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中產：上流、的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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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明遠
對於這幾年來國內熱議的“新中產”概念其實早在1951 年的美國就已經出現了,美国當代文明的批判先驱米尔斯在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就已經開始論述20 世紀美國新中產階級的狀況.這部“具有遠見卓識的啟迪之作”通過描述老式中產階級、白領的世界、生活方式和權力的路徑等將美國新中產與舊中產的區別表達的十分清晰,也成功預見了之後在全球各地湧現出的“新中產崛起”的現象.
我們如今所談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近代以來的歐洲.自十七世紀甚至更早,歐洲社會就出現了現在被稱作“現代化”的社會變遷歷程,但人們公認的這場大變遷的“震中”卻是十八世紀歐洲的兩次大革命.如果說現代意義上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出現與工業革命有著最為密切的關聯,那麼法國中產階級的最初形態則與1789 年的大革命息息相關.
美式新中產VS 中式“雜領階級”
和歐洲社會略有不同的是,早在工業化之前,美國的老式中產階級,包括自由農場主、店主和小企業主,就曾佔到過總人口的80%.這與美國廣袤的土地為大多數移民提供了足夠的資源有關,也與米爾斯所說美國沒有經歷封建時代,在工業化之前缺乏一個暴斂社會財富的上層貴族階級有關.但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尤其是二戰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美國社會工業化的完成及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工人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中產階級的人數重新開始回升.“1956 年,在美國職業結構中,白領工作者的數量在工業文明史中第一次超過藍領工作者.到1970 年,白領工作者與藍領工作者的比例超過了五比四.”（丹尼爾·貝爾）而且,尤為重要的是,在中產階級中,大量出現的不是小農場主、店主和小企業主這些被米爾斯稱之為“老式中產階級”的人,而是隨著後工業社會的出現日益增多的所謂“新中產階級”,包括專業技術人員、經理階層、學校教師、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以及在商店內部和外部從事推銷工作的人.
而米爾斯所說的新中產階級和老式中產階級最大的區別在於以下兩點：第一,老式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自己的資產,掌握生產資料；而新中產階級則大多沒有自己能夠獨立經營的財產,他們作為高級僱員為更大的資本家、國家工作,新中產只掌握著生活資料.因此,從財產方面說,他們的地位和普通勞動者一樣；而從職業收入方面說,他們多少是“處在中間的”.正是存在這樣的差別,英文Middle Class 其實既可以翻譯成“中產階級”（對老式“中產階級”尤為合適）,也可以翻譯成“中間階級”或“中等階級”、“中等收入階級”（對新“中產階級”更合適,因為他們其實沒有能夠作為生產資料的“產”）.正因為如此,米爾斯會說：“從消極意義上說,中產階級的轉變是從有產到無產的轉變；而從積極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從財產到以新的軸線—職業—來分層的轉變.”
第二,老中產階級大多從事一些體力勞動；而新中產階級基本上以腦力勞動為主,且相當多的職業具備較強的專業技術性.這既是新中產階級也可以稱之為“ 白領”（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這個階級能夠獲取職業聲望的資本.
因此在這樣一個“中產階級”的世紀發展、升級過程中來看今天的美國中產階級是以新中產為代表的白領階級,而在中國新中產的組成其實是一個“雜領階級”,這其中包含了老中產階級與新中產階級的並存.在毛澤東時代有一個顯著的階級區別與認定,那個時代只允許存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產階級是不允許存在的.改革開放讓其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發生很大變化,同時兼具了農業社會（農村）、前工業社會（一般工業城市）和後工業城市（上海張江、北京中關村）的特性,三個社會形態並存,也讓中國的中產在獨特的社會形態中存在“新、老”中產階級並存的情況,因此我將其稱之為“雜領階級”.
而中國新中產的元年已經可以用一個時代的象徵來形容,大約在1997 年、1999 年左右.1997 年小平同志去世,市場改革已經落地,當時已經開始出現擁有公家房屋的人可以擁有私人房屋的現象,即房屋的市場化出現；1999 年房地產市場正式開始發展,因此這兩個節點可以被視為中國新中產元年,從上個世紀末到如今走來已經近18 個年頭.
誰是新中產
那麼問題來了：在中國,究竟誰是新中產？在中國式新中產的劃分中大多圍繞職業展開,而非單純財富的多少,這主要包含三類人員：第一,國家、事業單位組織的管理者：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等；第二,經理階層,曾經大陸的春節聯歡晚會的相聲節目用在海南散步一個椰子砸到五個人,其中四個是總經理,一個是副總經理的生動比喻來形容市場化改革以後經理階層在中國的大量出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到處可見的是廠長,只有幾個為數不多的糖、煙、酒廠才會設置經理的角色,而在市場經濟時代只有把產品推銷出去才是成長動力,因此經理人大量出現,各大學針對經理人的相關MBA、EMBA 的培訓課程也應運而生；第三則是大量的專業技術人員,包含傳統意義上的醫生、教師、律師等角色,加上各種新職業的技術人員.在中國,每年人社部發佈數以百計、千計的新職業,很多職業在爺爺奶奶那一輩甚至產生出了為什麼不出去幹活就能賺錢的疑惑,這足以反映中國新職業的湧現.同時還出現了舊有職業的向上流動,譬如在過去我們稱修管道的人為管道師傅,負責電力的工人為電工師傅,以此類推還有瓦工師傅、木工師傅,但是近幾年隨著職業培訓、學院培訓的增強,為了區別於單純的農民工形象,現在開始稱之為管道工程師等專業形象明顯的技術類頭銜,相應的就是“張工”、“李工”、“王工”的出現,“工”是工程師的簡稱,從互稱“工”而非師傅的稱謂改變就可以看出中國社會隨著教育普及、文憑滿天飛以後帶來的階層新變化.
中國新中產階級的快速形成正在逐漸影響著中國社會,當然還未能成為一種階級行動,未對社會發揮關鍵影響,也未對社會有太多擔當,畢竟對新中產階級不能賦予太多的期待.在中國正在形成的這個新中產階級其規模不小,社會學界普遍認為中產階級的數量在20%-25%之間,以13 億大陸人口總數來計算,就已經有2-3 億的人可以稱之為“新中產”,當然我們還不是中產階級佔據主要結構的中產階級國家或者中產社會,因為我們國家還擁有著的大量的農、工階級,未來要等到農民、工人階級的第二、三代在接受了國家的高等教育後,逐步進入城市謀求生活、發展,進一步獲取生活資料和從事腦力勞動等,屆時可能中產階級的比例將超過總人口的50%,中國也可以順利進入中產階級社會.從2011 年開始,我國城市化人口已經在51%以上,中國的城市社會普遍來臨,這也是未來中產社會出現的重要基礎之一.
當然我們不能對新中產賦予太多期待之外不能說中產階級是默不發聲,只管自己的一群人.從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後,中國出現一批律師階層為代表的的中產階級的聲音,呼籲廢除收容制度這樣的惡法,最終也實現了目標,而在近期的“雷洋案”等社會案件中,律師階層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加之其他社會各種階層熱切關注,最終促成雷洋案的真相公佈,因此我們不能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社會影響,他們存有影響力,但不能過分期待.西方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影響了中產階級的行動空間,但是不能單一認為中產階級有對抗行為的發生就是有影響力.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在江浙、福建、廣東等地出現了特色小鎮建設,一批專業技術人員集聚於此,對新經濟的形態有著很大影響,大多為中產階級或者說構成了新中產的預備隊.
而中國崛起的這一批新中產在社會需求上也與以往大不相同.中國這兩年大力提倡供給側改革,某種程度上更是看中新中產的需求與對國家內需的拉動作用.我國的製造業產量或者說能量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高端製造、精細化程度卻相形見絀,中產階級的需求遠遠不能滿足,中產海外購買力空前驚人,單單一個黃金假日就有把“日本買空”的感覺存在,一個電飯煲、一個馬桶蓋都吸引中國的消費者前赴後繼的從海外搬運回國內,足以對我國的消費市場和製造業產生壓力,這也說明市場的需求空間,未來隨著中產的崛起,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旅遊等不同空間中亦會產生大量的市場需求,因此此時的供給側改革將有效地促進經濟、社會的雙發展.
在1951 年,米爾斯就批判美國的中產階級是政治後衛.而如今中國的中產階級卻呈現出了“政治後衛,消費前衛”的特色.很多人認為是中國現存的體制造成了中產階級的行動空間狹小,但並不盡然,因為從鄰近的印度來看,這個推行西式的東方國家湧現出來的新中產同樣注重消費,十年前我們在德里、孟買看到的出租車類似過去的老式夏利出租車,然而中產階級自己的配車卻是如同中國街頭一般,寶馬、奔馳、沃爾沃滿街通行,因此這就反映出新中產階級注重消費的重要特性,當然這也是全球化以來,消費主義盛行的結果,足以證明即使在政治寬鬆,政治需求得到滿足的體制中,中產階級依舊是消費前衛的特性.
型社會,前車之鑒
在歐美社會中近幾十年來隨著工業產業等的變化發生了中產階級向動的顯著趨勢,這在全球化以後更加明顯,因為經貿全球化以後帶來的服務外包、產業外包帶來的大廠房沒落,使得原有的藍領工人甚至是白領工人失去在本國的工作機會或者薪資收入減少,自然使得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日本的大前研一提出M 型社會的概念非常生動,Medium 這一詞一方面反映出中產階級特性,另一方面又從形狀上勾勒出社會階層的流動形態,日本在1997 年以後經濟開始一蹶不振,原有的新中產逐漸開始失業或者收入減少淪為貧困階級,使得整個社會都無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因此又被稱之為“失落的20 年”.同樣出現在香港、台灣的“憤怒青年”現象也正是與此有關,中產階級向動,社會不再充滿機遇和對未來的正向預期,因此將憤怒付諸於選票,社會運動甚至是暴力式的抗爭.台灣目前的經濟體量從過去三十年前大陸GDP 總量的一半,到如今排到全國的第六位左右,遠遠被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份超越,這樣的經濟增長遇到了一定的瓶頸,自然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愈發稀少.相反而言,中國雖然在經濟新常態的調整關鍵期,但一年仍保持在6.7%左右的GDP增速,加上中國整體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的配合,未來中國仍將是充滿機會的經濟強勁發展之地,因此對於中國中產的進一步壯大,我們仍將充滿信心,相比於十年前單純的信心不憂慮,如今我們結合中國的實際發展,在未來的美好期待中同樣看到了中國潛在的危機和由此而生的憂慮：
首先,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增長速度非常之快,每年有600-700 萬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而在毛時代的28 年裡總共培養的大學生都沒有如今一年的大學生總量多.
其次,中國低端的製造業遠遠不能滿足實際的需求,企業、產業都面臨著高度的轉型壓力,未來仍是步履維艱,必然也會給新畢業的大學生帶來就業的衝擊
再者,中國一、二線城市的房價飛升,猶如築起了一道高墻,讓希望從草根階級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之後進入中產階級的人士望而生畏,階級的流動難度增強.
而類似的危機與問題,當前雖然未顯著化,但隱性存在,未來可能越來越多,加上歐美國家、港台地區的前車之鑒,中國應該如何擁抱中產,走向未來,成為了一個關鍵命題.
在這個命題中,政府毫無疑問承擔著重責大任,一方面它無法坐視不理對中國穩定發展、進步發揮重要影響的中產階級的危機,另一方面又不可揠苗助長,通過簡單的手段擴充中產階級的隊伍.在如今的經濟社會發展情勢中,如何進一步去產能、推動產業革新,加速供給側改革,讓更多的草根階級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加上適當比例的技職教育、人才的培養,才能讓這個國家在多元合理的階層比例中走得更加穩健.
新中產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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