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代贵州棉业规模经营与其原因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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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清以降,外来移民大规模涌入贵州,由于纺织原料的缺乏,黔省出现了“谋衣艰于谋食”之怪现状,为解决这一难题,朝廷及地方政府都采取了植棉政策,加之植棉经济的刺激和各民族本土知识作用,促进了棉业在黔省大地上规模经营.不仅解决“谋衣艰于谋食”这一难题,而且还推动了黔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贵州；清代；棉业经营
清代时期,贵州人口数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研究,清初“贵州人口由仅六十余万,而到清末发展为八百七十余万,增长了近十四倍.而同期全国人口从五千多万增至清末的四亿,仅增长七倍左右.贵州同期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其中移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1]然而这些外来移民规模涌人贵州,衣料缺乏一时成了当时之难题,这就是文献所称的“谋衣艰于谋食”这一重大生计问题了.清政府为了维护贵州稳定,在此大兴植棉,留下了大批文献.为深化清代贵州棉业研究,本文拟从清代贵州棉业规模经营概况及其原因诸方面展开探讨之,以求教学界专家.
一、棉业规模经营概况
“棉花系锦葵科( Malvaceae)棉属(Gossypium)植物的种子纤维,原产印度和阿拉伯等亚热带干旱地区.两晋时期开始传人我国,在中原、西北地区规模种植.明代以来,棉花传人了贵州,并开始植棉.[2]（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土产》载：“货之属,棉花”； （嘉靖）《思南府志》卷七《拾遗志》载：“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其为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花”；（嘉靖）《普安州志》“食货志”载：“货类,棉”；（万历）《黔草》卷-《停止税监疏》载：“即城市所贸易者,不过米、谷、菜、果、棉花、油布之类”等等.从上述资料可见,有明一代,贵州的思南府、黎平府、普安州等地区棉花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种植.
到了清代,由于中原人口大增,外来移民规模迁入贵州,一时出现了纺织原料的缺乏,即文献所载贵州各族居民“谋衣艰于谋食”的怪现象.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棉花种植,导致黔省棉业种植规模的扩大、棉纺织业的盛行等.
（一）棉业种植规模的扩大.如前文言,明代贵州的棉花种植范围主要集中在思南、黎平等地.到了清代,为解决各族居民的纺织原料的缺乏,棉花得到了规模种植,此可从文献记载,种植人群、棉花成了主要的货属等展开,具体见表l.
从表1可见,清代贵州大地上,棉业不论从种植地区还是从文献记载数量来看,都比明代有着显著性的扩大.此外表1还有三个信息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由于棉花的规模种植,棉花成了当地重要的货物,参与市场贸易；第二,出现了专业的棉业种植人群,如洞苗、侗家苗、洪州苗、谷蔺苗等；第三,棉业渗透到人民生活方方面面,支持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如在兴义府有了棉花税、棉花奖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方志文献记载外,贵州各地区近年来还发现了诸多地方碑刻和土地买卖文书中,这些乡土文献也多有棉花种植的记载.如康熙十一年七月三日黎平县三龙乡高增侗寨的《高增寨碑》《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刘岩银卖花地契》[3]<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刘老海卖花地契》[4]《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龙天才、龙老宗卖棉花地契》[5]《咸丰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王照珠立卖花坪地》[6]等等.
需要提醒读者是,随着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棉花地名在诸多典籍中也相继出现.（乾隆）《黔南识略》卷三《定番州》载：“棉花则罗斛附近处皆有之,俗称为花山”；（乾隆）<黔南识略》卷十七《石阡府》载：在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有“棉花坪”； （乾隆）《贵州通志》卷六《地理》载：贵阳府有“棉花渡,在城东南五十里”. （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四《仁怀县》载：“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棉花故名”等等.从上可见,有清一代,贵州棉花种植规模的庞大.
（二）棉纺织业盛行.随着贵州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贵州棉纺业也得到了规模发展.此在清代文献中多有记载,（乾隆）《黔南识略》卷十《荔波县》载：县境“产棉花,工织布”；（乾隆）《黔南识略》卷二十七《兴义县》载：“地产棉花.妇女勤工作,纺车之声,络绎于午夜月明时”； （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五《物产》载：“棉花,是处皆种,居民纺织为布”；（乾隆）《南笼府志》卷二《地理志·土产》载： “棉可织,蓝可染”；（道光）《安平县志》卷四《食货志》载： “平坝场,在暑前以申卯日为期,每逢申卯日天亮时,妇女俱亲棉线赴黑神庙兑易棉花至辰时而散,场将散时及次日早晨以所织棉布交易”；（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之八《土产》载：“棉花,可纺织成布”；（光绪） 《黎平府志》卷二下卷《地理志》载：“城市日闻纺织之声,除主中馈外,皆以针绩为事.乡村中纺织者尤多”等等.从上可见贵州棉纺织业的发展.
对此,清代的贵州民族图志还多有各民族纺织的图画,对开展清代贵州棉纺业研究弥足珍贵.（嘉庆）《百苗图》就是这样民族图志之一,其中的谷蔺苗、洞苗等都有图像,具体见图l、图2、图3等.
图1向我们展示的是谷蔺苗织布图,从图可以反映谷蔺苗已经熟练掌握了棉花纺织技术,由于种植规模大,纺织数量大,利润丰厚,各家各户都积极纺织,进而在谷蔺苗中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布匹买卖的商人,主动上门购买棉纺织品.图2向我们传递三项有关洞苗的重要信息.“其一是棉花的加工已经专业化；其二是专业技工上门加工棉花需自带工具；其三是随着棉花加工的社会化,原先的家庭纺织规模相应有所扩大,产品也开始流人市场.”[7]值得一提的是,黔东南的洪州苗,不仅善于纺织棉布,而且还开始了提花机纺织（见图3）,“提花机,是我国古代织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它用线制花本贮存提花程序,再用衢线牵引经丝开口.”[8]
概之,有清一代,黔省的棉业种植规模和棉纺织业盛行程度,足见棉业经营的成功,贵州从一个不适合棉花种植的地区,棉花成为当地各族居民的重要的衣料作物,要弄清其间的发展脉络,我们就不得不探讨其规模经营的原因.
二、棉业规模经营的原因
从上文可见,清代贵州棉业得以规模经营,与政府推行棉业政策,棉业经济的刺激,以及各民族在经营棉花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知识直接关联,下文以此为序,展开讨论.
（一）棉业政策和技术的推行. “衣、食、住、行”,衣排首位,乃是人类第一等事,也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清代随着规模外来移民涌入黔省,贵州出现了衣物原料缺乏,即“谋衣艰于谋食”之怪现象,引起了清廷上下的关注.乾隆四年,署布政使疏言：“黔地山多水足,可以疏土成田……今就邻省雇募种棉、织布、饲蚕、纺织之人,择地试种,设局教习”；《清高宗实录》卷一三O载,乾隆五年十一月六日,大学士九卿议：《贵州总督张广泗将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纺绩、栽植树木》一折力举“劝民种棉织布”.折云,“查棉性喜暖,黔省除威宁、大定等处山高气寒,其余可种棉者甚多.应如所议.令民如法试种,其苗寨素知种棉者劝令广种,有率先遵奉者酌赏.至请募楚、粤织葛机匠之处,亦于后款另议”；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贵州巡抚周人骥奏,“黔省近年多种棉、芋”,得旨, “嘉奖”；道光二十年,贺长龄《广种桑棉兼教纺织情形疏》：“桑棉为农被之大利,而黔省向不多种者……但能织成粗布,唯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府属之定番州间或有之.若细白布则皆贩自他省,路远价昂,故民间谋衣艰于谋食”.“臣自抚黔以来,目击贫民褴褛情形,常以此为地方一大缺陷,……因于楚豫两省,购回棉籽,散给各属,择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种……又督饬贵阳府贵筑县,于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匠,教民纺织”[10]；安顺府安平县原不产棉,道光时在官府提倡下也开始种植棉花.（咸丰）《安顺府志》卷之十七《物产》载,棉花已成为安平县和归化厅之“专产”.道光以来,贵阳、安顺、都匀等地还从湖北、河南引进良种,棉花产量因此而增加”[11].从上可见,朝廷及地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棉花种植的政策.
除了政策鼓励外,政府还积极从产棉地引进技术,进行推广.贵州温暖湿润,并不适宜棉花种植,学界认为“植棉业的发展在贵州受阻主要是贵州雨水多,六月如秋,昼热夜凉,虫害严重,而棉花贪光喜温,种子砂土地区,抗旱能力低；加之技术要求精细.”[12]然而清代已有相对较为完备的植棉技术引入.（咸丰）《安顺府志》卷十七《物产》载：“宜于雨水后即为栽种,使霜雪不加,则三花俱有收成.至栽种之法,行列宜疏,锄泥宜细、去草宜勤,树长七八寸,即当摘去中茎,使旁枝丛生,结花茂密,此亦不可知也.凡棉初结者为头花,次为二花,又次之为三花,初花最佳.”（光绪）《古州厅志》卷四《食货志》载：“予于丁酉秋驰,书同年刘芾林,（名荫棠,贵州清平人,现官河南光州.）嘱购木棉子送黔,因述木棉之利,种木棉之法,以教黔民,适见陆太守,我蒿任邵武时,所刊木棉谱言其法其利,至备至悉”；同书又载：“余家松江为产棉最多之地,来自田间习熟耕织之事,知此宜于种棉天时地利人事无一不宜,故遣人往松江购买棉籽,散布邵民以广嘉种,并刊褚文学所辑木棉谱,详载薅种纺织事宜,以资遵仿余之谆,谆为是训导者”.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植棉技术的引进,致使清代贵州棉业经营规模远远甚于明代.
（二）棉业经济的刺激.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棉花成了当时衣料的急需品,一时棉业利润丰厚,成了棉花规模经营的原因之一.（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二《兴义县》载：“兼之三江一带,地渐平衍,土厚而肥,所产木棉为利甚薄.其始不过就地所产之花,家事纺绩.嗣以道通滇省,由罗平达蒙自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今则机杼遍野”； （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二《普安县》载,“近年以来,下游各郡并川楚客民,因岁比不登,移家搬往者惟黄草坝及新城两处为最多.揆其所由,其利不在田功.缘新城为四达之冲,商贾辐辏,交易有无,以棉易布.外来男妇无土可耕,尽力织纺.布易销售,获利既多,本处居民共相效法,利之所趋,游民聚焉”；（道光）贺长龄《广种桑棉兼教纺织情形疏》载：“观织成之布,较之贩自客商者,价贱而易售,小民趋利若鹜.省城纺绩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闻风兴起,而唯思南府及所属安化鹜川两县劝办最为踊跃,可见地方无不可兴之利,但须实力行之耳”,“正是由于植棉‘功宏利落’,乡民争相仿效,广泛种棉”[13]；（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十三《物产志·土产·货属》载：“会市于普安县之新丞城”,讲述的就是,“普安县因盛产棉布,云集不少外来客商”[14],又载：“全郡男资以织,女资以纺,其利甚薄”等等.
（三）本土知识与棉花种植.贵州温暖湿润,要规模经营棉花,就得有一整套种植知识.贵州各民族居民在积极吸收外来种棉技术基础上,也总结贵州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本土技术,具体见表2.
从表2可见,随着棉花在贵州的规模种植,贵州各族居民也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知识.材料中的“‘白土’为花岗岩、玄武岩等风化后形成的土壤,这样的土壤透气透水性能较好.‘黑土’为腐殖质土壤.‘沙土’为砂岩或流水冲击形成的土壤,以上诸土壤皆具有疏松、黏性差、不易板结等特点,但‘燥黄土、煤土’,此类土壤呈强酸性,易板结,故不适宜种植棉花.此外‘本年种了苞谷、红稗、荞麦、黄豆、粟米之地,来年亦不宜种棉’,此类作物的种植地,土呈酸性,黏性大,故不宜种棉.对于此类土壤,当地居民都要执行冬冻日晒,或直接实施刀耕火种,使土地呈现碱性并提高其通透性能[16]”；材料讲述到的“粪”和“翻拨”,“是为了确保了土壤疏松性.黔省耕地大多属于黏重,透气性能极差的土壤,因而要确保棉花稳产,必须花大力气改良土壤.其中‘粪’是指将牲畜粪便和割来的草在牲畜圈里相混合,再从牲畜圈中取出,堆放在野外,制作堆肥.重复的‘翻拨’粪,是为了使其充分发酵,而且尽量脱水,使其高度疏松,并降低其酸度,使之呈现微碱性.将这样‘粪’的堆肥大量施用到酸性的土壤中,可以有效地降低土壤的酸性,使之呈现为微碱性,才有利于棉花的生长.而且一旦发酵脱水后,就会十分疏松,大量使用这样发酵的堆肥,还有助于提高土壤的通风、透水能力,使土壤十分疏松,更有利于棉花根系的发育,同时也不会再次发酵发热变酸,进而影响棉花的生长.这一技术操作,不但解决了肥力问题,而且还能提高棉地土壤的通透性能,促进棉花根系的生长[17]”等等.这样经营棉业的技术,在（光绪）《古州厅志》卷四《食货志》、（光绪）《黎平府志》卷三下《棉业》、（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十三《物产志》等多有记载.正是因为有这样精深的技术,不仅促进了清代贵州棉花的规模种植,而且到了民国时期,贵州的棉花在支援抗战中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结论
黔省地处西南腹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到了清代,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人,由于衣物原料的缺乏,出现了“谋衣艰于谋食”的生计问题,进而影响到了贵州稳定,严重危害了清朝在西南的统治.故朝廷上下在此积极推广植棉之策,并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因此要弄清贵州古代山地农业的发展,以下几个方面还得加强：（一）加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贵州山地农业文献资料庞杂,记载甚为简略,要弄清其间的内涵,就需要加强各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比勘,才能弄清楚贵州古代农业经济的内涵.（二）注重本土知识的研究.如前文言,传人的贵州外来物种,都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各民族居民对作物本身属性的认识,也涉及知识技术的发展与改良.清代贵州棉花种植的规模扩大就与各族居民根据棉花属性所进行的技术改良紧密相连,要弄清其间的关系,就需要加强田野调查,广泛收集各民族作物种植的本土知识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贵州农业经济研究服务；（三）注重作物种植与贵州地理环境的适应研究.每一种作物都有适宜自己生息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就是作物能否得以规模种植的基础,故要发展贵州的山地农业,就得注意作物与环境的兼容.如前文言,贵州温暖湿润,并不适宜棉花的贵州种植,但是各民族居民注意到通过土壤改良,注重种植地区与棉花原生地的适应,故达到了棉花规模种植的目的,因此加强对贵州地理环境的认识,注重与作物属性的适应,就能达到作物规模种植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贵州古代先民所留下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于当前黔省山地高效农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贵州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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