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侍卫回忆：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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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舜仁,侍卫.1927年生于浙江永康,1945年当兵离开家乡,在南京总统府仪仗队就职.在夫妇身边工作38年,亲眼见证了的最后岁月.
阳明山撞车遗患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都幸运地挺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到晚年一场灾难悄悄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69年9月16日．与宋美龄一起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17点左右,二人兜风归来,座车向阳明山驶去.这时,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客运班车,停在站牌处等候乘客上车.同时,这天在阳明山有一个军事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
当车队的“先导车”——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蹿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先导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过.
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座车司机徐达生．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整部座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去.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的一瞬间,坐在座车右后座,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腿休息.早年台湾尚未有坐车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所以．两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是,的座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乘车的舒适度,车内又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力度相对加大了.
车祸来得太突然,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他的嘴唇、牙齿当场撞出血来,同时,鼻血也直往外淌,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而宋美龄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所幸没有骨折.
坐在后面一辆车里的侍卫长孔令晟紧急将夫妇送到“荣民总医院”,随后立即通知蒋经国,并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军方将领的姓名,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而座车司机徐达生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因为宋美龄主张宽恕徐达生,而侍卫长孔令晟则受到了“停升一年”的处分.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医生在初步诊察时,仅发现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胸部没有明显伤痕.事后,也不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儿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
后来,心脏专科医生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的心脏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一旦破裂,就像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液升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但是,和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察觉到撞击瞬间所带来的这一大内伤.
车祸发生时,已经82岁.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少活10年.
被逐出联合国心理大受打击
阳明山车祸两年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消息传到台北时,刚好在大溪宾馆,正在外面散步.他坐在亭子里面,武官来报告说：“联合国我们退出了.”
当时头上戴着帽子,应舜仁看到他手在头上一摸,帽子就被摔到地上去了.一个副官替他把帽子捡了起来.过了几秒钟,这个副官惊慌失措地走到应舜仁身边,对他说：…总统’流眼泪,他流眼泪……”
随后,发出了“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尽管如此,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还没有从退出联合国的阴霾中走出,11月份,的身体状况又发生了问题.他经常便秘.以前医官就用甘油来治疗——有一种甘油,放进肛门就可以通大便.刚好那天没有医官,就一个名叫钱如标的副官当班.蒋上厕所,他后面跟着就去了.结果蒋便秘,叫他拿甘油注射进去.
这个副官粗手粗脚的,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弄.结果弄偏了,一挤进去,就流了血.副官有点慌了,蒋就骂他了：“混账东西,这个不行了,你再换一个甘油再挤.”副官给蒋一骂,更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又出血了.出血以后,蒋下午就发烧了.
当天,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这次事故让原本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症开始显现出来.
去世当晚
从1972年开始,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车祸以及肛门出血这两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心脏总是好好坏坏,应舜仁看到医生为测心率,心电图一会儿跳得老高,一会儿又平下来不跳了,等一下又开始剧烈跳动.到了晚期,这种情况更是经常发生.
原来身体好的时候,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还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
应舜仁记得,1975年4月5日这一天,通知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侍卫们站到各自的岗位上等待,但是却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到了晚上8点新闻广播结束,接下来就要播一部华视的电影《保镖》了.大家都在那边,全副武装,等着打铃就出来.后来打铃了．短时间内铃声连续响起来了——这意味着有紧急情况,大家赶紧出动.
应舜仁站在屋檐下,只看到里边的副官们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蒋孝武、蒋孝勇（两人均为蒋经国之子,之孙）也是很紧张的样子.后来就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宋美龄的声音.夫人一哭,应舜仁也很惊慌.接下来就是蒋经国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应舜仁心里明白,一定是不好了.
后来,大客厅的人就多了起来,来来去去的,应舜仁看到“安全局局长”王永树、“参谋总长”赖铭汤,还有“副总统”严家淦,他们都来了,还有一个秘书秦孝仪.那时候遗嘱已经写好,他们来签名了.早在1975年3月29日,深感来日无多,由秘书秦孝仪记录,口述遗嘱.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去世.当晚,台湾党政军要员齐集士林官邸,举行在遗嘱上签字的仪式.4月6日凌晨,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供民众瞻仰遗容.
（摘自《读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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