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恕廉洁清正选贤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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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淙文
王恕,字宗贯,陕西三原人.主要活动在明英、代、宪、孝纵四朝,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政绩卓著,德泽乡闾,堪称我国15世纪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欲尽大臣之道,必须遵守祖宗之法,以安民为心,而不为势利所夺”,是王恕一生从政的座右铭.
成化初年,在王恕任职的南京辖区内,南阳、荆襄一带流民起义. “官吏不敢科征,里甲不敢差遣”,造成了官府同人民之间的严重对立.王恕奉命同白圭率官兵前去弹压,因流民缺乏严格组织,没有强大的抵抗力,很快就被镇压.此时军中有人提议彻底清查起义人员,将境内一切可能参与起义的山居流民斩尽杀绝,不遗后患.而王恕则以安民为念,奏请皇帝恩威并施,严格约束部队,不许滥杀无辜,并且分田给牛,归家赈救.还要求重视地方,除祭祀和军需外,“其余一应不急之务,无益之事,可减省者减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财不妄费,民困少舒.”这些治标又治本的措施深受欢迎,江淮流域社会秩序为之一安.
与此同时,为了安定民心,对横行跋扈的太监之流,王恕也毫无惧色.成化年间,太监王敬等人携带“采取药饵,收买书籍”的诏敕, “动以朝廷名义索取银两,无有纪极,东南地方为之骚然,民不堪命”.据统计：索取宁国、太平、池州、安庆、九江诸府盐引（商人运盐的凭证）15500个,换银32789两,此外还勒要苏、常等州属县198家大户银24202两,其他观音、宝瓶、香炉、画轴之类物品109件.“暴横生灵,激变地方,莫此为甚.”慑于太监威势,许多官员敢怒不敢言.王恕则连连上奏,严斥王敬之流：“取之不易,得之不以其道,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也.”后来,王敬等人终被弃市、处决,王恕反太监斗争取得胜利.但太监为虐,与皇帝本人无度需索颇有牵连.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焉.”成化十八年(1482)大江南北饥荒殊甚,“米值七八十钱,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老稚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胜数.”但宪宗皇帝仍然“织造旁午,贡献络绎,奢侈之风竞起,倖进之门大开”,“爵赏冗滥,名器混淆,徭役繁兴,财力日屈”,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王恕坚请皇帝改弦更张,与民休息,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余缺论”,认为“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减省者,亦有可缺者.”此即粮饷、军需、赏赐不可或缺,彩妆奇巧可以减省,禽鸟花木则全可付缺,尤其是“物或可缺,而民则不可缺”,其重民观念,与此可见.
王恕执掌吏部时,坚持“以资格待寻常之士,不以资格待非常之才.”王恕先后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人, “皆一时名臣”.《明史》作者称赞道：“弘治二十年间(1488-1505),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努力也.”但提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王恕还严格考核,坚持淘汰以侥幸理由提拔的官员.对充盈于朝的传奉官,宪宗皇帝不辨良莠地予以超迁,致使“传奉之官,一年多于一年”,王恕则坚持凡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的文职官员,遇到缺额,要一律“从吏部照依资格,具名请旨选用”,“若吏部铨选不公,推举不当,明正其罪”,在制度上限制了皇帝选官的范围.对皇室人员的选拔,王恕也坚持此一原则.弘治元年(1488),全国共有25处王府,“额设官员不为不多”,但是“遇有员缺,往往奏保.或称妃兄妃弟,或称仪宾亲属,与凡相属之人,不论可否,一概奏保任用.”王恕以为这“实是有坏选法,阻滞常选之人.”所以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明确规定：今后王府官员有缺额,可按法定程序向地方布政司汇报并转送吏部,“照缺于监生、吏员相应铨补.不许仍前奏保,僭越仕籍.”在专制政体下,事君如伴虎,议奏皇帝决裁往往有杀身之祸,非出于至公爱民之心,非有过人胆识,是敢想不敢为的.
在自身修养上,王恕亦颇能操守自律,追求完美的政治人格.王恕从正统十三年(1446)考中进士始,历官19任,享受朝俸近50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曾经21次应诏陈言,39次提出建议,“侃侃论列无少避.”当时流行的民谣中说： “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怒”,意思是说北京六部和南京六部的众多官员中只有王恕一人敢讲真话.正因此王恕一再得罪皇帝,冲撞周围大臣,不得不于成化、弘治年间先后34次上疏求退,仅仅弘治前六年就达20次之多.王恕晚年不顾皇帝的一再婉留,毅然乘驿车回归故里,于立德、立功之余著书立言,同儿子王承裕创办三原宏道书院,著作整理《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王端毅公奏议》12卷,以及《石渠意见》等,开创了颇受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称道的“三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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