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南联大也有职员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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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津涛
郑天挺(1899-1981)是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建树颇多.他早年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一度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后护持学生南下,成为西南联大的史学系教授.1940年,郑天挺受邀出任联大总务长,参与学校管理.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即详细记录了他在此期间生活、工作状况.郑天挺在日记中,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
但在今人看来,作为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郑天挺现存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细节,其中既有相关回忆中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涉及校际矛盾、学校管理,乃至教授糗事,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
郑天挺长期任北大秘书长,具有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他在日记中早有“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话,不想再在事务性工作上分心.于是郑天挺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但常委会成员杨振声、冯友兰等上门敦请,并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字条.
僵持至1 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仁开始以“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意即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夭挺不能太扫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子.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承诺,总务长一职只让郑夭挺当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郑天挺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更要“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
总务长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还有很多,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1940年7月,联大会计主任和事务主任交恶,郑天挺勉励他们“勿因私忿误公务”；到了8月,联大事务组和会计师又发生摩擦,郑天挺只好“约事务、出纳、会计各主任谈话,并为诸人调停.”同月,傅斯年和姚从吾发生纠纷,坚决要辞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职务.郑天挺想当面调解,就派车到乡下,接傅入城.谁知傅斯年来了后,又大发雷霆.郑天挺在日记里无奈地写下原因,“以余之接其来而无重大之事也,以为骗之”.好在最后说服傅斯年没有辞职.
涉及薪资的问题更难处理.有几个联大职员看到文书组（总务处下属部门）主任朱汇臣拿到教授奖助金,就给学校写信,要求同等待遇.朱汇臣认为这些人有意针对他,愤而辞职.郑天挺出面调解无效,在日记中慨叹,“奖助金之发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请.则汇臣自不负责,其欠缺处,在请审议资格时,与现任教授同呈并列耳.”
1 945年2月,联大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物理系将所存的一个电表,以1 5万元卖给南院宿舍.郑夭挺得知后,认为系里直接将东西卖给学校不妥,于是变通一下,在给物理系的常规经费外,多拨给1 5万,给他们购买仪器.有人就此散布谣言,说庶务赵世昌勾结物理系,把电表私卖给外人,原价100万,只收了1 5万.郑天挺当即找来造谣的两个人,告诉他们：“凡事有不明白者,可随时来问,不应无中生有,造作谣言.”事后,郑天挺在日记中分析,“此事不过因不满赵世昌之管理建筑,故为此不负责之批评,而不知其牵涉之大,影响之大,故不能不严格处之也.”
从郑天挺所留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微观中的西南联大,它和现在的学校一样,不只有理想和荣耀,也有内部矛盾、人事纠纷.细节中的联大,显得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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