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重返阶级权力对湖南卫视《变形记》真人秀的文化诊断式批评》
本文是关于湖南卫视类本科论文范文跟湖南卫视和阶级权力和真人秀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内容摘 要】本文是对当下的真人秀节目做的文化研究.通过对长期以来广受大众欢迎的《变形计》等真人秀类型节目进行分析,揭示现阶段娱乐节目再现的城乡关系中的问题及其背后的霸权逻辑,就其中隐藏的诸如社会阶层的割裂和收编、乡村的工具化等问题进行讨论,且集中于对媒体表现出的“市民”与“村民”间互动进行解构,以期取得对媒介事件或社会现象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多维阐释,避免对媒介文本的传播本质主义的解读.
【关键词】真人秀节目；城乡；工具化；阶级；霸权
《变形计》是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独具特色的真人秀节目,其通过城市孩子与乡村孩子、“星二代”与“穷二代”等诸如此类的两者生活环境之间的交换来取得一种所谓的“改造效果”.通过文本解读等方式,可以发现在这一真人秀娱乐节目中,包含着深刻的诸如社会固化、阶层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本文以阶层或阶级为着眼点,对这一节目进行初步研究.
阶级（class）是一个失落已久的词语,但阶级从未消失,并且其力量正在以更巧妙的方式运作以巩固特定范畴中人们的利益,同时生产出阶层之间的区隔.早期人们对于阶级的理解多集中于一种范畴的认识上,即通过占有、不占有（如生产资料）来进行区分.当下,我们渐渐淡化了这种因为占有多寡不均而生成的“阶级”及其矛盾,这种趋势正如有些学者认为对阶级的理解应从“范畴”领域,转向“关系”领域,认为“社会阶级指的是人与人间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基于人们的地位和遵从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过程,而是一种基于意义生产权机制而连接了资本与工人阶层的关系.” 从这一层意义上的理解比起简单的物质资料占有观上的阶级更具隐蔽性,而这种隐蔽性所指向的绝非去阶级化的过程,反而是再阶级化的过程.在这种意识指导下,我们发现当今不仅在娱乐节目文本中,在现实生活中也呈现出令人深思的趋势——重返阶级权力的努力.在此重返之后,基于关系意义上所理解的阶级间互动带来的不是底层阶级（proletarait）的自觉的反抗,更不是爆发出“公开的冲突”（overt conflicts）,而是在（更少部分人手中掌握的）商业霸权之下不同形式阶级关系的联合：在商业主义思潮为大众获得即刻的、短暂的利益提供的可能性中丧失了阶级本身与生俱来的批判性、斗争性.以商品这种形式,不仅仅将大众异化、物化,更将多元化的社会二元化和固化.我们尝试对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真人秀节目进行批评式探索,以期揭开主要以娱乐狂欢为文本特征的神话.
本文将关注真人秀节目中“关系”的生产,这种关系以公正、平等、交融为表征,具体指涉“媒体与受众”“‘真人’与观众”等.在以《变形计》为代表的真人秀娱乐节目中,阶级的作用不是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压等消极的措施达成,而是通过一种生产性的过程来建构关系,将本来存在的社会间隙用亲情、友情等这些具有一定程度普世色彩的情感来弥合.可以说,现今娱乐节目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不仅仅是上述的那种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范畴意义上的阶级,而是在一个依然稳固发展的社会中基于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这种阶级不再简单地仅仅以“生产资料占有”的外貌呈现,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各种关系所笼罩.通过对于关系、地位进行解构,避免经常出现的对媒介文本的传播本质主义的解读,有助于取得对于媒介事件或社会现象深层意义阐释.
一、“差隔”的残酷
《变形计》自2006年首播以来持续至今,其内容已众所周知,在此不作赘述.该节目最吸引大众的是一种“差隔”感,参与者的选择主要遵守这样的模式：一方来自城市且家庭经济状况较为优越,另一方来自穷乡僻壤之地且生活条件艰苦,并且这两方大多是未成年的小孩子.首先,我们来看该档节目的宗旨：“体验不同人生,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如果将这一宗旨带入节目里,会发现其宗旨中的对象不是乡村的孩子,而是来自城市里的家庭环境优越却“不懂得珍惜”的问题少年,其目的是通过将他们“放逐”于“条件恶劣”的农村环境中让他们意识到“身在福中不知福”,并进行一场忏悔式的改造.也就是说,其宗旨是服务于城市居民,当然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出在了这种服务是以将农村和农民对象化、工具化的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一种看似对等的交换结构中出现了不对等、不均衡的倾向——即矛盾点集中在了城市少年的乡村生活,而非乡下孩子的城市生活,聚焦于城市问题孩子心理和行为的矫正,而非农村孩子生活境遇真正的改变,正如在十年前《变形计》开播第一集中,主持人看似以疑问句形式陈述道：“如果变形计在七天之内,让他（参加交换的农村孩子）享受城市的繁华,但是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七天之后他又将回到那个乡村,继续自己的命运.这一切对他会不会太残酷了呢？”而其中的命运正如旁白：“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娶妻生子,孩子又可能读到初中,再外出打工. ”
因此《变形计》以期达成的关键的“变形”是城市问题少年转变（正好与其节目宗旨措辞相反）,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乡村少年在城市中的融入过程以及未来发展.这是第一点变形,即一切节目情节的安排是围绕对城市少年的“教化、感化”.其次,为什么会选择未成年人作为参与节目活动的主体呢？本文认为,通过节目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式语境：城市—乡村、富裕—贫穷、叛逆—逆来顺受,它传递出的一切问题指向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家庭教育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例如贫富差距,来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分配的“变形”,正如今天一句流行语所说的一样：“贫穷不应被赞扬,富裕不被谴责”,这是很直接的对当下社会某种扭曲的心理状态的反驳,但同样也是扭曲的,因为他忽视了作为社会人的关键一点——“阶级流动的可能性”.单独的个体的人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生物,应在分析时将这一生物意义上的人置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所以在思考结构中的个体行为时,我们首先要问或说反省的是：这种财富是否带有“原罪”？这种“原罪”是如何被合法化的？更重要的是其如何被传递和延续的？《变形计》之类的文化工业产品发挥的一个或有意或无意的功能就是,通过专注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截取当下、现时的某一画面,加工演绎来引导人们关注个人层面的教化,引导人们巩固对现实的境遇的接受,引导人们执迷于自我改进的自我技术,而非产生这种自我技术的背景.
故从这一层面看,貌似《变形计》是在“我们”（不具人口统计学意义的）“大多数”人追求精神文化愉悦时传达一种稳固的中产阶级教育观,但实质上是在诉诸一种“伤痛”的展示,一种不可治愈的与一种可治愈的,一种先天遗传的以及后天偶得的.在现今和平年代,节目中的种种矛盾点（如农村孩子在城市的不适应、城市孩子对农村的嫌弃）无疑像有的学者认为的：充满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国家电视台湖南卫视无力于做出弥合城乡割裂局面的努力,反而是做出了利用这种局面进行商业炒作的设计.如果这还不足以表明当前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国家对这种分裂的茫然,那么由《变形计》原班人马打造的《爸爸去哪儿》则进一步反映出了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电视媒体强烈的精英主义视角和城市中心主义色彩,其生产出的各类真人秀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了持续不断的偏好,偏好明星的光芒、偏好断裂的刺激.有学者认为这类真人秀“放大了乡村伦理互助关系、熟人社会及其背后的儒家文化形态(吕新雨,2010),与商业化城市丛林法则以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只不过这一交火的过程透过两位甚至三位青少年主体间的互动完成.”与放大相反的则是,缩小了贫富状态差距、知识经验差距,缩小了权利和权力差距,最终缩小了阶级差距,当然这种缩小并非真正的缩小,这是一种媒体呈现的理想化的“现实”.可以说正是通过“孩子”“青少年”这一类中性词语来做代言,巧妙传递着更加深刻、更易为大众接受的观念,事实上“青少年们”的独立入镜不仅仅只是这一群体形象的传递,每一个青少年都与其父母、家庭紧密联系,因而说以青少年为代表只是表层含义,其深层含义则是以家庭为代表,家庭作为一个人的首属群体,其在此准备着最初社会化训练,不可能有人摆脱家庭的影响,这种影响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包括了家庭所属的阶层情况.也就是说,《变形计》所呈现出的问题少年形象不仅仅代表着某一类青少年问题,而是传递出他们在这一特定时代里的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新世纪而非上个世纪）、空间（城市而非乡村）因素下才能更强烈地产生沉迷网络和游戏、家庭关系极其脆弱、挥霍钱财等诸如此类所谓的典型的“城市中孩子的问题”.
二、工具化的乡村
行文至此,可以看出这些孩子身上的问题不再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其父母、家庭、所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一种因“位置性的矛盾”而造就的,是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资源进一步分布严重失调后,在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在对立的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所代表的两个阶级的相互离弃后,上一代人的问题在下一代人身上的反映,只不过媒体的选择和呈现使得这种问题多集中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呈现为一种关乎“青少年教育”的议题.人们在或喜或悲的节目观看中不自觉地强化了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并倾向把乡村生活想象为一种感化、教训的生活,想象成为了一种解决城市某些问题的工具（instrument）：从教育孩子的环境到田园牧歌式的假日.从这一层面看,农村从最初资源的贡献,经过劳动力的贡献,最终完全工具化,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凝视（middle class gaze）之物.
“在一个由物和金钱统治的世界里,洞察真理或仅仅是体验真实的角度并不是人的角度,而是物的角度,商品的角度,是异化了的人的角度.”在此情境下以“交换”为表征的城市对农村的“洞察和体验”也成为了一种在市场与商品关系下指导的实践,成为了一种异化了的人与人关系的互动,成为了农民与“城市”的异化,底层阶级同以媒体机构为代表的中上层阶级的异化,即在节目中来自城市的孩子在真正从事农业活动时对劳动的极力摆脱.正如同对节目所刻意夸大呈现的情况的回应：他们极力要想摆脱的这种“异己”的劳动状态,正是最普遍意义上的农民阶层中人们竭尽一生要摆脱,但却是无法摆脱的并（在某种近似固化的社会结构下）已然带有了遗传性的悲情的劳作.乡村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救赎之地.对乡村的消费,在此主要表现为对乡村贫苦的下意识的消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代人危险的历史观,因为我们往往倾向于失去对“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之检视.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作为生产者的栏目组人员倾向于刻画贫穷的农村和农民,而且作为被挑选出来参加节目的农民家庭也积极配合着媒体,“他们大肆渲染他们的贫困,将无底的空虚变成一场盛典”奉献给市场.
三、“改变不了”的迷思
在作者集中做文本分析的第十二季《变形计》中,有这样一段来自城市参加者“王建”（W）和来自农村负责接待王建等人的“爷爷”（Y）极具象征意味的对话：
W：“我告诉你我不想在这里受苦！”
Y：“这不是受苦.”
W：“你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可是我不是！它是两种生活习惯,两种生活方式！这水能喝吗,里面全是头发丝儿……这你们能改变吗？！你们改变不了！”
Y：“改变不了.”
为什么一个从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孩子,能够怒喊出“你们改变不了”这样貌似与年龄和身份不符的话,并且这样的“改变不了”式话语在《变形计》节目中随处可见.换言之,《变形计》所依赖的或许就是“改变不了”,正是这种“改变不了”使得农村生活在节目中成为通过与城市话语的硬碰硬来改变青少年陋习的环境,正是这种“改变不了”使得《变形计》中所选的农村孩子都具有一种典型的隐忍向上的状态,想要改变自己、家庭以及家族遗传式的命运,也正是这种“改变不了”使乡村里的孩子及其家人陷入了一种“绝望的修辞”之中——如果有可能改变,那么狭义上的财富,这种物的成功积累、增值依旧“隐蔽地宣布了（或公开地承认了）社会生活的失败”,同样,也正是这种“公认的”（如剧中城市中的少年和乡村里的老人都认为的）“改变不了”固化了节目中这一悲情的瞬间以及现实人们对此的认知——永远“改变不了”的积贫积弱的农民.我们当然无意于去提醒节目是否应具有社会关怀色彩,但是我们从《变形计》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彻底的消费,从对弱势阶层所处环境的消费延伸到对弱势阶层（以“子女”为象征的）未来的消费.因此,该节目也通过这种第一人称式的诉说来强调农民的宿命.正如阿尔杜塞观点,一个人观念的产生发轫于他的一系列物质行动,这些行动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物质实践,这又由其具有的物质资源情况,以及由该主体自己所指认的意识形态决定,正是老农此种直接的对农村贫苦的言说强化了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神话”的文本特征,“神话什么也不藏匿”.一种“过分正当化的言说方式”伴随年迈又贫穷的农民对自身境遇的“正确的”认识（即“改变不了”）而诞生.从人们反思的能动性弱化开始——以《变形计》为例——失去对制造出的城乡二元对抗表征系统的反思开始,即把“一切变为自然状态的那一刻,神话就开始存在了”.这神话映照着掩盖住人异化的本质,映照着人表现为苦难的劳动与生活.
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形式的真人秀表演
纵观经久不衰的“变形”经历,不难发现大众喜欢看的是城市少年的问题矫正,为节目中主人公的堕落而气愤,为改正而感动,而作为参照的乡村少年则在节目结束后继续如主持人所说的“命运一眼望到底”.而在很大程度上,该节目正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致力于一个个少年的改变,奉献给观众一批批精彩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些故事之所以精彩、卖座的背后是人们一种“凌驾的快感”,讽刺的是,这种快感已然具有了某种“自反性”,因为大众正在经历着这种层级差隔的痛楚与快感.《变形计》从最早并非十分富贵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少年的参与,到今天的体育娱乐明星的参与,这种发展也似乎成为了一种隐喻：每一种隶属阶层都是其从属阶层的工具化存在.从这一层意义看,乡村少年回归时的黯然也是当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失落.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应该具有“自为”意识,能够认清欢笑和泪水背后存在的自我利益同娱乐节目的利益的一致与错位之处,能够觉察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异己的”意识形态灌输欲求,而这就取决于人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电视联系各方力量打造的文化工业同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真实需求、真实上的不一致.一言以蔽之,即认清楚今天同一“阶级”语境中的不同阶级,以及这些不同阶级尤其是强势阶级在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过程中做出的蒙蔽、压制（作为接受意义上的）弱势阶级的努力.正是在这种隐形的但却紧张的“关系”中诞生了如霸权、反抗、信息流动偏见等一系列在当前现实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问题.
总的来看,本文是对这样一种真人秀节目现象作出的批评,这类节目伪装和描绘了这样一个阶级或说阶层——“他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的物质基础伪装起来,并由此同某种早已没有任何内在的经济上的重要性,但却足够充当上流中产阶级面具的封建主主义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戴着这副面具走向的真人秀的阶级语境的途中,成就了一条虚幻的“下降之路”,从城市下到乡村,从富裕下到贫穷,从舒适下到艰苦,以及从实践下到姿态,他们似乎希望以这种姿态式的主动“向下”的试探,来缀连起一串串的隔阂、矛盾与命运的不公；他们似乎希望以这种下降的姿态来替换掉观众、大众对于这种在节目中以“差隔”为符号的（城市—农村；贫穷—富有）问题的思考,来换取一条自己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社会关系,抑或阶级地位等方面的“上升之路”.这不是一场对自我或他人的救赎,这是一场由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强买强卖的交易,它横贯阶级互动的始终.当人们在快乐地啜饮这种本质上是以城乡对立为表征的阶级割裂而产生感动和愉悦时,当人们热衷于明星及其光晕所照射到的他们的孩子、家庭时,这种陶醉的、欣慰的欣赏状态反照出了“异化之人在凝视自己身处的城市的激烈和迷茫的眼神”.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变形计》的改造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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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档节目的“宗旨”.详见百度词条：http://baike.baidu.com/link?url等于6l6Cn4ZDH7h2ElLGG5h1cNoXFBTxfVJFcU3fQ-gSE1By0-mng7Ea1OAHAEgcv2h4sZQdPobXu76mBqPHHBHDCUcnQhVFQyCzgie7dj1dm
3.吴畅畅.湖南卫视高端崛起之后还有什么.新闻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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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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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湖南卫视和阶级权力和真人秀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湖南卫视本科毕业论文湖南卫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