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评杨怡芬的《有凤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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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有凤来仪”这个典故,因为它代表着贵气、辉煌、美好、幸运等含意.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本来给竹绿丛生之处取名为“有凤来仪”,有歌功颂圣之意,却被元春贵妃改为了“潇湘馆”.这一改动间,富贵之眼与寻常之眼看到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便各各有了分别.
杨怡芬的小说《有凤来仪》将《红楼梦》这一情节纳入其中,应当是作者着意于以“富贵身”与“平常心”之间的反衬,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无尽慨叹：“也许,人富贵久了,一眼就能看到平实,也不会以平实为耻；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初尝‘物质’滋味,都是跟宝玉一样,动不动就要端出凤仪来的,怎么敢就老老实实题个‘潇湘馆’呢？”这番感慨,不动声色地镶嵌在字里行间,却是作者面向现实人生至真至诚的有感而发.
《有凤来仪》讲述的是看起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司空见惯的故事.在小说中,一个兢兢业业工作数十年才做到副科级的中年女人“我”,借着市总工会演讲比赛的契机,一前一后、猝不及防地看到了世间所谓“风光”之下的千疮百孔.“我”年轻的时候,在比赛中结识了比自己年长十余岁的闺蜜胡姐.胡姐因丈夫调动工作一事,打算将“我”介绍给他们单位的李局.“我”却无意中得知胡姐与李局之间有暧昧关系,如果介绍成功,有可能成为“娥皇女英”的千古笑话.此事之后,“我”和胡姐再无往来.
在“我”人到中年之后,不再参加比赛了,却乐于为大赛做服务工作.由于“我”替一个年轻的女选手董小如挡了尴尬,两人因而结识,甚为投缘.“我”的汪姓同学正好是董小如的顶头上司,后调到“我”的单位当局长,为此同学们聚会庆贺,叫上了董小如.在为散酒人准备的包房里,“我”又无意中发现了汪局和董小如之间的暧昧关系.此事之后,“我”和董小如断了往来.而奇诡的是,两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升职”、“扶正”.
女色与权钱,这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甚而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交换关系.杨怡芬关注这一题材,显然并非为现实“翻版”,而另有深意.在小说中,由“我”而连结起来的两段“故事”或者说是“事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两个闺蜜都因为与男上司有着不正当关系而获得了某种利益.“我”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最后也被“扶正”的好运所青睐.看似正常的升迁,但个中的沟壑曲回,却引人回味.在杨怡芬笔下,胡姐和董小如都是温婉和顺的女人,她们在工作与生活中跌跌撞撞,在家庭、友情与婚外情之间徘徊往复.同样身为女性,作者对她们的言行未必不含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文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淡淡的伤怀与感喟.
这份喟叹实在称得上古老.它的古老不仅来自于女人千百年来堕入世间不得挪移、无法更改的悲剧性命运,从而“天然”地预设了、印证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人生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来自于杨怡芬在叙事上的精心营构.小说的表面文本是“我”和两个闺蜜之间的因缘际会,而实际上,“我”对《红楼梦》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才是真正的叙事本意,它婉转迂回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思,完成了对现实的呼应和反讽.无论是“我”对尤三姐用鸳鸯剑自杀的暗地思量,还是对元春将“有凤来仪”改为“潇湘馆”的现实感叹,抑或是小说结尾“我”在《红楼梦》“戏中的戏,虚中的虚”中的沉迷,都在反复暗示与诉说着古往今来的女性故事：胡姐、董小如,包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我”,都与《红楼梦》里那些天真洁白的女儿们一样,怀揣着被现实呕坏了的心,难以在残酷世间修得尘缘、得以善终.
杨怡芬在小说美学上一直有自己的追求,她往往会被“弯弯绕绕”、“牵牵绊绊”的小说所吸引,喜欢它们“有效的庞杂”,认为在这些无法明喻的书写里,传达出了人性真正的本色.她在《有凤来仪》中就运用了“庞杂”的方法：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现实,失败者与胜利者,当事者与旁观者……,双重结构一明一暗地共同构筑起了小说叙事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怜爱、叹惋、痛惜细细密密地表露了出来.她或许是在慨叹作为女人的美好趣致、那干净周到的心思,都在尘世间沾染了污渍,在现实生活中跌碎了圆满,再也找不到归路.推而观之,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场历尽苦辛、悲凉创痛的人生大梦呢？凤来矣,却无处可栖.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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