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苏门四学士现状和瞻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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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四学士”研究现状与瞻望
毕桂苓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 400031）
摘 要：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张耒有“苏门四学士”之称,学界对其个案研究已较全面,某些领域也已十分深入,然作为一个集体,相关研究却略显不足.本文旨在略微总结关于“苏门四学士”的研究现状,并探索可寻的研究新态势,以此期待新的发展.
关键词：苏门四学士；个案研究；综合研究；现状；新态势
学界对“苏门四学士”的研究,从集体层面来看,主要集中在21世纪,并以极好的态势发展.从个体层面来看,学界对秦观、黄庭坚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来逐渐被关注,论文数量迅猛增加,质量也大有提升；对晁补之的研究也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但对张耒的研究略晚,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对两者的关注度仍不够,真正引起热潮还是在21世纪,研究广度有所拓展,深度也有所掘进.总体而言,对集体的研究度不够,对个案的研究较完备,但二者仍有可供扩宽与挖掘的空间.本文从“苏门四学士”个案研究、综合研究着手进行总结并最终探讨其发展面向.
一、秦观研究
有关秦观的研究无论是对其生平、思想性格与命运遭际还是对其诗词文甚至书法亦或是与其他文人的比较研究、自身的地域性研究、接受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徐培均先生的《淮海集笺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秦少游年谱长编》三部巨著更是将对秦观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度.
关于秦观生平的研究,徐志华《秦观词的女性形象与秦观人生角色的流变》（《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从秦观诗词中女性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秦观自身的角色流变,不失为一种创新.再有王昊《秦观晚年和临终心态窥测——从元祐七年后与大苏的关系说起》（《词学》第27辑）对秦观南迁及其心态的转变,精神状态的“振拔超脱”进行了相关研究.王伟康《秦观迁葬地考辨》（《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则对秦观灵柩迁葬地有所考证.
对秦观思想性格与命运遭际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刘勇刚《论秦观的思想路径与济世情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指出秦观内心存在着“太虚心境与马少游情结的矛盾”,但仍怀济世之心且彰显出“名士”、“才士”与“国士”于一体的独特面貌；刘尊明《试论秦观的个性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对少游前后期性格的转变有所探究,纵使外界对其所贴标签为“多愁善感与风流柔弱”,但作者相信“直率自然”“任情守真”贯穿少游整个生命历程,为一种精神品质.此外,刘海清《秦观性格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马良信《谗言如浪深 迁客似沙沉——秦观悲剧的一生及其对他的评价》（《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程安庸《秦观性格试析》（《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论文对秦观思想性格与命运变迁也各有分析,秦观形象相对完整而立体.
对秦观其作研究最盛的便是词领域.刘庆云《秦观词声律美浅探》（《词学》第27辑）一文从“知音识理,严于守律”“四声择用,韵与情谐”“抑扬亢坠,高下相须”“去声揭举,震响歌音”四个方面对秦观词的声律、用韵等情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庆振轩《凄凉其词 高尚其志——秦观后期词探论》（《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一文则对秦观词的思想内容、情感意蕴、风格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秦观在痛苦绝望中对人生的拷问反省和探求,虽辞哀情苦,却自饶风骨”以致“形成了淮海后期词凄凉其词、高尚其志的独特风貌”.少游之词在张炎《词源》中被概括为“婉美”,许多研究者也持肯定态度,如范晓燕《试论秦观词之婉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直接探求秦观词的婉美之处.但即使少游词以婉丽清雅为特色,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俚俗词,诸葛忆兵《秦观俗词论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就以秦观之俗词为选题对其俗词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来,研究者对秦观的研究视野也不仅局限于词领域,诗文甚至书法领域都有所开拓.张思齐《在比较的视域中看秦观的女郎诗》（《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王晓枫《试论秦观诗的艺术风格——“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就秦观诗是否为“女郎诗”各抒己见.前者认为“秦观女郎诗的本质是一种阴柔美,它来源于秦观对道教的深刻体验”并且从美学品质上看,该女郎诗是“堪与欧洲古典主义诗歌相媲美的另类优秀诗歌.”可见,作者对秦观女郎诗的认同并给予极高赞誉.后者以少游前期诗,在重大政治关头写的一些讽刺诗及后期诗三个历程为切入点,分析了诗歌艺术特色、情感流露,最后得出“‘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这一结论,这种质疑、争辩促进了对秦观诗的研究.西南大学刘秀娟的硕士论文《秦观“以词为诗”研究》也具有创新意识.秦观的文也逐渐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东北师范大学宋雪松的硕士论文《秦观散文特色初探》,河北师范大学李黎的硕士论文《秦观散文用典研究》都是对秦观散文研究的尝试与探索.此外,秦观的书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如王德彦《秦观<墨君帖>三题》（《书法》2013年第9期）、西南大学徐荣付的硕士论文《秦少游书法思想研究》.
将秦观与其他文人进行比较研究,其自身的地域性研究以及接受研究等方法也逐渐被研究者采纳.比较研究如辽宁师范大学张丽的硕士论文《李清照和秦观词差异性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史常力的硕士论文《晏几道与秦观恋情词的对比研究》；地域性研究如邓建《秦观留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江汉论坛》2014年第6期）、胡迎建《秦观与九江、庐山的文字缘》（《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接受研究如朱丽霞《八百年词学接受视野中的秦观词》（《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该文以两宋到清代的时间轴为线索,探讨秦词被接受的历史过程,对秦词整体发展历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由此可见,近年来学者对秦观的研究领域在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创新.对诗文的重视必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多契机.
二、黄庭坚研究
总结学者对黄庭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家世、生平与思想探索,诗歌创作研究,词作研究,书法研究,创作理论研究几部分.
对黄庭坚家世与生平的考察比较完备,如周裕锴《黄庭坚家世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与王毅《黄庭坚家世考补》（《文献》1986年第3期）.关于其思想方面的研究,钱志熙《黄庭坚与禅家》（《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及《黄庭坚哲学思想体系述论》（《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有所论述.后者指出山谷之哲学体系“以圣学、道学为最高范畴”并且形成两个重要思想,即“道德本心之说与万物一家之说”,作者认为其思想体系可谓已自成一家.此篇对黄庭坚哲学思想的探讨全面而深入,认知更进一层.
对黄庭坚诗歌创作的研究可谓涉及方方面面.费秉勋《黄庭坚诗艺发微》（《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对黄诗“力度感的追求”的分析,对“章法结构”得以实现的论述,对“虚笔”这一艺术效能的阐释以及对用典的论证有理有据,层层递进,勾勒出黄诗的一幅“轮廓图”.程效《黄庭坚诗歌的用典及其艺术手法》（《争鸣》1987年第5期）、李宪法《黄庭坚诗歌的章法、句法和字法》（《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则只选取某些方面入手,以小见大,对其诗歌进行相关分析与论述.对黄庭坚诗歌内容方面的研究有凌佐义的《论黄庭坚的题画诗》（《九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祝振玉的《黄庭坚题画诗略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吴炜頔的《浅论黄庭坚的题画诗》（《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5年第4期）、梅俊道的《黄庭坚的咏茶诗》（《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等专题论文,这些论著对其题画诗、咏茶诗作了详尽的考察.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将黄诗分为“41岁之前”“41岁至49岁”“51岁至去世”三个阶段并由此展开进行论证,同时采用统计方法列出前中后期“诗体与作品数量”的关系表,具体直观,同时作者提出“有些论者忽视晚期黄诗的存在且指责其求奇过甚”这一现象的不合理性,并指出晚期黄庭坚诗歌已“达到了精光内敛的老成境界”,此种见解较为客观.此外,谷曙光《论黄庭坚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与郑永晓《论黄庭坚学陶诗》（《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分别研究了黄庭坚对韩愈、陶渊明诗歌的吸收与接受关系.
黄庭坚之词为其诗所掩,但整体来看,对其词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张晶《山谷词初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从“情感内蕴”“表情方式”“语言特色”三方面分析黄词,最后对山谷词在北宋词坛上的地位进行探讨,相对完整；黄宝华《论黄庭坚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9期）、熊大权《黄山谷词简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也相类似,对黄词作了相对全面的概述.朱惠国《论黄庭坚俗词及其后世评价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郭凌云《山谷雅词的艺术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一俗一雅,两相对立.俗词篇从文人立场、时代环境及词的雅化趋势等方面着手分析,雅词篇则直接从词本身入手,无论是从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方法上分析,其词都孕育着高雅气质.王早娟《浅析山谷词的语言艺术》（《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从语言艺术角度出发,探讨词作艺术技巧,得出黄词“呈现出语言重拙而情感深致的艺术特点”这一结论.对词作本身的研究是对黄词的掘进、深挖,是对其本质内涵的探索,这是必要也是必须具备的研究视角.
对黄庭坚创作理论的研究同样受到学界的关注.孙乃修《黄庭坚诗论再探讨》（《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与吴晟《黄庭坚诗学观论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对黄诗诗歌理论有所深入,无论是从诗人自身出发,还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着手,山谷的诗学体系都是相对完整而系统的,“点铁成金”与“脱胎换骨”对后世影响尤为重大,两位学者对此也都有所论证分析.吴晟《黄庭坚诗歌创作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及张承凤《黄庭坚诗论》（巴蜀书社2013年）等则是对其诗论研究的相关论著.
三、晁补之研究
对晁补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其家族、生平的考辨以及对其著述即诗词文的研究方面.
对文人家世、生平的考察以“知人论世”,这是研究者深入研究前人所要进行的一个准备.对晁补之家族与生平的研究较早,刘焕阳《晁补之生平叙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就比较系统地对晁补之生平作了考察,将其一生分为“读书与漫游”“仕宦生涯”“闲居田园”三个时期,将其人生经历、性格转变与创作风格相联系,晁补之形象也由此具有立体感.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易朝志《晁补之年谱简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刘焕阳《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等论文.
对晁补之词作的研究是研究者焦点之所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以时间顺序对晁词进行编年,做了系统的整理.刘焕阳《晁补之词的风格特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从个性气质、不同题材、艺术手段等方面论述晁词所表现的风格特质；张美丽《论晁补之词之“以诗为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明确晁补之受苏轼词影响较大,从而也呈现出“以诗为词”的特点,该文从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入手,前者主要体现在“贬谪之苦情”、“归隐之幽情”与“伉俪之情深”方面,后者则在“典故”、“化用诗句入词”及“题序的运用”方面得以体现；徐博文与何尊沛《论晁补之词中的沉咽悲凉之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从社会学、文学、人生历程等角度分析“沉咽悲凉的主导情调”形成之缘由,由此得出“晁词在豪放词史上的桥梁作用”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此外,内蒙古师范大学刘春梅的硕士论文《晁补之词研究》、贵州大学万美娟的硕士论文《晁补之词研究》、李朝军《晁补之词编年匡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对晁词也有所论述.
近年来,学者也越来越重视晁补之的诗文研究.对晁诗的研究论文如：岳振国《晁补之诗歌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整体上对晁诗有所把握论述；刘京臣《论晁补之诗歌的用典》（《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山东师范大学满颖慧的硕士论文《晁补之诗歌艺术研究》以及西南大学吕雪梅的硕士论文《晁补之唱和诗研究》以晁诗某一方面为侧重点进行论述分析.对其文的研究论文大致有：岳振国《晁补之文章刍议》（《新余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该文指出晁文特点“波澜壮阔、雄健豪放”,为文反映现实,形式多种多样,造诣精深.岳振国《晁补之记体文研究》（《攀枝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晁补之碑传文研究》（《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晁补之题跋文研究》（《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晁补之序文研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具体到某一文体,以实例窥探其文章特色及对后世之影响.张剑《苏门的变相——论晁补之的散文》（《文史哲》2005年第5期）从议论文、记述文和人物传记三种文体上分析其散文特色,总体表现为“旁征博引,理胜于文”、“大量穿插人物言论或对话”及“萦纡曲折的结构”三个方面,这是对晁补之散文的一个较深入研究.
总体来看,对晁补之词作研究仍为最盛,对其诗文尤其是文的研究较少,学者可尽量从这方面开拓学术视野以对晁补之作比较全面的认识.
四、张耒研究
对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的研究也不脱离对其生平、学术思想与文体的研究范畴.客观而论,对其研究相对完整,多方面均有涉及,但研究的深度似乎还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周雷《张耒的家世生平与著述版本》（《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与李逸安《张耒生年家世略考》（《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对张耒生平与家世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学界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也在逐步深入,湛芬《“文以明理”：三教合一的文艺观——谈张耒的文艺思想》（《殷都学刊》1992年第2期）、《文以明理与北宋理学——张耒文学思想再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均表明“文以明理”是张耒文艺思想的核心,后一篇可谓是对前一篇的深入拓展.综合两篇论文,对其哲学思想,融汇儒、佛、道三家学说及与理学的关系的研究深刻而有力度,对张耒的学术思想有整体完备的概括.韩文奇《张耒文学主张探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杨威与杨静《“儒本位”视域下对张耒“理学”思想的观瞻》（《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则是对张耒文艺创作思想的再探索.
目前来看,对张耒文体研究成就最高的仍属诗歌领域.湛芬《张耒诗歌特点及优劣之我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内容上分析张耒诗歌“直接批判现实”“议论抒情、托物言志”,语言风格上表现为“自然平易”,同时针对历代对张诗批评的观点也略抒己见,针对“斥其语言率直浅近,不假修饰”“言其内容有佛道消极因素”“责其音律疏放,多重字重韵”三方面批评,认为这值得深层次探讨.其他论文如尹占华《论张耒的诗》（《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张令吾《北宋张耒古体诗用韵考》（《语言研究》2004年第2期）及莫砺锋《张耒诗歌三问》（《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等.其中,《张耒诗歌三问》从“张耒诗的成就是以乐府为主吗？”、“张耒诗为何有粗疏草率之病？”及“张耒诗在苏门诸学士中地位如何？”三方面来探讨学界以往对张诗的评价,也是对其诗歌研究的一种反思.
对张耒散文与赋的研究相对而言不及对张诗的研究,但仍可看出对文赋的研究呈上升趋势.散文方面的研究如张巨才《张耒的散文》（《文史知识》1989年第4期）从思想内容来看张耒散文“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不摆架子,如话家常”；从艺术风格上讲“平易自然又婉转曲折”“用语简练,气势磅礴”.山东师范大学宋彩凤的硕士论文《张耒散文研究》及福建师范大学陈蔚蔚的硕士论文《张耒散文研究》对张耒散文也有所探究.对其赋的研究论文如韩文奇《论张耒的赋》（《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刘培《论张耒的辞赋创作》（《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两者均指出张耒赋擅于描写自然景物且表现出自然流畅的风格,达成共识.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与张耒作为“苏门四学士”,个体与苏轼相关研究自然也属研究范畴.李显根《苏轼与秦观相知相契探因》（《求索》2010年第11期）、周裕锴《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李厚琼与邓国军《论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前沿》2010年第2期）、李朝军《论晁补之对苏轼词风的拓展》（《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首都师范大学张爱平的硕士论文《张耒与苏轼交谊及其文艺思想初探》等论文或从交游或从文体创作、思想艺术风格方面追索个体与苏轼的交往与交流.此外,在前述四学士个人研究论文中,也或多或少穿插着与苏轼的比较,学于师而不囿于师,体现出四学士对苏轼创作思想的吸收与创新.
五、“四学士”综合研究
除对个体进行研究外,将“苏门四学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也是学界研究四学士方法之一.相关著作如周义敢《苏门四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廖承良（选注）《苏门四学士》（岳麓书社1998年）、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张鸣《苏门四学士》（《文史知识》1987年第9期）对四学士的诗词文皆有所述,对个人在不同领域的造诣高深也有所论.复旦大学金恩景的博士论文《苏门四学士词学研究》分为“苏门四学士生平与词作”“苏门四学士词题材取向与表现特征”“苏门四学士词论与实践”“苏门四学士人品与词品”“中韩历代苏门四学士词的评价”五章,对这个集体词学研究是比较全面与深入的.金振华与沈星怡《“苏门四学士”诗歌特征论》（《吴中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金振华《苏门四学士散文特征论》（《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分别对四学士诗文进行相关研究,并通过比较得出诗歌领域成就与影响最大者当属黄庭坚,散文方面则应属晁补之的结论.
“苏门四学士”内部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属研究范畴.房日晰《秦观黄庭坚词的异同与历史地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与湖南师范大学宋纯的硕士论文《秦观、黄庭坚词比较研究》均对秦、黄词风及对后世影响作了相关对比；李想《浅析秦观与张耒诗文的异同》（《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从“师承东坡”探讨二人诗风,再过渡分析“二人思想气格的分离”的缘由,最后得出二者诗文风格不同之结论；韩文奇《张耒与黄庭坚之唱酬诗平议》（《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及《张耒与晁补之唱酬赠答诗平议》（《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以唱酬诗为基点,分别考察了张耒与黄庭坚、晁补之之间的交游,思想碰撞、情谊抒发,同时在对比中呈现各自诗作的特色.
整体而言,对四学士团体的研究不及个人,研究也基本处于对诗词文赋相比较的层面,团体内部的学术交流、吸收借鉴,团体对后世的影响似略有不足,此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挖掘.
六、研究走向
“苏门四学士”个案研究已较全面,在个体成就较大的领域也已深入.那么,个案研究就无拓深的空间了吗？非也.王兆鹏先生在《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与瞻望》（《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中谈到今后词学研究其中一个面向是“回归文本”“应该加强词作文本研究、词作艺术研究”,该理念放到诗文中同样受益.近年来对文本中意象的关注便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朱智萍《论秦观词的花意象及其生命意识》（《怀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通过对秦词初期、中期、后期中“花”意象的研究,得出“贯穿秦词始终的花意象中蕴涵着词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结论.暨南大学杨金玲的硕士论文《黄庭坚诗歌中的牛意象研究》则将牛意象大致分为“重农爱民”、“田园隐逸”、“佛禅修心”及“书斋雅化”四种思想体现.岳振国《晁补之山水田园诗论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对晁诗中“梅花”“竹”“菊花”“梨花”等意象也有所论述、分析.西北师范大学韩文奇的博士论文《张耒及其诗歌创作研究》中以“笼鹰”“寒鸦”“龟”等物为意象融于诗中,抒发其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此,“回归文本”确为研究个体的一个新方法.其次,可试图对个体做全面、系统的研究.朱惠国在《近五年秦观研究的进展与期待》（《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3期）中明确提出今后对秦观的研究必须重视“对秦观作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沈耀峰《晁补之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也指出“研究论述多是只言片语,缺乏系统性”.从对四学士个案研究发展情况来看,此方面确实较薄弱,这主要是研究领域不平衡所致,对秦观诗文尤其是文方面重视度不高,对黄庭坚的词,晁补之的诗文,张耒的散文与赋关注度不高,这需要引起重视,仅此,作系统研究才不会顾此失彼.再者,要敢于质疑前人对四学士创作方面的评价,如前文所提“秦观诗是否为女郎诗”,学者对此各抒己见.若将对四人某一阶段的评价作为整体思想创作的评价,确有失偏颇,质疑、争辩是对四学士乃至前人研究的一大进步.最后,正如钱志熙在《黄庭坚哲学思想体系论述》（《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中所说黄庭坚“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与诗学体系、美学体系及艺术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大课题”,这不仅适用于黄庭坚,对其他三位同门也同样适用,值得深层研究.
对“苏门四学士”整体研究度似乎不够,前文已提到团体内部、团体对后世影响可有所掘进,四人都学于苏轼但各自成就领域有差异,这必与四人对东坡思想的接受与开拓有关.此外,“苏门四学士”还可与“苏门六君子”“江西诗派”等进行比较研究,创作思想、理论体系、风格特色等都有关联,从而形成链接式反应.四学士与六君子对东坡诗词文思想、创作的吸收与发展,两者创作理念的异同值得关注与延展.四学士中黄庭坚对“江西诗派”的影响无需赘述,也存在相关论文,如束景南《黄庭坚的“心法”——江西诗派“活法”美学思想溯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张思齐《求新求变与道教传统——以黄庭坚为例对江西诗派诗趣追求的个案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但这只涉及一些方面,还应具体落实到文本、艺术创作、开拓变新之中；黄庭坚除作为“三宗”之一,其对清代“同光体”也有深远影响,这便是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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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毕桂苓,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学生.
研究现状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总结:上文是关于研究现状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瞻望和苏门四学士和现状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