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慈善史与其运用》
该文是大数据时代方面论文范文例文和慈善和大数据时代和研究类开题报告范文。
（湖南师范大学 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正逐渐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也给史学研究带来冲击与挑战,中国慈善史研究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必须重视慈善史料的挖掘整理与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主题的多元化.基于此,以明清时期的同善会为个案,运用数据库对慈善史料进行检索与研究,获得了一些新发现,这初步展示出大数据时代慈善史研究的前景.
关键词：大数据；中国慈善史；同善会；明清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2-0013-05
近年来, “大数据”（big data）一词频频地见诸媒体,不仅在工商界备受关注,而且在学术界也迅速升温,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议题.2013 年初,迈尔 -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合作出版的《大数据时代》,即是反映这一时代特征与社会发展潮流的代表性著作.正如作者在书中前瞻性地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 [1] （P1）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将给史学研究带来巨大变革,中国慈善史研究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面对冲击,研究者应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主动地适应时代潮流,放眼当下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生态,也许需要跳出历史学自身的藩篱,或打破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分支学科领域的边界,从理论与实践方面积极探索中国慈善史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本文在回顾个人近十年研究心路历程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和讨论大数据为中国慈善史发展带来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并对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料的发掘与运用研究提出若干思考.
一、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取向
近半个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知识、技术、资金等要素的时空交换,其重要表征就是海量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当互联网成为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平台,它便全面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大量智能终端设备、数据库接入网络,其产生的数据量日益倍增.量变引发质变,信息总量的变化也导致了信息形态的变化,由此创造出“大数据”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更多、更杂成为大数据的两大特征.数据不再是静止和陈旧的,海量数据基础之上形成的大数据, “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1]（P9）.
迈向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分析信息时必须有三个转变.这三个转变就是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而要分析更多的数据,有时甚至是相关的所有数据； “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度”； “不再热衷寻找因果关系”.[1] （PP17-18）于史学而言,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自然也无法回避.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作为史学研究者,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挑战,迎接机遇,拥抱大数据时代,方能有所作为.那么,未来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将采取何种取向才有可能有较大进展与突破呢？
（一）是慈善史料的挖掘整理与专题数据库的建设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离开了史料,史学将流于空谈,无法获得或接近历史的真相.中外史家皆以史料为判析史事、重建历史的唯一源泉,傅斯年甚至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2]（P.3）,这或许有失偏颇,却足见史料之于史学的重要性.约在十年前,我在一篇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综述文章曾呼吁,慈善史研究应“加大资料建设力度,加强慈善史料的整理和发掘”. [3] 这些年来,慈善史料建设已有所改观,如池子华教授在史料整理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出版了一系列文献资料. [4][5][6][7] 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的《中国荒政书集成》也收录一些与赈灾相关的慈善史料； [8] 而《江苏近现代社会救济与慈善文献丛刊》（全 48 册）,规模宏大,系晚清民国时期百余年间江苏地区 129 种社会救济与慈善活动文献的汇总. [9] 此外,尚有一些零星的文献整理出版. [10] 然而,相对国内各档案馆、图书馆所藏慈善史资料之丰富（慈善组织编印的章程、征信录、报告书,以及相关往来函件留存甚多）,这或许还是冰山一角,总体上仍不能令人满意.
从文献学角度而言,既有慈善史料的整理,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根据特定的研究需要,从文献中查找史料,予以摘录、归类、校核和重新编排,如资料；二是对有关慈善救济的专门文献进行标点,汇总出版,如荒政书所涉及的一些慈善资料、谢家福资料；三是将原始文献直接影印出版,如近现代江苏地区的慈善文献.这些资料各有千秋,利用范围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譬如,一些影印复制类型的慈善资料规模庞大,便于保存史料原貌和查核史料,但因纸本体量大,利用仍有不便,流传不广,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而目前中国古代慈善史（宋元明清时段）研究主要利用地方志、会要、正史与文集,而这方面的专题慈善文献却阙如,这不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幸好,最近一二十年来,一些数据库的开发研制,如爱如生的中国方志数据库、基本古籍库,雕龙方志库等电子资源,为检索提供了便利.多个数据库的综合利用,使之汇聚为海量的大数据成为可能.同时,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的慈善史料在短期内也将得以整理公开或数字化.这在未来一段时期,慈善史资料的进一步整理挖掘有可能成为慈善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或将推动慈善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具体言之,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可从以下着手.一是编纂《中国慈善史资料汇编》,可分为慈善思想、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事件等几大部分,按正史、方志、档案、报刊、笔记文集、征信录 / 报告书及其他文献等类别,依次排列史料,并标注出文献来源.同时,对于一些慈善人物与事件,还有适当扩展相关材料.二是撰写《中国慈善史年表》,在前述资料汇编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占有史料,并充分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对各类史料进行校勘、考证与综合,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慈善组织、慈善事件形成一个准确、客观的认识.目前,池子华教授已开展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的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 [11] [12] [13] 而这一慈善史年表也应是借鉴、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诚然,要对整个历史时期的慈善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绝非易事,也绝不是少数研究者或学术单位在短时期内所能完成,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志同道合者同心协力,集中攻关.如果这两个资料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能顺利展开、推进与完成,那么,再进一步设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整合多学科的力量,团结协作,从事中国慈善史料的搜集、整理、校核与数据转化工作,即由纸质化到数字化再到数据化,建设一个融资料采集整理、存储更新、查询检索以及服务于数据统计分析等信息处理为一体的中国慈善史数据库,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慈善史乃至慈善与社会、经济、政治诸多关系方面的研究,亦可为当今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当前,有关中国慈善史资料的整理工作,我们主要从方志资料入手.这与方志作为传统善会善堂研究最基本的史料有关,也与现有已刊文献较丰富及现成方志数据库有关.近五年来,我们通过翻阅《中国地方志集成》各府县志、台湾成文版《中国方志丛书》,已初步整理出黑龙江、辽宁、吉林、陕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天津、海南、山西、河北、贵州等十余省市的慈善史料,同时参酌爱如生中国方志库以及雕龙方志库,互为补充与比对、校勘,从“建置”“食货”“惠政”“艺文”“人物”等类目中摘录整理出近百万字的慈善史料.其他类型的文献中,也含有一些慈善史料,但较为零散,收集整理得还很不够.随着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信息变革,随着国家及各省市级图书馆的数字化工程逐步推进,纸质史料向数字化转型,慈善史料的整理与利用范围将会扩大,占有史料的广度在拓展,慈善史研究的水平将可能整体性提升.
（二）是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主题的多元化
梁其姿、夫马进作为中国慈善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对慈善与明清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广泛探究,然而,后继者在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上似乎较为单一.近三十年来,中国慈善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慈善思想、慈善组织、慈善人物、宗教慈善、区域慈善等几大块,特别是在区域慈善、慈善组织方面有僵化、雷同的趋向,多囿于就慈善而谈慈善,陷入窠臼,迫切需要从研究主题与内容上跳出这个狭隘的圈子.在现有的研究中,大都依靠采样来获取某一区域（省、府、县）或某一善会善堂的数据信息,这些局部性数据构成慈善史研究的核心史料,再通过归纳、演绎其管理运作形态、发展水平等.但局部样本不能等同于全样本,传统方法获得的局部性结论推之于全国、全局,或许并不适用.诚如有论者所指出： “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 ‘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14]（PP4-5） 二十多年前,夫马进曾做过清代沿海六省善堂善会的分布情况的研究（样本量为 287 种方志）[15]（PP655-705）,梁其姿也对全国十余省的育婴堂、清节类、施棺类等善堂善会进行统计分析（样本量为 2165 种方志）[16]（PP327-411）,但囿于当时情形与史料,这些研究虽含有量化史学的因素,但总体而言仍可归结于采用分析、定性研究的范畴.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多个方志数据库的开发研制, “样本 等于总体”将成为可能,全国各省的善会善堂数据采集将变得容易多了,以前需要穷尽数年之功才可能收集的慈善史料,瞬间即可检索完毕,短期内即可复制或下载；通过海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呈现出一幅幅完整的全国善会善堂时空分布图,也完全有可能.同时,基于大数据的基本特征,还可采用历史地理学相关理论方法（如以地理信息系统〔GIS〕视角）透视清至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分布的地域差异、时间差异,有助于反映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慈善组织的动态变化.这样,它将突破以往特定区域与时间样本的分析,而形成一个中国慈善史（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全息影像,对评估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无疑具有创新意义.这将使得中国慈善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由定性研究转向定量、量化研究,在追求准确性的同时,将拓展相关性,从多个维度揭示与历史时期慈善事业相关的诸多因素,展现出中国慈善史发展的多个面相.
借助于多家科技公司已开发的方志库、基本古籍库等文献数据,以及将来设计、建设的慈善史专题数据库,在研究主题与内容方面也将呈现多元化.比如,探讨同一类型慈善组织（如育婴类、施棺助葬类、）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特征；还可分析一定行政区划内各种慈善组织的分布状况及其空间特征；以及不同政区同一类型慈善组织的空间关系.像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问题,夫马进、王卫平都有过相关研究[15]（PP206-208）；[17] ,而在大数据时代,此类问题也许会得到更深刻的揭示.它还可能通过数据的关联性,探讨慈善与民风习俗的演变.还可探讨不同时空条件下慈善组织的发展动力、创设背景及其等级、网络,比如特定时空条件下官绅力量在慈善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差异及原因；政区变化与慈善组织的联系；空间距离对慈善组织网络的影响；地方官员或慈善人物对慈善组织发展及空间分布的影响.此外,还可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方法,借助于施坚雅的区域层级体系来考察政区、市镇、商路等政治经济及地理因素与慈善组织的关联.
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传统善会善堂发生一些新变化,同时又不断涌现出新的慈善组织.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可从大量新发掘发现的史料中揭示出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慈善事业转型的程度,慈善组织管理运作的能力.而众多相关的数据,也可能从纷繁复杂的慈善现象中揭示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与因果关系.目前,晚清义赈以及、华洋义赈会研究在近代慈善史领域已取得重要成果,在大数据时代,由于相关史料极其丰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掘,它通过研究范式的转换,可能会浮现出一些崭新的研究选题,比如慈善组织的财务监督、慈善与税法等.相较于古代,近代慈善史料更为类型多样,报刊、档案、征信录、会计报告书、往来函电等,存量也浩如烟海,也需要新的分析方法与工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多样态的史料.此外,影像资料在大数据时代也有可能用武之地,它作为一种可视化数据,成为解读、诠释中国近代慈善发展史的一个新视角.
二、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料发掘与运用
在中国慈善史上,同善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善会善堂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们对明清同善会的认知,基本源于夫马进、梁其姿两位前辈的研究.然而,他们有关同善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15]（PP78-114）；[16] （PP52-53;PP152-160）而未论及清后期以及其他地区的同善会.这样,对于同善会这一明清之际有着重要影响的善会,其影像是不够完整的,尚有缺漏之处.在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下,网络资讯极为丰富与发达,利用一些大型的古籍数据库及海量的网络数据,重新梳理明清同善会兴起发展的脉络及其相关问题成为可能.基于此,我开始尝试在大数据时代运用数据库对同善会史料进行检索与研究,以期有所发现.
一是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各数据库.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地方志纂修的兴盛时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载录详实.“明代方志今存约有八百七十余种,清代方志存者约六千余种；编例内容都典核有法,资料丰富.”[18]（P86） 夫马进、梁其姿在研究明清慈善事业时,方志即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目前,爱如生公司已开发研制中国方志库初集、二集,收录各省通志及府州县厅志 4000 种.我开展明清同善会研究,在史料收集方面,首先即利用爱如生中国方志库进行检索,随后又检索了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谱牒库（初集）、中国丛书库（初集）、中国类书库（初集）、中国经典库、中国近代报刊库等 10 个大型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大都收入数千以至上万种书,容量在 100G~400G 之间,且能全文检索、图文对照.检索结果发现,仅从中国方志库中获知,明清之际同善会的数量就远多于夫马、梁氏两位先贤所提及的,时空范围也更长久、更宽广.根据他们的研究,明末,自杨东明在虞城创立同善会后的五十年间,全国出现了同善会运动的现象,各地的同善会大约有十余处.清初,同善会曾一度沉寂,但在康雍乾时期得到再生或新生,陆续创设于江浙两省,主要为嘉兴府的嘉善、秀水、平湖、海盐、宝应、高邮等州县及枫泾、澉川、沙溪、甫里、盛泽等市镇,此外为安徽舒城、福建长乐、海澄. [15] （PP89-93）；[16] （PP152-158） 而方志库的数据显示,除江浙两省外,明清时期同善会还存在于安徽来安、宣城,山东济南、曹县,湖南平江,江西建昌府,山西五台,直隶天津等地.而在江浙两省,除夫马进、梁其姿所论及者外,尚发现杭州府海宁州、严州府桐庐县、建德县、衢州府常山县、湖州府归安县、宁波府镇海县,以及扬州府江都县、淮安府、通州直隶州如皋县、江宁府句容县亦设有同善会.而这些数据,正是在大数据时代以“样本 等于 总体”的全数据模式处理收集而来（中国方志库初集、二集收入历代方志 4000 种,虽还不是现存方志总数的全部,但也已超过梁其姿所翻检查阅的 2615 种）.这就避免了人工采样耗时费力,在有限的时间里查阅方志可能局限于重点翻检“建置”“艺文”“恤政”等个别类目而容易遗漏等缺陷.让数据发声,而不是在还没收集数据之前就将分析建立在早已预设或假设的基础之上,这让我们注意到以往从没意识到的联系的存在.在大数据时代,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新的分析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了解和掌握了以前无法获知的同善会的发展动态与整体情形,即利用方志库中的海量数据变得轻而易举.基于此,运用中国方志库收集已整理出同善会相关的资料数万字,大体涵括创设人、地点、时间、经费及管理运作等信息,基本明晰明清同善会的时空分布及演变脉络.
二是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方志、中文图书数字化资源库等.这些资源库尽管仅是实现数字化（以影像形式呈现）,尚未完全实现数据化,无法全文检索,然其庋藏已公开的明清古籍的珍本、善本,也可管窥到一些稀见的同善会史料.如在国图的数字方志中, 《嘉善纂修启祯条款》《康熙莱芜县志》等地方文献即可进一步了解明末清初同善会的发展与流播.又如,王希伊的《清白堂存稿》对于江苏宝应同善会及陕西白水同善会的载录甚详,二者的关联由此得到清晰的梳理：宝应人王希伊（王懋竑之孙）于乾隆中期任白水知县,而将同善会传入陕西. [19]（卷三；卷六）三是网络搜索与数据库的综合运用.由于数据库检索,只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完成了对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而又不满足于仅仅知道‘是什么’时,我们就会继续向更深层次研究因果关系,找出背后的‘为什么’.”[1]（P89） 由此,我们带有疑惑与问题,再借助于互联网引擎搜索,如通过百度百科、百度云、读秀、爱如生搜神、新浪爱问等途径,从相关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又以这些新线索去查询检索数据库,获取原始文献.这样,将互联网引擎搜索和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谱牒库（初集）、中国丛书库（初集）、中国类书库（初集）、中国经典库、中国近代报刊库等多个数据库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检索,在海量的大数据中又筛选出一些有用的数据信息.如,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检索得96 条记录,其中有明代马世奇《澹宁居文集》,清代董沛《正谊堂文集》、梁显祖《大呼集》、罗有高《尊闻居士集》、梁同书《频罗庵遗集》、王懋竑《白田草堂文录》等多条新发现的同善会史料,弥足珍贵.虽然这些数据仅展现为“是什么”而非“为什么”,看似杂乱无章,但通过排比与分析,预测或证实了一些因果关系.如,明钱士升《赐余堂集》所载《同善会馆碑记》,与光绪《重修嘉善县志》相印证,且更为详实.王懋竑《白田草堂文录》之《议赈说》所述,也是对道光《重修宝应县志》有关同善会的补充.由于这几种数据库的数据信息多为序、记、叙之类的文体,论说详明,对于探求“为什么”颇有益助.因而,大数据推动了相关关系的分析,虽然相关关系分析不能取代因果关系起作用,但对于了解因果关系还是有些帮助. [1]（P89） 这为明清同善会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仿若进入柳暗花明的境地.
诚然,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数据库的开发研制为研究明清同善会提供了诸多便利,使得获取史料变得轻而易举,但这并不等于相关研究就一定取得新进展.在占有史料的同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更为关键.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各数据库及网络上获取的同善会史料进行梳理与分析,最终,不仅构建出明清同善会在全国各省分布的较完整的图像,还揭示出明清乡约、文社与同善会的关系,同时对明末东林党人、清代宝应学派与同善会的关联也有进一步的认识.
综上言之,大数据时代是社会发展的新潮流趋势,不可遏止,也不可逆转,中国慈善史研究应与时俱进,顺应潮流趋向,重视史料的整理与数据的挖掘,重视多学科的融合,一些看似无关的数据却重新整合成数据链,并以新的方法去研究新的内容、新的问题,中国慈善史研究才有可能得新进展、新突破.前述明清同善会研究,即是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研究中史料发掘与运用的案例,它初步展示出该领域未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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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hilanthropy History and ItsUs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ZENG Gui-lin
( Research Center of Philanthrop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is not only gradually changing our lives, work and thinking, but also bringsimpact and challenge to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history will naturally not ignore the impact. In theera of big data, if great progress and breakthrough should be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philanthropy histor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xcation and collection of charitable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atic databases and realizethe convers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themes.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Tongshanhui in the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a case, the paper uses the database to search and study the charit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btainssome new discoveries, which has initially demonstrated the prospect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hilanthropy history in the era ofbig data.
Key words: big data; Chinese philanthropy history; Tongshanhui;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大数据时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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