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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专业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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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专业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应该从其“食品专业”、“女性”、“大学生”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食品专业”女大学生看似有着时展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但是在就业中却遭遇着“铁饭碗”不招,“泥饭碗”不要的尴尬境地.做为“女性”,因为自身无法适应一些高强度岗位需求,再加之生育产假,家务劳动等所带来的市场利益的欠缺,很难在职场上赢得一席之地.做为“大学生”又面对经济发展迟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状.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依靠国家、社会、高校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健全法律,完善保险,加快应用型学科专业转型,使食品专业的女大学生更好的适应职场的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食品；女性；大学生；就业难

[中图分类号]G64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53( 2017)03-0051-04

大学生,曾是大众眼中的天之骄子.曾几何时,读大学就意味着高知识、高学历、高水平、高薪金、高地位.一跃龙门,身价倍增.然而,在今天,大学生的这些优势都不复存在了.大学生能力不够、素质不行、就业困难、婚姻压力等等负面新闻,屡见不鲜.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这一现状直接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的兴起.现在很多大学生也的确在就业方面不如职业技术学校、农民工更加有优势.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这个大环境下,食品专业的女大学生因为其专业、性别的特殊性,就业更是难上加难.究其根本,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原因.

一、“食品专业”尴尬的市场需求

食品专业,曾被一些门户网站评定为新世纪最有前景的专业之一,有很多的高中生就是因为高校招生的宣讲团、报纸刊物的专家评测,而懵懂的选择了食品专业就读.然而残酷的就业现实却让很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倍感失落.比如某大学食品专业2010届毕业生,到2016年末,6年时间中,仅有百分之30左右的大学生从事了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余下的百分之70大多从事着销售、文员等社会上流动性特别大的工作.从薪金上来说,江南大学的食品专业在全国是第一位的,但是2012年左右,上海地区的企业到江南大学给食品专业硕士的工薪是4000元以下,这相当于其他的理工科,如计算机、软件工程、自动化等很多专业的本科起薪标准,并且以这样的工资标准,在高物价、高消费的上海,无异于杯水车薪.单单是上海市超高的房价,就令很多毕业生望而生畏,看不到奋斗目标.就业难,其实不是不能就业,而是不能比较满意的就业.比如这4000元以下的月薪,也可以选择就业,但是之后的生活成本和压力,却不能不考虑.

在食品专业毕业生的眼中,最好的出路,就是通过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考试,进入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或者海关部门,捧上“铁饭碗”.这样的工作岗位,一方面意味着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方面也意味着能够使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不至于浪费.然而这样的岗位少之又少,国考、省考,一年不过录用几个人而已.能够在这种考试中杀出重围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这条就业出路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条就业出路就是进入高校担任专任教师或者是实验员,但是这些工作岗位,本科学历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继续读书,拿到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但是毕业后也未必就能如愿进入高等院校.拿着更高学历,敲不开就业大门的学生,依旧大有人在.第三条出路是进入好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机械化应用广泛,需要的人力资源很少,并且连娃哈哈、汇源、茅台、可口可乐、光明等知名品牌,行业利润也是很低的,每年招聘人数也极少,而且不一定招食品,可能是招聘其他专业,招聘对象锁定的又基本是全国排名前20的院校.因此更多食品专业毕业生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进入食品、饮料、药物不知名的各种小厂家,充当廉价苦力.或者放弃自己的所学,投入到就业需求量大的销售等行业,面对没日没夜的加班、轮班,逐渐的忘记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二、“女性”身份暗藏着就业歧视

“不要女性”,是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候的“潜台词”.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要求,在招聘会过程中,是不允许显示“只招男性”这样的标识.但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这并不妨碍他们不选择女性求职者.只要他们在笔试或者面试的过程中,刻意的淘汰女性求职者就可以了.而这一过程是隐蔽的,尤其是非量化的笔试和面试,没有办法定义为就业歧视,也就相应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障女性求职者的权益.因此,在求职过程中,优秀的女性求职者,所从事的岗位往往不如那些无论学历或者能力均不如自己的男性.女性的定位一直是作为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后备军的主要成分,即便转为正规军,多数时候也只是充当辅助劳动力的角色.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转型导致女性就业难

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企业只争朝夕.如何让利润最大化,才是企业时刻考虑的.企业不是慈善团体,“性别歧视”也属于无奈之举.“只招男性”看似有失公允,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又无可厚非.毕竟企业要生存,就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不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获取的利润少一些,更可能随时被市场浪潮淘汰.而女性特殊的生理状态和家庭角色,使女性很难达到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的需求.

女性在体力上没有优势,在目前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很多行业女性无法从事,比如钢铁、冶炼、搬运、空中作业、水下作业等等都不适合女性.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经常值夜班、出差、野外作业的工作也不能录用女性.不是说女性一定就做不了这样的工作,但是相较而言,绝对没有男性从业者在工作中更容易被分配工作,也更容易能达成工作目标.就干不就湿,就轻不就重,这些女性生理周期所必须的工作要求,也使男性的竞争优势大大增强.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对女性提供了一定的就业保护,这种保护是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观念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意义的实现男女平等,恰恰相反的是,反而给社会上求职女性带来不便,很多企业经营者,认为女性是需要照顾的求职者,而许多女性也追求能够给予照顾的职业,导致大部分女性走向求职中不利的地位.简单来说,就是女性能做的工作,男性也能做,但是男性能做的工作,女性做起来有时候就难于得心应手.

（二）生育天职和“二孩政策”,加剧女性就业难

女性在人类繁衍传承中承担着生育的天职,社会一边赞美母亲的伟大,一方面却没有办法保证这些母亲的求职需求.国家鼓励女性生孩子,用人单位害怕女职工生孩子,这是一个矛盾所在.女大学生毕业后正面临结婚生子.女性劳动力在生育期内的雇佣成本更大,很多单位不愿意雇佣未生育者.尤其在一些连续性工作的行业中,从孕期到产假,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法全心投入,甚至是完全无法投入工作,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从经济利益出发,没有哪些单位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相应的便不愿意招聘这些女性求职者.根据贝克尔歧视理论,自然附着成本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额外支出,也是雇主拒用女性的主要原因.在女职工孕期、产假过程中,用人单位要付出额外的薪水用以聘任临时替代人员,或者将工作分摊给单位其他成员.但是在女性生育之后,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抚养小孩,操持家务,这些给家庭带来稳定的时间投入,不能给用人单位带来任何效益,因此也是不被单位认可的.

女性的可悲在于,事业投入多,会被指责忽视家庭,如果家庭一但失败,就会被指为“人生战场上的败犬”.家庭投入多,会被指责工作不尽职,是不合格的从业者.但是现实中,很难做到两全其美,而男性则没有这样的困扰,生育对于男性而言,只是7到15天的假期而已,完全不影响自己的工作.而且,在东方的文化氛围中,教养儿童,主要是母亲的职责,父亲只需要打拼事业,赚钱即可.这种观念,在女性走出家庭,走上职场之后,也并没有得到改变.“丧偶式育儿”成了中国现代社会育儿的缩影,这是家庭教育的悲哀.但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的男性,则是职场上最为需要的.因此理性的雇主比较雇佣男性和女性的成本和收益后,会明显倾向于男性,毕竟他们是雇主而不是慈善家,这是市场经济主导的必然选择.

国家在近期开放了“二孩”政策,一方面得到了多种声音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女性就业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求职的女性难免会被问到,是否生育过,是否考虑要第二个孩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份工作基本就与之无缘,即便是回答已生育一孩,不准备要第二个孩子,也有可能在自己改变主意后,怀孕期间会被用人单位辞退.如果说以前,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的女性还相对来说算是职场竞争的有利者,那么新的“二孩”政策将导致这一部分群体也失去竞争优势.新闻报道称,某地中学女教师在“二孩”政策后,大批量的申请怀孕,因为任课教师人数不足,学校要求教师们排号生育,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其安排到其他岗位.

在职场上,女性要得到和男性一样的地位,她所付出的,和她所具备的价值是远高于与她同等地位的男性的.“二孩”政策放开后,短短几年内用人单位可能要承受女性员工休两次产假,一些中小单位,尤其是企业出于用人成本考虑,很难再雇佣女性.那么女大学生在争夺为数不多的就业岗位中,更是难于实现就业目标.

三、“大学生”背景的双重压力

（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岗位需求减少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导致用人成本增加,很多工厂将目光投入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地区,纷纷从中国撤厂,曾经的大工厂,如“西铁城“等,竟然在工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这种类型工厂的消失,导致他们相应的中层岗位也一并挪走,而这些正是大学生们所需要的岗位.所以“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等于增加了大批量的工作岗位,相反,是流失了很多工作岗位.

（二）“纸上谈兵”,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差导致就业难

《中国经营报》2016年3月6日刊登政协委员李志军的发言：“现在本科教育缺少职业技能培训,毕业生什么工种都做不了,还不及新东方职业技能学校的,毕业了就直接上手工作.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这给高等教育敲了警钟.

大学扩招,大学生数量激增,相应的高校的设施却没有适应这一状况.食品专业大学生作为工科毕业生,实践有着和理论一样重要的位置.可是很多高校,实验都是演示进行,很少给学生自己动手的机会,而学生的整体素质也参差不齐,两相结合,实践水平可想而知.大学生读大学,没有提高能力,反而提高了眼光.薪水低、环境不好的工作看不上,薪水高,环境好的工作又无法胜任,成了眼高手低的尴尬局面.而造成他们高眼光的,是家庭和社会的期待,造成他们手低的,则是我们唯分论的应试教育.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业更是难上加难了.

要改变这样的结果,任重而道远,需要多方的协同努力.

首先,高校——加快应用型学科专业转型.高校方面对于理工科的应用型学科专业转型应加大力度,加强实验室建设,提高专任教师的实验水平和实验师的理论水平,切实增强理工科学生的能力水平.

第二,政府——社会产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在全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扶植民营企业,鼓励创新创业.

第三,执法——国家现有的关于用人歧视的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只能停留书面上,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必须要将法律准则落实到细节,让法律能够切实执行,让用人单位不敢更不能用人歧视.

[责任编辑：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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