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简论范仲淹的忧乐情怀在教育改革和实践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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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芳
【摘 要】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教育改革来推进的.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从四个方面入手：强基础,正己及人；重基层,兴学重师；定基准,革故鼎新；改基因,移风易俗.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改革；“忧乐”情怀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16-0096-02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教育改革来推进的.其教育改革是从四方面入手,并在改革实践中流露出一股浓郁的“忧乐”情怀.
一、强基础,正己及人
首先,求学律己,根基扎实.范仲淹学习十分刻苦,“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一次,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送些美食给他,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解释道,不是不感谢同窗的深情厚谊,只是担心享受佳肴之后就不愿吃苦了.如此苦读五年,他精通了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写文论说都以仁义孝弟忠信为根本.
其次,为师善诱,诲人不倦.范仲淹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感学校教育的重要,深知寒门学子没有正规教育难入仕途施展抱负.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范仲淹丁母忧于应天府,留守晏殊请他掌府学.他不仅教规细,而且管教严,常常住校督促学生学习,使得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学.他执教期间,学生有刘潜、刘牧、姜潜、李缊、祖无择、孔道辅等,都深受他的熏陶,养成了关注现实社会、不盲从于人、耿直磊落的作风,都成长为名士.
再次,为官尽职,谆谆教导.范仲淹不但能够识贤荐贤,向朝廷推荐数以百计的各类人才；而且还根据各类人才特点谆谆教导,引导他们成长,使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张载、狄青,教育家胡瑗、孙复,文学家欧阳修、苏舜钦,思想家李觏,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富弼年轻时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长知识和才干,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效力,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他在西北守边时,见狄青作战十分勇敢,“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被靡,无敢当者”.但没有读过书,便赠给他《春秋》《汉书》等书,教他认真读书,并激励他：“熟此,可以断大事,将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后来狄青发奋读书,文韬武略,成为名将.
二、重基层,兴学重师
首先,兴办学堂,普及教化.范仲淹深知“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深感“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因而他把“兴学”作为各地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稳固政治的根本手段.他为官之后,先后在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邠州、杭州等十多处担任地方官,不论职责内外都积极“兴学”.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也将兴学作为重要改革内容,各地纷纷奉诏建学,地方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江西一地,就兴办了吉安府学、抚州府学等八十一所学校,还建了不少书院.
其次,尊重名师,开创宋学.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范仲淹在苏州买了一块地,风水先生说是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建宅,子孙兴旺,卿相不断.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献地建学,广受赞誉.他还请名儒胡瑗来讲学,将苏学办成了名冠东南的名校,形成了“苏湖之法”.在庆历新政推行时,经范仲淹、富弼推荐,朝廷任孙复、石介为国子监直讲.“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因为有他的引导和推荐,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地位显赫,“苏湖之法”也得以在全国推广.宋学精神形成于各地书院名师之中,这些书院中名师的教育活动也最能体现范仲淹“经邦济世”的教育理念,可以说他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和宋学精神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再次,创立义学,教化族人.范仲淹用俸禄购义田,设义庄和义学,在教化族人、稳定社会、加强基础教育上贡献很大.他在“义庄规矩”中严格规定了义学经费的管理.义学的教育对象为本族适龄子弟,义学不仅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还负担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使族中子弟知道读书的乐趣,并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的义举被朝廷各级官吏纷纷效仿,购义田、设义庄和义学蔚然成风,普及教育作用明显,此举也得到了朝庭的充分肯定和财力支持.
三、定基准,革故鼎新
首先,远虑近忧,务实求变.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很为国家担忧,主张实行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他认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进而强调：“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其次,针砭时弊,改革科举.北宋初期,朝廷关注的科举与学校教育并不关联,因此很多士大夫子弟只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徇私舞弊成风而不务实学.范仲淹着力改革科举制度.他主张的“慎选举”,就是改变科举考试以诗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代之以重视经书之“大旨”和时局之“策论”.他主张的“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规定凡是举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天后才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且考试以学校教育内容为主,“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让学生既注重经义,又关注时政.他还改革了教育系统,对学校实行分级管理.要求学生二百人以上的县都得成立学校,聘请名师,督促学生读经诵义；把国子监的生徒扩充到二百人；改锡庆院为太学,严格各项管理.
再次,教分门类,学有专才.范仲淹主张多门类培养人才,且对不同人才有不同的培养要求.他强调学校的教育内容应以《诗》《书》等儒家经典为主,兼授诸如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这对于宋代学风、士风的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注重培养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如医学、武学等.他提出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精通医术的医生；要求朝廷“委宣徽院选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於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望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侯,及修合药饵.”他建议设立武学,对武将进行系统的军事和文化教育,培养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这些分门别类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具有开创性.
四、改基因,移风易俗
首先,复兴儒学,净化士风.五代宋初,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士风颓废,奢侈淫逸成风.据此,范仲淹疾呼复兴儒学,在推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本人精通六经,尤其擅长《易》,也非常重视《中庸》《春秋》,曾作《说春秋序》.他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他的“忧乐”情怀也使他入世积极进取,时时自律而又处处关切时政,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他在《上执政书》中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他在庆历新政中,就是要使“琴瑟更张”,复兴儒学,对士风改变起到了旗手的作用,就如朱熹所说,到范仲淹的时候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所以他在改变士风方面贡献很大.
其次,力救文弊,改变世风.范仲淹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主张通过教育移风易俗.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 他在《睢阳学舍书怀》中写道：“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主张儒家既应该追求“内圣外王”,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他乐于积德行善的品行；又应该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向,一旦能像伯牙琴遇到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被人君所用,就要把理想付诸实施,为民谋福祉.他这种 “进退皆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对当时的名人贤达影响深远,以至于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都是范仲淹门下贤士,与其共同努力转变了世风.
再次,德泽四方,淳化民风.范仲淹一生四次入京为官,四次被贬到地方为官,都忧国忧民,让民众明礼仪知道德,为淳化民风率先垂范.皇祐四年（１０５２年）,他调往颍州途中,不幸病逝,死讯传开,四方志士,无不叹息垂泪,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都为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文.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范仲淹历任的泰州、苏州、庆州、邓州等地百姓,还有西北边境归附宋朝的羌人,都感激范仲淹的恩德,自发地为他画像建祠立碑,以供后人瞻仰学习,以便百姓感念其恩德.还有数百羌族首领,不远千里来拜祭他.
参考文献：
[1] 李焘.续编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范国强.范文正公全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编辑：张 婕）
教育改革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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