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吃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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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
都记不起有多少次冲动,总想把一件关于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与吃相关的事告诉公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就放下了.
这天早上,与一位朋友在路边早餐店里,就着小菜碟里的小虾米有滋有味地喝稀饭时,我突然又想起这件事,于是,随口就问这位朋友：“你知道骆家辉曾因为喝稀饭、吃虾米挨打的事吗？”朋友一愣,反问我：“还有这回事？是他在中围期间发生的事吗？一定是轻车简从到这样的路边店,遇到街头小混混了吧？”
我回答他说：“不是.是骆家辉在美国上小学时的事.那时他才三年级.有一次,只因为他吃了稀饭、虾米,就惨遭他的美国老师殴打一顿.”
朋友更奇怪了：“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一介平民,与骆家辉没有交集.他因吃挨打的事不是什么我个人独知的隐秘,而是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李·艾伦在其著作《恶魔花园：禁忌食物的故事》里披露出来的.艾伦还告诉读者,美国老师之所以殴打骆家辉,仅仅是因为老师认为,作为美国人,不应该食用稀饭和虾米这种低贱的“非美式早餐”！
“食物也分三六九等？”朋友再度表现出惊讶.
的确如此！但要说清楚这事,链条较长.
按美国历史学家汽姆·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历史》中的说法,支撑人类最初文明的食物,是近东的小麦和大麦、亚洲的稻米和粟米,以及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培育和栽种的玉米和马铃薯.欧洲人几乎无所贡献.
这其中,又以印第安人培育和栽种的玉米和马铃薯对解决人类温饱问题的贡献为最.何也？因为在主粮中,二者皆易种且高产！
先说玉米.农业科学家证实,这种作物好种植,对土壤要求不高,牛长期短.“而就每单位的土地和劳力而言,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谷类都高.正常情况下,播下一定数量的小麦种子,可收成四至六倍的谷实,对于玉米来说,这个数字则在一百至二百倍之间！”
因此,斯坦迪奇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惊叹：“有什么比一穗玉米更能体现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呢？只要用手轻轻一扭,便能干净利落地将它从茎上摘下.它里面饱含着美味而营养的玉米粒,比其他谷类的谷粒更大、更多,还有层层叶状外壳包裹,保护它不受害虫和湿气侵袭.”
实际上,也因为玉米如此之易种高产,印第安人如同感恩神一样感恩玉米.每年玉米种植与收获时节,他们都会举行仪式,礼拜玉米这一神奇的作物.种植日到时,“从印加首都库斯科的城中心望去,当太阳落到比丘山丘上的两根巨柱之间,便是君王宣布耕种季节开始的时候……人们会进一步献上骆马和天竺鼠等牲礼,女祭司在田将玉米酒倒在一头白骆马周围的土壤上”.而到收获日的清晨,同样有仪式.“六百多位衣着华丽的印加青年,在一块神圣的田地上排成平行的两列,周围环绕着摇摆的玉米茎.当曙光初现,他们开始唱歌,起初轻声吟唱,但随着太阳升空,他们的歌声逐渐高亢.歌声的整个早晨逐渐增强,在中午达到,在下午逐渐减弱,于日落时分结束.然后,在薄暮中,他们开始收割玉米.”
与玉米一样,土著人培育的马铃薯也是印加饮食的主要成分.它原本驯化于喀喀湖地区,然后散播到安第斯山脉和更远的地方.科学家发现,即使是在后来移植的欧洲北部沙质土壤巾,“相较于以前栽种的小麦、裸麦和燕麦,每零点四公顷的马铃薯能产生二至四倍的热量,且生长期不到后者一半”.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都讨论了这种作物.他写道：“就数量而言,一块马铃薯田所生产的食物,并不亚于一块稻田,而远胜过一块麦田.即使考虑到这种作物含大量水分的事实,每公顷的马铃薯田仍然能产生七千五百公斤的固态养料,三倍于每公顷的小麦田.”他还预言：“如果这种根菜类植物在欧洲任何地方成为最受人喜爱的普通作物,就像稻米在某些稻米国家一般,因而占据与目前的小麦和其他谷食同等比例的耕地,那么,同样面积的耕地将可供养更多的人,而人口也将增加.”
想想吧,有这两样全世界最高产的农作物,再加上遍布美洲大陆近两亿头野牛,如果没有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入侵,当年美洲大陆是何等丰饶,土著人的生活又是何等闲适而富足？
但是,就是这样两种作物,其命运与美洲大陆土著人一样,在被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发现”——我一向反感“发现”这个词,似乎这个大陆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被支配的与被践踏的——之初,不仅未获得平等对待,反而与印第安人被视为未开化野蛮人一样,也被视为低贱的食材,而玉米更被认为是“不洁的野蛮人的食物”.
不过,支配欧洲殖民者这种狭隘视野的并非他们无知,而是一种“种族敌意”.据艾伦在书中交代,当年哥伦布刚到美洲大陆时,土著人用玉米招待他和他的船员,哥伦布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奇大无比的麦穗”.只是“当欧洲人由贵宾变为入侵者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得有责任妖魔化敌人最爱的食品”.反而把土著人对玉米的崇拜说成是“迫于无知将生活必需品美德化”.
在妖魔化玉米的言论中,以英国当时影响最大的“药品专家”约翰·盖拉德医生最为出名.这位医生出版于1597年名为《草药》的书中称：“玉米不仅营养极低,还不易消化.”更可怕的是,如果吃多了这种“印第安麦子”,可能“引起疮痂病,使人的血液温度升高”.在这种言论持续引导下,十八、十九世纪本土欧洲人宁愿挨饿,也不吃来自新大陆的玉米！
从欧洲迁移到美洲大陆的殖民者,最初把毁坏玉米田与大规模猎杀野牛一样,作为摧毁土著印第安人家园的一部分.自然,在毁坏的玉米田里,他们种上从欧洲带来的视为“高尚人食物”的小麦.但后来,他们发现,让黑奴与仆人与他们一样吃小麦面包,“不仅仅是小麦产量一时跟不上,更麻烦的是混淆了上等人与下等人”.于是,玉米再次作为作物耕种,以“供下等人食用”.后来,在非裔美国人中流传这样一句格言：“我们种出小麦,得到的却是玉米.”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现实.
土豆在欧洲殖民者那里最初受到的“待遇”与玉米并无二致.
根据斯坦迪奇的叙述,最初,来自欧洲殖民者中的神职人员认为,“《圣经》里没提到它们,表示让人类食用马铃薯并非上帝的旨意”,“可能与巫术与魔鬼崇拜有关”.还有人相信：“这种作物看起来像麻风病患粗糙的手,因而食用它们会引起麻风病.”还是那位盖拉德医生,在其著作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勃艮地人被禁止食用这些块茎,因为当局向他们保证,吃这种东西会得麻风病.”一直到十七世纪初,欧洲人仍然普遍认为,“马铃薯很适合做动物的饲料.但对人类来说,只有当其他食物都无法取得时,才会以马铃薯为最后依靠”.
尽管科学的发展为马铃薯“正了名”,但欧洲人真正接受马铃薯是十八世纪初的一连串大饥荒.当其他农作物都因天灾或虫害歉收时,只有马铃薯仍然十分高产,且因生长期短,能很快缓解食品危机.于是,“饥饿的威胁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偏见”.就连法国国王和皇后都出来宣传并强迫农民种植马铃薯.“1785年,在路易十六的寿宴上,国王将一朵马铃薯花别在襟上,马莉·安东妮皇后则将一束马铃薯花制作的花环戴在头上.”“奥地利政府威胁农民：如果完不成马铃薯种植面积,将处以四十下鞭刑！
不过,即使如此,正如戴马铃薯花环后来却被送上断头台的皇后指称的那样,马铃薯这种“来自新大陆的低贱作物”是“喂养穷人的面包”.之所以需要大规模推广耕种,不过是让上等人即使在饥荒的年代,也能自在地吃小麦与燕麦做的面包！
说白了,对玉米和土豆的态度,背后就是根植于欧洲人内心深处的与阶级差别.
“规矩易改,心魔难除.”几个世纪过去了,与阶层差别在美国与欧洲似乎已经被消除.特别是,带有甚至是隐含的话语,在美国与欧洲已成为禁忌,但潜藏在最深处的对玉米和土豆的歧视和排斥并没有消除.一直以来,玉米和土豆在美国白种人的餐桌上鲜见踪影.它们“基本且单一的角色是‘垃圾食品’,如爆米花、玉米片或土豆片”,更多则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作为动物饲料.艾伦写道：“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猪食、垃圾食品.它几乎算不上食物,就是垃圾！”
更麻烦的是,不仅仅是对来自美洲的玉米和土豆,包括一直养育亚洲人的稻米和淡水鱼,白种人从骨子里头都存在歧视.而且,尽管在公开讨论的场合,他们不再敢有任何含有种族偏见的言论,但根据艾伦的叙述,在其家庭内部,“父母在教孩子如何辨别‘坏食品’时,不大依据其营养价值,而注重其社会阶层联想.而在美国,这种社会阶层联想通常就是种族”.“白种美国人一直想创造出一个种族大熔炉.他们极力消除任何威胁到这个社会结构的异域食品.”
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华裔的美国人骆家辉仅仅因为吃一顿“稀饭+虾米”这样的传统中国式早餐,而受到老师的殴打.老师教导他,要想融人美国社会,成为有作为的人,就必须放弃华人餐饮习惯.
故事讲完了.朋友感慨：看来,我们永远只能当“下等人”了,因为肯定改不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啊.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2010年年底,因出席一研讨会,与几位同事下榻华盛顿有名的“五月花号”酒店.吃早餐时,一位在巢湖边长大的周姓同事突然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玻璃瓶子,拧开盖,一股我从小就再也熟悉不过的“臭鱼烂虾”味扑鼻而来,顿时胃口大开.周同事说,多少年的习惯,早餐不用这个下饭就吃不香.于是,在得知他要出国后,弟弟硬是塞给他两罐这东西.就在我们拿面包片夹着腌制的小鱼虾大快朵颐时,一位正在旁边打扫卫生的六十多岁的华人妇女,在犹豫了很久后,终于走过来,用中国话小心而艰难地问我们：“你们是刚从大陆来的吧？”得到我们肯定回答后,她面带羞涩地说：“这小咸鱼虾你们是怎么带过来的？能让我尝一点吗？”再次得到我们肯定答复后,她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边,然后迅速用手指撮起菜碟里那一小堆腌鱼虾,放进自己的嘴里,边咀嚼边自言自语：“这东西最适合下米饭啊！”说着说着,我看到了她眼眶里蓄满了泪……
离开“五月花号”酒店的那天早上,我很想让周姓同事把剩下的腌鱼虾,送给那位华人妇女,但可惜一直没有再看见她.于是,我们带着这两罐“臭鱼烂虾”,吃到科罗拉多,吃到拉斯维加斯,吃到1日金山,全然不管什么“身份”了.
还是在听完骆家辉当年因吃“华人式早餐”挨打的介绍后,朋友又对我说：“这个故事很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虽然是华人出身,但骆家辉在华期间,比此前任何一个纯粹的白种人担任的大使,都对中国更狠,都更维护美国的利益.看来是这位美国老师把他训练出来的！”
这一略带政治色彩的联想,让我一时无法评价.
不过,这让我想起我读过的另外一部与食品相关的书：珍妮·古道尔所著《希望的收获》.书中所传达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吃,关乎我们的心灵！
对于古道尔,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位黑猩猩研究专家,曾在非洲丛林里与黑猩猩相伴数十年.几年前的一天,我逛1日书摊.在林林总总的各类图书中,我一下子为这部著作的封面所吸引：一个满头银发、清瘦慈祥的老太太头像,特别是那双眼睛,溢满了对人世间的悲悯与大爱.那一刻,我一下子不由想起我去世二十余年的外婆,突然有想痛哭一场的冲动.也因此,我毫不犹豫买下了这本书.
这个封面上的老太太就是作者古道尔本人.我后来想,其实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有着慈悲心的,老了后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当然,这是题外话.
回到古道尔关于“吃关乎我们的心灵”命题.我个人常检讨我的性格,就与吃十分相关,与我外婆对我的教育十分相关.
我们这个年龄段在农村长大的人,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我在八岁以前,似乎就一直未能吃饱过饭.特别是农历四五月份,青黄不接,家里隔年主粮快吃光了,新粮未出来,更是难得吃上一顿饱饭.不过,相对于外婆那代人,经历了三年大饥荒,我们幸运得多.即使如此,童年饥饿的记忆一直纠缠我至今.
外婆在“吃”的问题上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懂得尊严与共享.
的确是饿而馋啊,小孩子见了食物眼睛都发绿,但是,外婆管得非常严,不让我们接受任何别人无故施舍的食物.即使是邻里大爷大妈有时手头有个歪瓜裂枣什么的,见了我们小孩一定要往手里塞,也得经外婆同意,或者跑回家请示外婆.曾在解放前受过中等教育,却又有些许迷信的外婆,理由非常充分,我现在把它总结为三条：无功不受禄,也就不会受无妄之灾；都是两只手,别人能靠劳作活下去,我们也能；大家都比较穷,不能让慷慨大度之人吃亏.
但在自己尚吃不饱的时候,外婆却要我们对外人一定要大方,并带头示范.犹记那时离外婆家不远的山林里茅棚中,住着一位孤老头,靠给生产队看护林子挣点口粮,但常常是三餐无着,自己也不会安排生活.于是,快到饭点时,外婆就让我们去喊他过来一起吃.更能体现外婆大方的是,大凡家里来了亲戚或匠人,外婆总是拿出家里最好的,如平时我们很难吃得上的鸡蛋和根本吃不上的一小块腌肉,来招待客人.客人心里有底,总会推托.外婆此时会生气,并且常常会把我拉过来,让我做证：“昨天我们刚吃过.”
有一次来了客人,米缸里只剩下一点米,外婆几乎全拿出来煮了饭.客人走后,她拉着我在灶下吃火灰堆里烤熟的红薯.此后几天,天天是一小把米粒和着储藏了一冬已有些烂了的红薯煮粥吃.一直到从远房亲戚家借来一担谷子为止.外婆对我说：委屈一下自己肚子不要紧,但不能让客人因体恤我们而吃不饱.
现在的我,自己吃饭时,可以没什么菜,但在一定要吃饱的问题上绝不凑合.每次朋友聚会,不管是不是我张罗的,一般我都会借故出去偷偷买单；而如果是我张罗的,经常会因菜与主食点多而受爱人指责,而我的辩护词必定是“还不是怕朋友吃不好、吃不饱嘛？”朋友圈中大多认为我律己甚严,亦能体恤别人,包容、大方,但性格中却潜藏着浪费与虚荣的成分.其实这一切,都与我小时候吃的经历有关,与外婆在吃方面对我的教育有关.
我同时很理解两种历经过饥饿与贫困的人：一种是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这种人贪婪、自私、吝啬,有的穷奢极欲,给人以暴发户形象.那是因为小时候饿怕了,一辈子都在担心自己“吃不饱”.即使再有钱地位再高,内心深处当年因吃不上饭而被人瞧不起的自卑还是克服不了.另一种是“阔起来”后格外富于同情心,对别人出手阔绰,常常宁肯委屈自己也不肯委屈别人.那也是因为自己从小饿怕了,感同身受,担心别人“吃不饱”,担心别人因顾念朋友而“吃不饱”.
所以,古道尔讲得对,吃,的确关乎心灵.
不过,古道尔在书中其实没有分析食物对个人心灵的影响,而是分析“获得食品的方式”对作为群体的人的心灵的影响.
远古以来,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获得食物的方式都是从自然界或采撷、或狩猎、或耕作.为能够获得好收成,人们观天象、辨阴晴、循时序,既道法自然又敬畏自然,并在与自然界长期打交道中养就了天人合一、万物胞与、中正公允、知足崇俭等主流价值观.但是,从1960年代始,一股“农业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大规模生产线化生产,使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已经不需要直接从自然界获得食品,食品供给逐渐被工业企业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可以从食品店买到预先做好的冷冻快餐或是餐厅的餐食.”到1990年代,类似孟山都这样的少数几个跨国大公司进一步垄断了种子与土地等农业上游资源,并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农作物,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了个体手工式农业的生产方式.
对农业工业化技术化尤其是少数跨国公司对食物供给的垄断造成的后果,古道尔是这样评论的：“工业化、技术化的世界一步步破坏着我们对食物的理解：来自何处以及如何来到我们的餐桌……多数人可以在完全不知道食物是什么,以及食物是如何种植、如何收获、如何烹饪和从何而来的情况下把食物吃下去……这在人类、土地以及我们的食物之间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使得我们无从知晓每一口食物隐含的掠夺和苦难.”
古道尔这段话中,最打动我的就是最后一句：“我们无从知晓每一口食物隐含的掠夺和苦难.”
与传统中国人一样,我对“每一口食物所隐含的掠夺和苦难”的体会与理解,主要是农民耕作的劳累以及受剥削的痛苦,即古风中感慨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一直到上大学前,我始终生活在农村,从六岁开始就在生产队挣工分；而直至大学毕业前,我仍然在暑期与乡亲们一道参加“双抢”.那种烈日下“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当时只催生了想尽早摆脱的迫切心情,而实在丝毫体会不到今天有些人渲染的“田园浪漫”.但即使我的父老乡亲一辈子都如此之辛劳,因为要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确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十分窘迫,我少年时饥饿的记忆也缘于此.也正因此,时至今日,每端起饭碗,我就会想起外婆晚年常对我说的那句话：“来伢,要惜福,不要贪！”
但当年我的这些体会,是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所无法体会的.即使是我那与同龄孩子相比特别富有同情心的女儿,背诵着“春种一粒粟”“锄禾日当午”也是有口无心,并且常为下一顿吃什么东西而发愁.她发愁的不是没东西吃,而是吃什么东西可口！至于食品浪费,在她也是家常便饭.好在有一个懂得食物来之不易的老爸常为她“包圆”了！
不过,古道尔所讲的“掠夺和苦难”,则主要是指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尤其是动物所遭受的苦难.而这种掠夺与苦难,在食物获得方式工业化的时代,已经被“遮蔽”了！
仅以动物为例.正如古道尔在书中所描述的,尽管人类蓄养动物是为了吃,但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与畜牲动物之间有着奇妙的感情,即使是要吃动物肉,但懂得珍惜,不会滥杀.
古道尔所讲的故事我从小也经历过.
我小时候,家里一般养黑猪.小猪仔买来后,一般先放在家里堆柴火间,铺上干稻草,让它长到三十斤左右再送进猪圈.从小猪进家门开始,我们就与它成了好朋友.每次放学回家,总要去摸摸它,给它挠痒.只要手一搭上它肚皮,猪仔就会侧躺下,发出受用的哼哼声.给它挠了一会,要去干别的事了,小猪仔不乐意了,爬起来用小嘴拱着我的脚,发出一种乞求的声音,意思是让我再陪它玩会儿.于是,我又只好蹲下来,再摸摸它,手在它肚皮上划拉几下,趁它又舒服躺下以为我要给它再挠痒时飞跑开……
那时一头猪出栏时间至少要一年,才能长到一百六十斤到二百斤左右.最后,猪当然还是摆脱不了被卖或宰杀的宿命.但人与猪那份情还在.记得那年村里轮到我家养的那头大黑猪作为全村“年猪”,也就是宰杀后用于全村各户过春节.提前好几天,母亲每次喂食时就开始掉泪,给它吃的食里会多放些米糠,喂完后要在猪圈盘桓更长时间给猪挠挠痒,给猪说说知心话.那时我不懂事,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它要被杀的现实,好几次偷偷打开猪圈门,把黑猪放出去,期待它能跑掉,有一次甚至把它赶到田野上去了.但一到吃食的时间,它又慢悠悠回到猪圈：它早已离不开家了！
屠夫上门的那天早上,母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烧水,绝不敢去现场.而大人怕我途中生事,硬是让来帮忙的姑父把我拉到他家去了.尽管这一切并不妨碍一个常年很难吃到肉的孩子后来吃起肉来的狼吞虎咽,但的确使我知道我吃的每一口肉所“包含的掠夺与苦难”：因为那里有我动物朋友的牺牲！
那时,我不仅与猪是好朋友,与鸡、与狗都是好朋友.只要放学一回家,进到村里屋场,自家的鸡、狗与还在放养的小猪仔一齐迎上来,众星捧月般把我送到家里.
但是,上述这一幕,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城市不存在,农村也不存在了.原因就在于,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化潮流席卷了世界.而在农业工业化模式下,古道尔说：“人类对待作为他们食品的动物,其残酷行为令人发指！”
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由两部分构成：大规模工业化饲养和大规模屠宰.现在我所在的村庄就有一个养猪场,所以古道尔在书中描述的部分让我感同身受.
“猪场饲养的小猪被关在拥挤不堪的猪圈里,地面通常是水泥或木板条.生活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它们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有时会把彼此的尾巴咬掉.为了使猪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增重,它们被注入生长激素.当它们被送去集体屠宰时,因为缺乏运动,致命柔弱的腿无法支撑沉重到不自然的身躯,就这样骨折,之后被一路拖行,痛得吼叫,很快就转变成恐惧的叫声.到过屠宰场的人告诉我,猪很明显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于是奋勇抵抗,想逃过这最后的路……”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回乡下与哥哥聊了聊天.从小与猪打交道、现在也不得不汇人工业化养猪队伍的哥哥告诉我：实际情况比那个古道尔描述的还惨！现在的肉猪之所以能三到四个月就长到二百来斤,主要靠添加了生长激素的饲料.但猪吃了这种饲料后,它的血液系统逐渐被破坏.这些猪出栏前之所以站不起来,其实是因为病痛.这也决定了猪长到三个多月必须出栏,否则再养下去,猪会被病痛折磨死.
哥哥还对我说：“你记得小时候外婆告诉我们,屠夫是老天指派好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屠夫的.好的屠夫,一刀捅下去,猪几乎不会受任何痛苦.但在屠宰厂,每天都是成千上万头猪在活着时就被钩破身子,倒挂起来,一溜儿排成排,等着去死.那个惨啊……”
哥哥说不下去了,沉默了半晌说：来伢,我觉得人类在造孽啊.众生平等啊.今天你杀了那么多猪,这些猪投胎变成人,是要来寻仇的.这就是冤冤相报啊！
中学毕业的哥哥在迷信这一点上更受外婆影响,但他的话何尝不是警示：说是人类变得更文明了,但人心变好了吗？每天死于同类手中的人少了吗？世界变得越来越安全了吗？
看来,要让人类心灵变得美好起来,首先要让人类对待自然和动物好起来.而这又必须改变我们获取食物的方式！
三
还是再说说猪吧.
这些年回到乡下,除了养猪方式变成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还有猪的品种也变成了清一色的大白猪.而小时候,我们乡下养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黑猪.
也正因为黑猪越来越少,黑猪肉越来越值钱.就现在的价钱,在超市里,普通白猪肉也就十几元钱一斤,但一种散养的黑猪肉,竟然高达每斤七十多元钱！
而令人懊恼的是,这种超市里号称散养的黑猪肉,还是吃不出我小时候乡下黑猪肉的香味.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种黑猪的品种也不是当年我们在乡下养的“石头猪”,而仍然是来自于欧美的一个什么品种.
那么,土生土长的黑猪是否绝迹了呢？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的是,当年作为南美国家的海地,其最后一头本土黑猪,就绝迹于美国人之手！对此,《恶魔花园》一书做了详细的记载.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海地人都是以农业为生,自产自用.即使是到了1980年代初,农民手里每年掌握的货币平均仅一百三十美元,“主要用于换取校服或药品”.而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养殖海地本土一种黑猪.这种猪极其好养,因为胃内有一种强酸性物质,几乎都是靠垃圾、昆虫及粪便为生,在提供美味肉食品的同时,“还能使农民的田地免受害虫的侵扰,因此,它们还有‘走动的户外厕所’和‘杀虫剂’的别称”.
正因为海地黑猪“吞食垃圾,不费本钱”,而成为当地人的美味首选,所以,海地社会学家让·贾克斯这样写道：“海地种猪是海地农民生产体系中的主要成分,它使农民得以过上贫穷却自给自足的生活.”
作为海地殖民者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养猪对于海地人的重要性,于是,一直向海地人推销产自美国的另一种种猪：美国大白猪.美国人介绍说,这种美国大白猪“体形是海地种猪的三倍,经过饲养能产出世界上肉质最瘦、味道最佳的猪肉”！美国人还允诺,只要海地人愿意,他们将很快用“全新超豪华美国种猪来代替所有肮脏的海地小黑猪”.
一开始,美国人免费提供了一些美国大白猪猪种给海地人试养,但很快,海地农民就拒绝再次养殖.因为这种美国大白猪饲养成本非常高,“喂养美国种猪每年要花费九十美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原因有二：一是美国大白猪“根本不吃任何缺乏维生素的食品”,而只吃同样来自美国的进口饲料；二是美国大白猪对生存环境要求非常高,以至于“没有人供得起美国种猪在热天存活所必需的水雾降温系统”.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种靠饲料喂养迅速长大的大白猪,吃到嘴里完全没有海地本土所产黑猪的香味,只能用来作烤肉.
但是,海地农民的拒绝,并没有阻挡住美国人稳扎稳打推行他们的计划.因为一些美国人资助的私人资本大型养殖场,已经推广了美国人“大规模机械化养殖”大白猪方式,并以所谓生产过程和卫生条件的标准化而大规模进军城市市场.于是,海地本土黑猪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农民们自产的黑猪,被说成“卫生条件差,有寄生虫”,在城里经常卖不出去.由于养猪收入大大下降,“学生的入学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
更为荒唐的是,在美国当局支持下,有一个时期,“激进的反共产主义的海地右翼政府把黑种猪和主人都当作共产主义者处死”！
尽管如此,海地黑猪仍然在一些偏远的角落顽强地生存着,即使只是被山区农民作为自食的一道美味来豢养.
但美国人彻底灭绝海地黑猪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8年,海地邻国的多米尼加发生了猪瘟,大批同样来自美国的大白猪死亡.很快,在海地本土黑猪身上检测出猪瘟病毒阳性.尽管在美国白猪感染死亡率几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时,这些海地黑猪因天然的免疫力而安然无恙,也尽管海地农民极力反对,但是,美国人和他们所操纵的海地政府,把猪瘟病的根源算在了海地黑猪身上.“为了防止猪瘟病进一步传播,甚至传到美国大陆”,1981年,美国人花费二千三百万美元,雇用了一个专门用于追杀海地种猪的直升机部队,以确保海地种猪彻底灭绝.
追杀持续了两年之久.“海地的最后一只黑种猪死于1983年6月21日,杀死它的是一位美国科学家.这位博士把射人这只动物的大脑时是怎么想的,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恶魔花园》如此记载.
海地本土黑猪的苦难史结束了,但海地农民的苦难史才刚开始.
《恶魔花园》书中说,在追杀海地种猪时,“美利坚合众国庄严承诺,一旦那些肮脏的小黑种猪死绝,很快有更多良种美国白猪取而代之”.“但一旦这一时刻真来到时,美国人又决定,只有那些有钱支付专用的供水系统和水泥地费用的人,才能得到替代的美国种猪.而对大多数海地人来说,连自己的住所都配备不起这些豪华的设施！”
就这样,“农民们很快被排除在养猪业的门外.在最后一只海地黑猪死后十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入不敷出,被迫卖掉所有祖传的土地.就连执行该计划的一位美国官员也承认说,那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不过,设计该计划的美国官员却非常清楚他们想干什么：推销美国白猪只是一个小盘算,而更大的盘算是,“要把海地的经济重心从自给自足的生存农业转变成耕种出口作物”.
《恶魔花园》是这样结束对这段历史的陈述的：“世界银行不知从何处人手.直到美国白人灭绝了海地黑猪,同时,‘碰巧’摧毁了农民经济.这迫使农民卖掉了他们家族的一块块土地,而跨国公司则以低价把土地掠夺到手.不到十年,海地就实现了由生存农业经济向出口经济转变.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降低了三成,同时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如今有些海地人还在抱怨,美国人把海地种猪杀掉,是为了强迫他们在美国工厂里干活,每天赚取一美元的工钱.还有,那或许是原先的奴隶主实施忍耐已久的报复.因为1804年奴隶革命始于伏都教（源于西非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宗教仪式,这些农民的祖先在仪式达到时竟然饮用了猪血！”
再回头说说我小时候老家的黑猪.
我相信,我老家农村黑猪的消失,其过程完全没有海地黑猪消失那么惨烈.但是,老家黑猪的消失,也是伴随着大白猪的大规模生产线式生产,后面紧跟着的,同样也是自给自足时代的结束与我的农民兄弟抛妻别子进城觅生活……不过,既然大家都认为是进步,我也就不好意思在这里将老家养黑猪时代“浪漫化”了.但话说回来：你总要允许我怀念当年小黑猪的肉香味美吧？
消失的美味岂止黑猪肉？
我一位年龄相仿但是在北方城市里长大的媒体朋友,很爱吃莴笋,经常向我感叹油淋青莴笋的清香.我知道,莴笋这种生长于南方的蔬菜,在我朋友小时候,北方是很难吃到的.而一旦莴笋进入北方普通市民家庭时,它已经是大棚菜,失去了在南方春天里的原生味.所以,我对他说,你没吃过真正的莴笋.他不信.于是,几年前五月的一天,我让一位正好要坐高铁来京的同学从乡下捎几根莴笋来,当晚让他自己做做尝尝.第二天见了我,这位号称“半个美食家”的兄弟几乎两眼泪汪汪,就说了一句话：“以前的莴笋都白吃了！”再后来他与我探讨：“为什么现在城里买的莴笋没有那种味道？”我回答他：“农民自家种的莴笋要长两个月,城里卖的莴笋就生长两周,是靠激素催大的.味道能一样吗？”
不过,我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不久前,我抽空回了一趟老家,竟然发现在家的农民们也不种菜,而是买菜吃.而那些买来的菜,都是来自山东以生产大棚蔬菜著名的某县一位老板,在皖河边承包的数百亩地里种出来的,完全是我在北京吃过的味道.进一步了解后得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些老人,也觉得买的菜不好吃,想再自己种菜时,却发现已找不到原来的菜种子,而从商人手中买回的种子种出的菜,也已经变了味,如同城里人吃到嘴里的黑猪肉已不是当年乡下的土猪肉一样……
作为一个对历史多少有些研究和了解的读书人,理性其实早已告诉我,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因为传统的农民一定会消失,传统的村落一定会消失,所以留存在我们这代人记忆中舌尖上的美味也一定会消失.这就是历史潮流！
好在,后来者比如我女儿一代,因不会有比较,也就不会有我们这般迷恋当年那些美味的感觉,更不会有失去那些美味的遗憾.
只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故乡与美味一起,再也找不回了……
卢周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穷人经济学》《边缘的言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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