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逃亡和家族身份构建的未完成论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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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是作家苏童先锋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它具有深刻的文本意蕴和思想内涵.同样,它也可以从反讽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反讽的角度出发,以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为依托,分析作品中对于“逃亡”与“家族史”两个概念的解构.
关键词：反讽；《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解构
反讽,拥有文本和深层两个含义,而这两个意义层又有着相反的内涵.这种深刻而不直露的修辞手法使得文本含义丰富、意味无穷,“真正的小说语言在叙述人物细节和故事情节方面并不止于一般的清晰传神, 它更讲究叙述语言的多义与深层”.
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是苏童创作初期的代表作之一,它讲述的是枫杨树村的祖先们,包括祖父陈宝年、祖母蒋氏、小女人环子、祖奶奶凤子和父亲,在1934年前后,进城、对抗瘟疫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一代人面对新的社会情景和自然灾害时所遭受的苦难和进行的抗争.
在小说的开端,就开篇明义地指出了写作选取的是“六十年前我的家族史中的一幕”,全篇的语言宏大而壮阔,如“家族史”“逃亡”,都是严肃而富有特定含义的词语.在分条缕析的品评后,可以看出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在坚忍顽强的同时,又是卑劣而自私的.这样,家族史的宏大叙事与小人物琐碎而并不光彩的生活、人物的逃亡理想与实际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反讽.
本文试图从反讽的角度出发,以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为依托,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对于“逃亡”与“家族史”两个概念的解构.
一、似是而非的逃亡
在小说中,设定的时间是1934年前后,男性的“逃亡”表现在枫杨树村的竹匠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寻求更宽广的世界,女性的“逃亡”表现在远离霍乱以及生殖厄运带来的悲惨生活.然而,与预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男性在远离乡村之后依然保留着清晰的乡土印记；而女性在坚忍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之后,还是不能逃脱生殖与疾病的诅咒.
(一)男性：割舍不去的乡村印记
祖父陈宝年是枫杨树村第一批离开家乡赴城的村民,他是成功地在城市立足的一批人之一,他的成功吸引着枫杨树村一百三十九个竹匠顺流越过大江进入南方那些繁荣的城镇.而在身份上,陈宝年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枫杨树村人.他留有一个贫苦农民的对于饥饿的焦虑；他与小瞎子共同策划了抢劫三条运粮船的壮举,就是因为骨血里的粮食梦和对粮食的与生俱来的哄抢.
大伯狗崽也随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潮离开了故乡,他以一把竹刀作为信物来到了父亲在城市的竹器店,并且让父亲答应在他十八岁的时侯把十一件竹器的绝活传授给自己.
但是在大伯狗崽还没有能够学会这些绝活,真正地逃离枫杨树村成为一个城市人的时侯,就因为偷看陈宝年和小女人环子交媾思春而死.
“我”的父亲在孩提时期被养母环子带到了离枫杨树老家九百里路的城市,身上却依然留存着乡土的印记.在小说中,父亲的形象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枫杨树乡村的男性.
小说中男性的逃亡是不彻底的逃亡,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是割舍不去的枫杨树村.他们并没有真正实现逃亡的梦想,也没有认同自己的新的身份.惊世瞩目的壮举最后成了一场空,与人物的实际命运之间的反差构成了反讽.
(二)女性：无法逃避的生殖厄运与自然灾害
祖母蒋氏是小说中着笔最多的女性形象.她在男人们纷纷外出逃亡到城市,全村人遭到瘟疫侵袭的一九三四年,独自带着八个子女生活,并安葬了因流行病而去世的五个小儿女.而实际上,蒋氏的生命是不自主、不自由的.她痛恨村里的男人离开妻子和孩子,让枫杨树村成了一个“女人的村庄”,并不完全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她在霍乱中保住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是依靠着地主陈文治的财产；她在环子带走小儿子之后的最终归宿,是投靠了对自己有所企图的陈文治.
蒋氏的“逃亡”是不自主的“逃亡”.祖母蒋氏的“逃亡”是逃离霍乱,而环子和凤子的“逃亡”则是需要逃出生殖厄运带来的悲惨生活.
祖奶奶凤子在饥荒的年代嫁给陈文治换来“十亩水田”,并生育了三个男婴.而这三个男婴却因为自己家和夫家携带有不健康的基因而不可避免地染病被活埋,祖奶奶凤子也因此受到刺激而暴亡.
小女人环子是麻油店的老板娘,因为与祖父陈宝年交媾而进入“我”的家族史.她与陈宝年并不是正式的夫妻,却依然面对着来自生殖的压力.这种压力下,环子不断地在追问狗崽“你娘有怀上了吗？”,是面对生育的焦虑；在怀孕被蒋氏陷害流产后,带走了蒋氏的孩子作为自己的补偿.
小说中的女性无法逃脱霍乱以及生育带来的悲惨命运,她们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也就是不成功的.
二、对光辉的家长形象的反讽
小说中叙述的是家族中三代人的形象,小说意为为家族作史立传,而在许多宏大而高尚的用词背后所隐藏的人物的真实形象,却与表面的文字叙述形成反讽.
在小说中,祖父出场的第一幕是在婚后七日离开家去城里的路上.作品中所使用的词语是宏大的,背景设置在“六十年前我的家族史中的一幕,至今尤应回味”,“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一幕,“我”的印象来自于枫杨树村的“传说”中.
而这个“传说”中记载的人物,陈宝年,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在听到蒋氏又怀孕后“牙疼似地吸了一口气”,他为女人和生育惶恐；在枫杨树乡遭到霍乱的一九四三年,他希望离它越远越好,而不顾念在家乡的蒋氏和孩子；在环子怀孕后,陈宝年把她送到蒋氏的身边后就在黄昏中消失了.如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尽到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而作为竹器店的老板,他干着些邪门歪道的生意,在吃穿不愁的年景也要去抢劫粮运船.
从各个角度来说,陈宝年都不算是“家族史”中的一个伟岸的形象.
蒋氏和所有的乡亲一起把矛头对准了财东陈文治,用松油绳点燃了最后一垛谷子消灾；在酸菜汤里放上脏东西使得环子流产.这些行为对于一个长辈来说,可能连基本的善良都算不上,但是叙述者却完完整整地将它们放在叙述文本之中,与宏大的叙述词汇相对称,更见其反讽的意义.
一部好的小说要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后,透过表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当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从这些不可靠的信息中,经过思索,领会到作者隐含其中的、真正想要表达的内涵时,反讽的效果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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