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话语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全球正义与其可能》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和超越和马克思主义和视阈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自罗尔斯开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正义话题的讨论以来,以博格、贝茨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试图将奠基于西方文明背景下的正义原则广泛地应用于国际社会,推行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全球正义理论.在理论与现实的政治影响下,我们有义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反思和批判当代全球正义理论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倾向.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正义的论述,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依据,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政治正义话语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为指导,吸纳与改造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良善价值,打破西方理论独断局面,成为建构全球正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全球正义；话语霸权；世界主义；中国语境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9-0038-07
作者简介：刘海龙（1989-）,男,天津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伦理学、政治伦理学.
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正义原则来解决地区与国家间的不平等问题,从而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稳定以及保障国际交往遵循的合理价值,成为关乎人类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福祉的重要政治议题.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而正义的价值与精神,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总体架构,其中既明确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又强调了不断增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继而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宏伟设想.在当下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国际交往与合作不断推动的历史机遇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开展与实施,中国将更多地投身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与国际事务参与的互动过程.
然而在面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不断升温的全球正义理论探讨时,我们应当更多地保持理性的审慎态度,而不是盲目跟从西方的理论洪流.同时应当以辩证的视角正确看待全球正义理论,真正厘清其身份、本质与归属,深刻分析、批判西方正义理论话语中的霸权主义倾向.最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反思全球正义理论的西化浪潮,重新吸纳和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政治思想精要,不断提高中国参与,主动投身于全球正义理论建构的话语讨论；同时积极提供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治理过程中人们共同关切的正义问题,展现中国在新时代所应有的国际姿态.
一、全球正义：谁之正义,何种观念？
当代西方主流的正义理论,无论是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主义进路,抑或诺奇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进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涉及自由权利的相关理论发展而来.正义理论最初的设立,为西方社会所用来解决共同体生活中所出现的公平问题,其价值取向与理论定位从确立之初就明显带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开始尝试构建一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节和判定国际主体间冲突问题的正义原则,其中以博格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们所设想的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最具代表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当下的全球正义理论究竟代表谁之正义,又作为何种观念而存在？在学界热情高涨地探讨和推广全球正义理念之时,我们反而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其理论本质.实际上,如果从正义理论的缘起与嬗变的历史特征来看,当代的西方全球正义理念仍就是一种继承了独断论视角的,也未考虑现实性的,更未经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达成共识的片面正义观.
正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现代良序社会的早期雏形——古希腊城邦共同体.梭伦最早将“正当”的价值引入正义,用来解决城邦社会的纠纷.而柏拉图认为,正义的人在城邦生活中所维护的是做好自己的事而不干涉他人的善.随后亚里士多德中和了两者,在公民生活中既讲正义又讲友爱.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正义则体现为末世说中关于善恶因果的审判.到了近代,正义问题以自然法为理论开端,人们开始不断重视权利观念,逐渐孕育出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根基.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罗尔斯开始提出“公平的正义”概念,正义理论经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融合,逐步将实质平等的要素纳入到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中来,成为自由主义框架内的一种综合性的正义概念,随后关注于解决国际社会中不平等、权利和分配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才逐渐展开.从正义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正义观念最初诞生于天然的独立社会内部.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交往与信息共享的不断增强,加之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的日益突显,人们对于正义问题的关切点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开始逐渐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尽管社会正义原则的形成在时间序列上占据优先地位,并且奠定了整个正义理论体系的原始根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全球正义就可以完全从社会正义原则中开出.实际上,社会正义原则与全球正义原则之间仍旧存在着诸多难以逾越的沟壑.
因为如果按照罗尔斯的说法,社会正义的原则是被运用在一种封闭系统的社会中,如其所言“这个社会是自我包含的,与其他社会没有关系,我们只是生入死出”［2］.虽然罗尔斯在随后进行了万民社会的构想,并尝试将正义理念应用于更广泛的范围,但就其理论主旨来看,罗尔斯仍然倾向于以一种人道主义式的援助义务而不是世界主义式的平等原则来解决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以博格和贝茨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主张将国内正义中的差别原则更为广泛地应用到国际社会①.然而,即便全球正义的设想由社会正义的理念发展而来,但全球正义与社会正义确立的价值基础却依然存在着区别,这一区别构成了正义原则进行全球推演的困境.米勒曾指出正义存在的合法性基于深厚的民族性、历史性与文化性责任与义务［3］.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假定存在一定范围的物品、服务、机会的社会价值的广泛共识,才能够保证正义的观念有意义.具体而言,即正义是由特定情景决定的一种政治理念,并不存在一种一致性的概念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不同的社会政治框架下完整地定义正义.相反,正义原则的制定首先需要厘清分配的内容是什么、由谁来分配以及在哪些人之间进行分配,尤其依赖于这些分配所涉及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比较来看,正义理念在东西方社会中的形态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地域文化方面,更存在于社会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正义原则中有可借鉴之处,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正义价值能够被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接受并适用.东西方社会的正义观念发轫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地缘环境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地相互适配.
因此,世界主义者们在当代所提出的全球正义理论,将难以避免地面临一种“全球身份”合法性的质疑,而这一状况在某种意义上也真实地反映出全球正义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尽管从表象上看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关于全球正义的理论探讨如火如荼,但全球正义原则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仍旧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况.迄今为止西方主流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制度设计仍旧是将局限于西方制度内部的社会正义原则推广到全球,忽视了西方世界之外的政治意见表达.因此,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更容易被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更多利益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却缺乏广泛性支持尤其是遭受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赞同与行动.何包钢认为,如今全球正义的争论属于西方正义理论内部的争论,这种完全西方话语主导下的状况,也根本不可能将关切点真正的放置在全球和地区的问题上来［4］.而如果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全球正义话语的讨论中来,那么所谓的全球分配正义也不过是在朝着工具化倾向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操纵的正义理念而不是普世的良善价值.届时全球正义原则不仅会沦为一种自顾自说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更会成为未充分征求不同民族国家知情同意情况下的强迫和非正义.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推行将破坏国际主体间的主权与文化平等的尊重.甚至可能出现部分国家,通过援助名义对贫穷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控制,从而造成新的不平等问题.当代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推行的“美国主义”即是一种披着正义与人权外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美国的民族利益,推行自身民族价值的行为.这种行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美国化,宣扬对非西方社会进行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渗透与渐变［5］.
二、全球正义的话语霸权反思
全球正义话语体系在当下的文化取向与价值取向上的单一性与西化倾向,来源于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自我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对包括全球正义在内的政治话语进行控制.马克思曾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的支配［6］.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全球正义理论在建构过程中往往缺少第三世界特别是是来自中国的声音.一方面贫困国家在全球政治理论探讨中的主动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影响来自西方正义话语霸权的冷漠与忽视,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意见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内.而这种西方正义话语霸权主义,自身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渊源.
工业革命以降,现代性浪潮的推动促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社会伦理和价值认同的束缚,新教伦理思想开始伴随着资本扩张逐渐向外蔓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在文化表象上融为一体.思想启蒙的烽火燎原打破了现实世界的精神枷锁,为人们营造了一种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人类进步观”,影响了18世纪以来的众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其中以孔多塞为代表的人类进步论认为,人类的文化将在一种统一语言的基础上逐步趋于一致,而进步总是表现为“落后”的少数群体融入“更有活力”的主流群体［7］.这种所谓的“人类进步观”萌发于第欧根尼时代的世界主义理念,在启蒙运动中逐渐得到解放与发展,成为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重要政治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世界主义者将全球正义理论预设于人类共同进步所带来的政治统一的可能性之中,试图更好地解决政治主体与价值基础的不一致问题.但它错误地预设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与政治交融背景下达成统一政治同盟的必然性,并认为民族认同的消逝也将伴随而来.然而尽管“全球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政治观念的融合,但是全球正义理论却不能奠基于不确定的世界主义虚设之上,并且从人类进步观中隐含的民族优劣的政治划分来看,资本主义政治统一观的一元论思维定式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倾向.这种霸权倾向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一种“把自身世界观中心化来感受超越其边界的遥远世界”的帝国主义式观念②.
在资产阶级政治观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对全球正义的理论构想往往由于脱离政治实践而趋向理想化与片面化.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正义困境主要体现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与经济上全球一体化的矛盾”［8］.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对于稳定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呼吁一个获得政治认同的全球性的正义原则,来解决由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而另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正义原则在全球政治认同的困境.而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仅仅看到了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却忽略了政治现实中的矛盾.世界主义者提出的全球分配正义策略越过了其他国家自身主权上的独立性、政治上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上的多样性,而在一个并未有统一主权的虚拟的世界国家构想中推广社会正义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中,西方的全球正义理论正是融合了资产阶级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的深刻体现.葛兰西认为这种霸权形式依赖于强权力量,并通过某种政治运作而披上外衣,然后在理论话语中进行意识形态控制③.因此,全球正义的理论探讨与原则构建难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操纵下对外进行政治输出的一种形式或载体.其霸权主义的根本性质难以改变,正义的话语权将牢固地掌握在少数国家和少数特权阶级的手中.
而另一方面,全球正义的困境不仅仅在于缺少一个能够对全球正义原则达成共识的政治统一状态,其问题更在于哪怕拥有共同的政治原则也不足以促成政治统一.诺曼认为,政治统一的关键不在于共享的政治价值观,而在于共享的政治认同感［9］.只有解决全球正义理论确立的认同基础,才能真正实现正义价值推广的可能性和正义原则实践的有效性.然而,实现国际间的政治认同需要提供一种类似于民族国家形式的政治同盟、情感联系与价值归属.但是无论是从政治设想还是政治事实来看,建立一种高度统一的国际政治状态的可能性在较长一段时期仍然是渺茫的.因为自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历经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当今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构成的政治格局,国际间的联合组织仍旧较为松散④.尽管不同地区与国家间的政治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但是在仍旧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当代世界格局中,要使国际政治认同持平或超过国内政治认同显然是不现实的.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家们在缺乏政治现实考量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独断论特征和霸权话语倾向,忽视了正义理念自身的特殊性,推动了世界主义者的理论膨胀.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全球正义理论主要以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为原型,最终只能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正义理论向外伸展的结果.即从其本质来看,它是非“全球性”,而是“地方性”的,是“特殊主义”的而非“普遍主义”的［10］.因此,我们除了不执念于全球正义热潮的盲目跟随,并对全球正义话语及其价值归属进行厘清与反思之外,更应当观照自身,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积极寻求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及其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构建社会主义正义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正义话语讨论的重要理论支撑.然而传统观念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未对正义概念有过专门的系统性论述.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遭受误读的根源,不仅在于西方全球正义理论探讨的话语霸权倾向必然排斥以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为代表的他者；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由于自由主义自身理论视角的局限性与偏见性,难以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论价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论立场与价值取向,能够高度地契合全球正义建构的本质需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架设在一种人类社会整体构想之上的宏大理论.在融摄了社会政治文化之演变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马克思的正义理念实际上已经根植于资本主义批判与共产主义建构的整个过程,并能够深刻体现在社会历史实践之中.
何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表现为具体的正义原则抑或正义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风俗、道德、法律之规定,政治、经济、家庭等制度之安排方面.第二方面为正义原则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正义原则的合法性来源,其中包括正义观念之对象、起源、特点,正义之根据与标准等诸多要点［11］.从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原则与构成主要展现于马克思批判性论述中的辩证观点之中.例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剩余价值”的深刻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分配,昭示着马克思理论维护正义的价值取向.恰如埃尔斯特所言,《资本论》中关于剥削的理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都体现了正义的原则［12］.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赞同抽象的正义原则,而是主张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发进行社会正义的批判与反思,因为实施正义并不意味着社会简单地将财富或资源进行等量分配,这也成为了马克思未对正义的相关概念进行独立的系统论述的重要原因.伊格尔顿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平等不是以同样的标准对待每个人,而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要给予同等的关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自我实现,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社会生活.最终不平等的壁垒将以这种形式被打破［1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看到了不同的政治主体在正义需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这种在全球正义理论讨论中容易被忽视的政治因素,恰恰是真正地实现正义需要考量的内容.
从更深层次来看,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以实现全人类的平等权利为理论出发点,体现了对整个人类社会正义价值的维护.正如《宣言》所宣扬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就需要摆脱不平等的外部资本支配与控制.对此,马克思首先描绘了一种真正地实现了正义价值的社会,即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14］想象,实际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成了最大程度的和解,不仅隐喻了正义的价值,更是正义实现的最高形式⑤.其次,在人类社会的整体视野下,马克思从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出发来对正义进行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通过对劳动权和财产权的剖析对异化与剥削进行批判,继而形成正义判断的论理逻辑.而且,由于人类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属于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而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形态,因此人类社会的正义又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制度正义.这种制度正义设立的目的在于超越法权正义对结果不平等的预设形式,以追求结果上的实质平等.此外,马克思为人类社会进行正义制度设想的同时,还考察了正义在更大范围内的实施可能性并试图“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5］14.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设计基于一种“人类社会整体设想”的宏观维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展现出与全球正义价值相耦合的内在一致性.
进而言之,尽管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同样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来尝试解决人类社会内外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理论深度方面都更具有优势.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进行批判,并将正义的价值奠定在真正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理论基调之中.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则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却并未对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进行实际而彻底的改变.并且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实践指导过程中客观地尊重并正确地对待东西方文明中的思想精要,力求探寻适合于人类社会整体的普遍原理,充分体现了科学、全面与公正的态度.而自由主义则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并试图将其正义理念向全球范围延伸,却忽略了其他地域文化中可借鉴的价值.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更具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上的革命性、创新性与超越性.同时,马克思对任何理论形式都持有一种辩证的反思态度.他认为,“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15］251马克思关于思想理论两面性的论述,正是当代全球正义理论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理性态度.全球正义体系存在的理论任务本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维护国际间的正义精神.而全球正义原则的构建却是一个循序渐进以臻于至善的过程.因此,在当代全球共同和谐发展的趋势下,容纳和吸收来自不同文明的政治共识,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努力,也成为了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四、全球正义何以可能：中国的参与及其前景
在当代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国际间贸易往来不断、文化交流稳步推进.而另一方面,国家间两极分化与无产阶级贫弱化的状况却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断凸显,成为了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国际社会亟待树立一种规范性原则来尝试解决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平等问题.在这种境况下,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时代在场性,即在全球范围内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不断凸显.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正义观,因为我们既有需求和必要在理论实践与革新的过程中改造与融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良善价值,不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发展的新路向；又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发展,为构建全球正义原则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既能够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又能够准确把握全球发展趋势的规律与脉络,为中国参与构建一个合理的全球正义前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论优势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革新中国、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继而指导全人类解放与发展事业的辩证跃升过程.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理论的客观性、有效性和普适性,其中蕴含着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理想与信念.而在民族复兴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依据自身特征不断融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优秀理论经验,并关注全球化的历史新特征,逐渐开辟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核心价值体系中对于正义理念的必然要求,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本内容,又集中地体现了当代的中国精神,为全球正义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更多理论可能.同时,在理论建设方面,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石,同时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哲学.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与西方思想共同制定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共同交往准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事务的行动与全球正义的理论探讨上来.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形势下,如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言,曾经的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将被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所替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未来将不复存在.在与西方的交流和交往中,作为国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应面向世界适时提出自己的正义理念,打破西方的理论独断.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正义体系构建的实践优势深刻地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之中.中国既具有参与全球正义话语讨论的资格,又具有指导全球正义体系构建的能力.因为全球正义的理论探讨与体系构建必须认真考察和倾听处于国际不平等现状中弱势一方的意见与声音,从而能够切合实际地对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非正义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而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其近代以来的从屈辱落后到独立解放再到复兴繁荣的曲折历史经历,特别是其间所遭受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领域不平等对待的深切体验,不仅使中国对全球范围内遭受不平等问题的其他国家与地区所产生特别的同情与关注,更代表着中国在全球涉及正义的相关问题上所必然具有的发言权.中国所具备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独特的实践优势,对于全球不平等状况的解决和全球正义体系的实际构建而言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正义体系构建的自信与自觉,不仅来源于优良的政治能力与历史经验,更受到维护正义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的召唤与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只有以道义与使命为出发点而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行为,才能够真正称之为是合乎正义的国际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长期遭受压迫与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同时也赋予了中国世界角色的特殊地位与重要意义,推动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不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随着外交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不断形成,中国将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维护国际正义的义务,积极推动构筑新型国际关系.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能够为全球正义的构建与实践提供合理的价值基础.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正义话语在当前表现的西方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公正合理的自由选择过程.实际上,全球正义理论的完善需要汲取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力量,以一种更有亲和力的形式进行继承、融合与超越.中国古典文化中不乏关乎正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不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遭到遗弃,而应在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接纳和融摄以儒家政治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要,既创造出有时代性和更具生命力的全球正义理论,同时又能够成为全球发展得以信赖的普世价值.汤因比就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6］.近期,总书记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再次向全世界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尝试寻求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实际上,世界主义从古希腊到现代一直以来的强烈愿望就是人类能够在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中克服国家的差异和冲突.而如何调和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与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和最终指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全球各民族国家共同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观,恰恰能够成为与全球正义理念相匹配的合理价值.然而具体的建构与实施仍需要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格局与自身命运的共同认知,对此,中国已经主动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注释：
①贝茨提出将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差异原则应用到国际层面.详见C.Beitz,Political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ptIII
②哈贝马斯认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理念模式来源于帝国主义的思想遗留,并称其为一种老牌帝国的普遍主义.详见JurgenHabermas,WasbedeutetderDenkmalsturz？FrankfurterAllgemeineZeitunom17,April2003∶33.
③葛兰西将这种霸权形式描述为,资产阶级的霸权企图在表面上依赖大多数赞同,并通过舆论机关使之人为的增多起来的狡计.它常常以一种平衡理论中所隐含的对强权的赞同形式所呈现.详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7-198.
④通常意义上学者们所谈论的主权国家一般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西欧摆脱了教权控制过程中诞生的主权国家,是指现代性民族自决与自治实践的政治实体.沃顿曾比喻与其说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还不如说是民族国家的联合.详见H.Seton-Watson,NationsandStates:AnEnquiryintotheOriginsofNationsandthePoliticsofNationali,London：Methuen,pp1-2.
⑤马克思视阈下的正义最高形式即社会发展至共产主义阶段时,正义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退场.金里卡就认为,共产主义是超越了正义的社会存在形式,真正良善的共同体根本不需要正义,正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于目标冲突和有限资源的正义条件之中,只能通过正义原则来进行解决.详见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311.
⑥康德认为,与正义唯一一致的目的就是社会的幸福.详见《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55.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幸福观奠基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如其所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它是为大家而献身；那么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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