与克鲁格曼的结论正好相反.其归因于制造业运输成本是作为一种集聚力出现的,只有当运输成本系数较高时,人们才会有动力聚集在一起,以减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运输.随着该系数下降,这种节约动机变得越来越微弱,并最终导致中心结构瓦解.
实际上,在地区贸易过程中,如果不存在要素准入门槛,即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同质假设不存在,便无法形成中心理论的所述现象.为此,刘友金,王冰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拓展,引入要素资源禀赋系数作为参数,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发现要素资源禀赋、运输成本、劳动力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无论向心力或离心力的测量如何,运输成本、垄断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要素在流动过程中导致的准入门槛变动,增加了要素流动的额外成本,进而影响地区间的生产贸易.具体而言,当不存在要素门槛时,整个市场趋于稳定,要素流动按照供需关系而流动.当存在要素门槛时,市场呈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中心,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态势,同时,二者在交错进行,形成涟漪扩散状,见图1.
图1 资本密集-劳动密集产业涟漪状分布
1.2 古典贸易理论
为进一步分析涟漪状区域产业分布带,本部分对贸易理论进行扩展.古典贸易理论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在两种商品生产交换的市场中,一国会因自然禀赋或者后天认为的因素,在生产某些产品中具有生产成本低而生产率绝对高的绝对有利条件,该国便会生产此类产品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流通,其假设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大卫·李嘉图（Did Ricardo）认为两国产生贸易是两种商品生产率具有相对优势,其假设建立在劳动价值论、自由贸易条件、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之上.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Frank Willian Taussing认为劳动要素需要与资本相结合,如果两个国家生产不同商品时资本—劳动比例相同,利息相同,就不会影响比较利益状况；当两国资本—劳动比例不同而利息率高低存在差异时,利率高的国家会选择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利率低的国家会选择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在1919年提出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认为,在同化前置因素的前提下,假设两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每种商品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一个国家会根据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即丰裕程度选择出口,进而产生贸易.
根据H-O模型的结论,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本国含量丰裕的生产要素产品,并大量进口和使用本国稀缺资源的产品.然而美国经济学家里昂锡夫对美国在1947年投入产出和贸易结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美国作为资本丰裕的国家却在贸易过程中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产生了著名的里昂锡夫之谜.立元、一村和瓦勒（D.F.Wahl）分别对日本和加拿大的贸易结果进行研究发现,日本与加拿大的贸易结构均符合里昂锡夫之谜.此后,学者对该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人力资本学说、自然资源学说、关税保护学说和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学说等解释谜的存在.克拉维斯（I.B.Kris)发现美国的人力资本投入高于进口替代部门,并将人力资本计算到商品投入中,里昂锡夫之谜随即消失.肯宁（P.B.Kenen）在1965年将美国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间收入差距进行人力资本换算,却发现计算中加入人力资本的投入后,里昂锡夫之谜仍然存在.迪伯（M.A.Diab)在1956年发现,美国进口竞争产品中有65%需要使用大量自然资源,出口商品中只有15%需要大量使用自然资源；使用大量自然资源的产品生产需要的资本劳动比,要高于较低使用自然资源的生产需要的资本劳动比.同时,美国自然资源匮乏、资源品质差、开采和运输难度高,表现为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如果剔除这些商品,里昂锡夫之谜就会消失.1971年鲍德温把19种需要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商品从进口替代项目中剔除,发现美国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劳动比大为降低,但仍然高于出口商品劳动比,所以里昂锡夫之谜仍然存在.罗纳德·琼斯（R.Jones）提出,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和生产不同,生产同一种商品采用的方法不同,因此投入要素的比例也不同,则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要素密集型产品.
20世纪中叶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在逐渐扩大,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分工出现分化.以往的研究的重心往往在贸易对经济增长及差距的影响上,如Parikh A和Shibata M用菲律宾跨国面板数据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中国学者万广华 等研究认为,对外贸易能显著扩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刘木平、舒元、吴玉鸣 等学者认为对外贸易是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却没有发现地区贸易由于要素门槛变化而影响区域产业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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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模型扩展分析
实际上,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国家,资本劳动比例不尽相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因为地域、政治、社会文化因素,资本和劳动比例也不同.按照H-O理论,若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通过供求原理可推导,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例不同,因此不同地区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也不同,那么生产要素较低地区的生产要素将会向生产要素较高地方流动,最终每个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例会趋于一致.然而,现实却是每个地区资本劳动比例呈现较大差距.实际上,即使生产要素名义相同（利率相同）,不同地区的实际生产要素也不尽相同.流动劳动力要素成本也会因为流动目的地的就业政策、就业机会、交通运输条件而增加,流动资本的成本也会因为地方保护性政策、地方性产业垄断门槛等资金门槛限制而增加,导致资本上升.所以,H-O模型中假设条件生产要素是同质的不存在.设生产要素名义为Pt,实际生产要素为P0,地方性生产要素准入门槛增加的生产要素成本为CN,N代表不同地区.则
Pt等于PN+CN（N等于1,2,3,……）（1）
其中,要素丰裕程度用资本（用利息率r表示）与劳动工资率之比来比较,即比例相对高的国家为资本丰富国家.
通过上文分析,对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而言,即便拥有相同的利息率,也因其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而无法真正分析不同地区的资本,仅可通过不可得的民间借贷利率分析.
为此,将（1）式名义公式中的实际要素取代H-O模型中的资本利息率r,并假设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判断地区之间要素丰裕程度标准变为(K0-CN)/w.H-O理论中有要素密集度决定商品是属于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要素密集度指生产某商品时所投入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假如X商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劳动比kx等于KX /LX大于Y商品的资本劳动比ky等于KY /LY,则称X为资本密集型商品,Y为劳动密集型商品.若用实际资本衡量时,若要素门槛变化使实际要素变动,X、Y所属类型就将产生变化,如图2所示.
图2 实际资本变动要素密集度变化
在图2中,X,Y为两商品的等产量曲线,生产均衡点是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曲线（斜率为两种要素之比）的切点,要素密集度则是自原点通过该切点射线的斜率.如图2中,KX射线的斜率为X产品要素密集度.按照H-O理论,X,Y产品在图中要素密集度为kx>ky,X为资本密集型商品,Y为劳动密集型商品.但若X产业具有资本准入门槛,那么等产量线将向上移动至X1,如图所示,此时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不同的时间与地区的贸易结构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里昂锡夫之谜存在争议的原因.
以目前整个社会不同地区的所在状态作为稳定状态,之前不同地区的贸易流量为稳定的状态流量,假设稳态时的要素门槛不变.研究一个地区要素门槛大小变化,打破稳态后对整个社会其他地区的影响.假设二元经济中,生产X、Y两种产品时不存在劳动要素流动门槛,研究中只需要考虑资本要素流动门槛,其中,资本相对用劳动要素表示,稳定状态时不同地区劳动不同也代表不同地区的资本不同.
在无变动前,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稳定状态,但由于地方政策、经济、文化等因素,每个地区稳定状态的实际名义资本劳动比却不同,如图3所示.
假设劳动进出自由,由于资本准入门槛不同,每个地区的斜率也不同.
若劳动资本进出皆无限制,则斜率为45度.
图3 实际相对比与名义资本劳动比
若有限制,资本准入门槛越高,则斜率越小.
若资本进出自由,劳动准入（就业政策、交通条件等）越高,斜率越高,且大于45度,如图4、图5所示.
图4 劳动密集生产地区资本商品生产曲线
图5 资本密集资本商品生产地区生产曲线
在资本密集产业地区中,名义资本上涨,由于产业要素资本的占比大,资本劳动比上升,实际资本上涨,资本密集产业的产量降低.在劳动密集产业地区中,由于产业要素中的劳动占比大,实际资本劳动比比名义资本劳动比增幅小,反而由于工资的上涨使劳动上涨总量高于资本上涨总量导致实际资本下降,资本生产商品产量增加.因此,当名义资本上升时,资本密集产业圈和商品密集产业圈分布将减弱,而名义资本下降时,资本密集产业圈及劳动密集产业圈将更加密集,增加投资、降低利率与名义资本对产业集聚十分有效.
对于我国沿海城市与相邻内地城市而言,沿海城市降低资本门槛,资本劳动实际比例下降,开放前与相邻内地的资本劳动实际相同,而开放后下降,导致内地资本向沿海城市流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向沿海集聚,最终使实际资本劳动比趋于一致,如图6所示.
图6 资本密集产业与劳动密集产业分布圈
注：A为资本密集型中心,B为劳动密集型集聚圈,C为相对资本密集圈,D为相对劳动密集圈
当资本劳动比不同时,资本向能购买更多劳动要素的地方聚集,而劳动力向更高工资地方集聚.在上图可看到,B圈劳动力分别向A、C产业圈流动,一方面由于A、C两地相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多,就业相对不容易,导致劳动力回流至B,新增的劳动密集产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B圈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力,劳动力继而部分回流至B,最终形成一圈一圈相对资本密集、相对劳动密集产业圈,平衡时实际资本劳动比最终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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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密集产业圈分布
本文选取中国31省市的统计数据,名义资本用利息表示,实际资本不可得.依据供求原理,一个封闭地区内,需求不变时,与供给成反比.由于需要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分布带情况而非具体的数据,因此本文选用模糊测量的方法,即用每个地区资本存量倒数代表实际资本,考虑到每年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只需通过一个同年相应数据作为基数来比较不同地区的资本.
劳动用工资w,资本用资本存量倒数1/K,排除通胀因素,选择全国平均工资与全国资本总计倒数作为基数,与不同地区的实际劳动、资本对应相除,得到代表不同地区的要素测量值.
每个地区的实际资本劳动比如下.
α等于(（1/Ki）/(1/K0))/(wi/w0)（2）
其中i等于1,2,3,…,n代表不同的地区,K0为全国资本总计,w0为全国平均工资.经过计算,本文得到全国31个省市2001-2014年的平均实际资本劳动比表,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实际资本劳动比最高,大于0.1.这表明,上述地区的资本准入门槛最低,即规模生产扩大需求资金更多,资本的实际需求远超过劳动要素需求.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沿海城市先富带动内陆后富的模式,使东部地区资本准入门槛低于中西部地区.
由表1看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比可以分为两个梯度,第一梯度以资本密集产业为主,数值范围在0.02以上,第二梯度数值范围0.02以下,主要以劳动密集地区为主.根据这个区分方式可以得到图7.
图7 不同地区的梯度变化数值
从图7可看到,从沿海至内地,东部和中部比较规则,按照资本密集、劳动密集产业带交错分布,这说明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资本准入门槛下降,有力促成了此种产业带格局.这印证了图1中地区要素门槛变动带来的周边地区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变化分布,且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呈现涟漪扩散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升压力与国际竞争压力,香港产业亟待转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继续寻找新的投资场所.此时,内地改革开放,实施以鼓励出口与利用外资为主的经济政策,为香港制造业转移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第一产业比重很低,第二产业以轻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达65.7%.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制造业由于进口原材料成本偏高、人口少、劳动力高和土地也迅速攀升.20世纪70年代末,东盟各国与其他低成本发展国家纷纷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行列.同时,由于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冲击,发达国家遭遇重大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劳动密集型产业急需转移,倒逼香港结构转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地开始了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度,到物资管理体制、外贸管理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和信贷资金管理模式等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等的探索和发展,沿海城市资金要素门槛普遍下降.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成立,到广州、湛江、上海、福州、温州、大连和宁波等14个沿海城市开放,再到海南特区与浦东新区的开发,中国经历从沿海到内陆,从特区到全国的发展过程.由于沿海城市要素门槛变化,不仅在内地形成了典型的涟漪区域产业分布带,也倒逼香港产业结构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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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产业分布圈已经明显形成,有调结构、稳增长的需求.我国要使政策红利最大化,使不同产业密集地区集聚效应增强,可通过降低资本准入门槛或名义利率实现,即在资本产业密集圈降低资本准入门槛,在劳动密集产业圈降低劳动准入门槛.如果我国需要迫使某地区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那么则需要兼顾周边地区的产业带规划,周边若已有劳动密集产业圈,可以通过降低资本准入门槛,迫使资本向内集聚、劳动要素向周边扩散.
2013年9月28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成立,若在此政策前将全国各地区作为一个稳定状态对待,那么这次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意味着上海资本准入门槛再一次降低,打破了长期的稳定状态,上海、江苏、浙江资本产业将进一步集聚,上海的劳动密集产业将被排斥,这需要第二梯度的劳动产业密集圈协调,第二劳动产业密集圈将面临更大的产业竞争；迫使长江三角洲及周边的劳动密集产业自我创新,并不断提高生产力,来迎接即将来临的产业竞争,而上海自贸区,将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入地,未来的上海将成为一个周边密集产业地的服务业集中区域及转口贸易区,其初级产品比重将大幅下降,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由图8可以看出产业圈的分布状况,第一梯度为沿海地区及部分中部地区,上海自贸区将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本进入,并打破平衡,而部分中部地区所在的资本产业圈若资金准入门槛不变,将受到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影响.政府应该同时对该地区增加投资或者在政策上降低资金准入门槛,来保持整个地区的平衡状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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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论文参考资料：
综上资料：此文是一篇关于准入门槛和产业结构和要素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理论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理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