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那些渐行渐远的翻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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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杰
罗念生：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
1933年,罗念生乘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为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遍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空环绕的紫色云霞,热情好客的希腊人民,尤其是古希腊留传下来的光辉文化……都被他铭记在了心中.
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着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文作品《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这部作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些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60多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间昏暗的油灯下,在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他翻译了大量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的事.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就应该翻译了,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一直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在中国的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正逢祖国国难当头,于是他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英国太太.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身世家.在私塾,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没考过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不重要,能多看点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的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牛津大学的同学.两人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夫妻俩双宿双飞,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24岁时,杨宪益一口气将《离骚》按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高：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石头记》一起,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一起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杨宪益还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其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丰子恺：用章回小说体翻译《源氏物语》
丰子恺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实他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后来回忆：“记得我青年时代在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奋学习日本古文.当时我就希望把它译为中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前后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达440多人.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类似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特殊风格.全书共分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用语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历经四年才完成.因为“”,这部书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丰子恺年轻时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对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使“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部《源氏物语》的全译本,也是印量最大的一个版本.
杨绛：文学翻译删繁就简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位女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 0 世纪4 0 年代末, 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了翻译《堂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还是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年近五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杨绛的译本是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第一个《堂吉诃德》中文译本,1978年由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曾被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已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如果说钱钟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有80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减到了70多万字,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也没有被“点烦”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将原作者服务好,又要将读者服务好,“点烦”掉10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傅雷：将法文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傅雷家书》,不过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和翻译没多大关系.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傅雷一生共翻译了33部、合计约600万字的作品,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巴尔扎克等作家.
有人说,傅雷不仅是个“文学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和心理学家”.翻译不只是简单的对语言的转化,还关系到文化立场、文化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
举例来说, 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一句话,原文直译过来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了“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他没有硬按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曾有人看过后认为傅雷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这句话的意思有细微的改变.但拘泥于原文的译文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字,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对原文进行润色,往往会让译文与原文更加神似.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法文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今天也许有人会说,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有的译本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傅雷的译本,但若论综合成就以及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至今仍然没有人超过傅雷.
朱生豪：没留过洋,译文却最接近莎士比亚原作
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将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当成了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
因为时事纷乱,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他不得不从头来过.更要命的,是他还有经济上的巨大压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还剩下五个半历史剧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遗憾地说：“早知一病不起,拼了命也要把它译完.”
尽管如此,朱生豪还是用他短暂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翁剧本,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译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亚原作的,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朗朗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了反复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对莎士比亚本人也有非常深的了解,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正处在22～32岁这一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又义无反顾的年龄段.
（摘自《文学报》,路凌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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