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化城：这个世界颇为糟糕，但我们终将福星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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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城
1. 伤心的自娱
这两年,在一批70后、80后作家在文学的场域各自搏力,竞相发轫之时,90后作家们也随着浪潮的涌动,慢慢浮出水面.这群后起之秀先声夺人,人们的目光逐渐被这群年轻人所吸引.然而我并不想强调“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无知自傲,而是想思考当我们以90后这样一种称谓命名我辈作家时,他们是否已经蓄势待发,做好了承接这种命名的准备与冲刺？
郑在欢是这两年冒尖的90后作家,在其去年出版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一书中,他以自己的成长环境与经验出发,讲述了一群人和一家人的故事.这本小说的前半部分“病人列传”是由郑在欢的乡人邻居们构成,他们是大王庄里十一位个性乖张的“病人”.这些被郑在欢称之为“病人”的人,他们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誓死捍卫的圣女菊花、因为经常打电话被退婚的电话狂人、崇拜耶稣的疯子咕咕喱嘀,他们举重若轻地活着,承担着世间的角色,病的症状各不相同,却有一个相似的名字,那就是“生活的郁疾”.
这篇《采桑葚的女孩》可以看作是“病人列传”的延续.小说整体趋于平淡,在郑在欢的创作序列里属于中规中矩之作.叙述者情感上的克制缄默,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回旋哀转,几乎是轻描淡写地在讲述一个家庭“内爆”的故事,引爆点自然就是姐姐的白血病,这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似乎预示了这个贫穷家庭的心碎景象.然而小说别出心裁之处乃是叙述者的“引风来”,“父亲在门前建了堵墙,想要挡住病魔,他挡住的,只是夏天凉爽的风”.
“风”让整篇小说流动了起来,在这个穷到无路可退,哭到无泪可哭的家庭里,女孩和他的父母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着命运对他们的打压.“算了,输液有什么用呢,又全都变成眼泪流出来.”“在家里她不哭,在外面她也不哭,虽然才十一岁,她已经知道哭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父亲建墙挡风之后,小说的中部进入了一个“无风带”.在这个无风带里,困难也随之挡在墙外,墙内的人依旧要继续生活.女孩为偷吃棒棒家的咸菜自责,春天到咕咕哩嘀家后院捡桑葚,点点滴滴,拉拉杂杂,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旁逸斜出的方式言说着生活的散漫与黏滞.这是郑在欢小说的特点,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情绪可以无限延长,又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戛然而止,看似沮丧又漫不经心,轻盈又沉重薄凉.
郑在欢笔下的“病人们”总是以圆融自洽的方式应对周遭世界,这种选择也与郑在欢的孩童视角有关,他是以孩童的心态在观察这些“怪人”的,他没办法做出价值判断,只能依靠孩子般的个人喜恶,将看到的、听到的汇聚成一个个具体的邻人形象.在《采桑葚的女孩》里,孩子不能预知濒死的恐惧,无法理解家长具体的艰辛,形式的内化将“无风”的一步步蒸腾起来,在点点滴滴稀释之后,终于“迎风来”.“父亲拆掉了门前的墙,’既然挡不住恶魔,他说,‘就让风进来吧.’”
流动—静止—流动,伤心至此,到底不是吊唁,或凄苦的回望,作者所营造叙事起伏的音节仍然在空中击打,讲哀歌是不适合的.郑在欢的小说,是走着夜路放声歌唱,是伤心的自娱,是幽默的反击,晨光熹微,走着走着,眼前等待的还是一条光明的坦途.
2. 自矜地抒情
“我是作为农民的后代,丧失了耕种技能.”郑在欢的文学好友魏思孝在《如果你注定贫穷》中小说结尾如此写道.对于郑在欢来说,他最初的写作源于逃离,几乎在仓皇失措地与继母大吵一架之后,就离开了那片生活了十六年的土地外出打工.生母的早殁,父亲的缺席,继母的虐骂,在“猛”与“烈”中成长起来的郑在欢,见证了自己与故土的“疼”与“痛”.如果说《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采桑葚的女孩》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村的泥土上故乡故土故人的书写,那么《一篇魏思孝式的小说》是戏谑的,是没拿锄头的郑在欢写的生活断章,是年轻人对于恋人关系的阐释与玩味.既然有迹可循,名之为“魏思孝式”的,自然要拿来与魏思孝的小说辩驳一番.
魏思孝是郑在欢最早的文学伙伴,他们相识于2009年的一个写字网站,那时的郑在欢刚起步写作,他从魏思孝的小说里看到了文学性,并且相互勉励至今.魏思孝所描写的是小城镇里“无处安放”的青年人状态,然而叙事却不平庸,是粗粝的暴力美学.诚如郑在欢所言,“魏思孝的作品写出了年轻人的猥琐、窘迫、荒诞和纯真.”
在这篇小说中,郑在欢同样展现了一个困窘的,被情感搅扰的年轻人.这篇小说一改之前郑在欢之前的小说风格,喃喃自语般剖白了一个作者的内心.这个“我”减肥失败、失恋,和所有青年人遇到的问题无甚两样,前半部分是与前任女友的食之恋,后半部分是与女网友的露水情缘.作者不断分身与自我对话,思考自我境遇,谈论魏思孝的小说,“我的朋友魏思孝,他喜欢把小说分成三段,像一个建筑工人一样工作严谨,一丝不苟（他确实有点像建筑工人）.”“这是我的好友魏思孝最喜欢的部分.他总是喜欢在自己的小说里让一男一女独处一室,然后发生点什么该发生的事,在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时,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这篇“仿魏思孝式”的小说不如说是“反魏思孝式”的小说,郑在欢几乎没有按照魏思孝的小说构造走,而是在文中与好友辩义,反诘,倒写.比起魏思孝的小说,这篇《一篇魏思孝式的小说》缺少魏思孝式的猥琐与气势汹汹,但却是郑在欢式的,谐谑之中不失苦涩.
这或许只是郑在欢在创作上玩弄的个案,依靠意识想法的惯性牵引,它脱离了泥土的气息或乡村的气味,变得有些乏善可陈.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郑在欢的小说就是他人生所浇筑的底色（刘欣玥语）,是浸露着情分的,去除了这个底色,我想说《一篇魏思孝式的小说》的尝试是失败的.它就像一篇深夜里枯坐在书桌前敲击出来的文字,令人困倦.几乎是急切地抓住周遭事物,进行一番自矜地抒情.按郑在欢自己文中的说法：“写得有点乱.”
3. 纪实的虚构
驻马店,这个中国社会光怪陆离的代名词,本该是充满霓虹闪烁的精怪故事,然而被冠之以“伤心”,戏谑之下又透露了一丝悲伤.除了上文提及的“病人列传”,真实的痛感混杂着奇异的幽默,这是郑在欢小说《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的第二部分“cult家族”的特点.这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加有切肤之痛,因为涉及家族,并且毫不掩饰这个家族的暴力倾向,如此冷漠,但没有怨恨,甚至有诙谐.
在这部分中,郑在欢描述了一个家庭的暴力基因是如何代际传递的.这些小说曾以非虚构的形式在网上流传,“在这一系列故事里,我没有用小说的方式处理,这不是说没有虚构的地方,我只是沿着真实的脉络处理素材,不去提炼主题,也不做评判.就像是画家的人物素描,不加任何色彩,我只是单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检验一下我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在我心中的样子.”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小说结构上基本沿着感情的逻辑,郑在欢的恨意没有那么深,下笔多了很多回旋的余地.这也让他的小说自成风格,北大博士刘欣玥对此评价说：“在自传和虚构之间,郑在欢用了更长的篇幅,描摹家庭、死亡和暴力给‘我’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带来的伤害、痛楚和稀薄却难以磨灭的温情.”
幸亏拥有如此多“创伤记忆”的郑在欢没有成为一个变态,而是幸运地长大执笔重写这些旧事.一个写作者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童年记忆,势必能甩掉沉重的道德包袱,轻松愉快地写下去.“这样的故事写下来,只是因为我活在这样的世界,痛并快乐着”.我想起奈保尔在牛津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这个世界颇为糟糕,但我们终将福星高照.”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郑在欢的写作.
毫无疑问,《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讲好了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我想提一点的是郑在欢的语言的“西式范儿”,我们很少读到他的河南腔调,除了书名,我们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一个发生在“驻马店”的故事,它属于中国其他大大小小的农村或家庭,失去语言的砝码,一定程度也消弭了郑在欢小说“驻马店”的异质特征.“杂语共生”是中国作家们“众声喧哗”的特点之一,贾凭凹的秦腔、金宇澄的吴语、曹乃谦的晋话,都携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故事取得朴素的共情之后,如何书写的更在地,更贴切,郑在欢应将其纳入考虑的范围.
4. 90后的创作命名
在回应了郑在欢的两篇小说及其创作概况后,我仍想回到我开篇的问题,我辈同作者是否做好了“90后作家”命名的准备？还是我们只是借用“90后作家”这个概念的包容与宽泛去吃一碗“青春饭”？90后作家们蓄势待发,究竟蓄的是什么“势”？
已经停刊的《天南》杂志早在2014年就已经推出“一代”25位89后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的专辑.包括有：艾多斯、国生、周恺、余幼幼等多人的小说、诗歌作品,再之后,包括李唐、郑在欢90后作家群体相继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亮相.另一边是在网络上走红的张皓宸、卢思浩、苑子文、苑子豪等年轻畅销书作者又以另一种范式定义着90后作家.这样的分化大概可以看出,前者的书写是苦痛的,浸润着哀伤的,后者的书写是另一个生活平面的90后,他们的生活是潮范的,励志的,充满“小确幸”的.这是写作定位的殊异,也是成长环境的使然.
但我认为这个概念太过含混不清,仍然没有细致探究这代人写作的内在分化与嬗变,从我仅阅读过的几位90后作家的作品来看,国生作品对边缘人群体的关注,艾多斯的哈萨克族的身份书写,周恺的氤氲迷魅鬼气重重,到郑在欢这里漫不经心伤心的自娱,都具有明显的特征和独特的关注视角.
既然强调“90后作家”,自然是有个“新”在里面.科技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质的飞跃,信息流动的加快,空间转移的迅捷,世界的瞬息万变在一朝一夕间,90后所面对的世界已然和我们的父辈有所不同,但我们依然在追随我们70后60后们父辈的脚步去描绘那些城镇的经验.借助评论家张莉在论及“7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概况时谈到他们对“城镇中国”的重建书写,试图重建作者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当小说家们不厌其烦地书写城镇生活的苦闷、喧哗、无序、荒诞时,他们已经逼近我们时代的精神疑难.这也意味着,当70后一始对最普遍、最敏感、最有活力也最荒芜的小城镇生活持续书写时,他们与其父兄辈作家创作正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抗辩’.”（张莉语）
中国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未完成时,注定不是一代作家就能详述完尽的,而是需要两三代的人去完成这个经验的表述.值得玩味的是,我的同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跃过了80后一代人引领的青春写作潮流,尽管我们大部分人受80后写作的影响颇深,但在成年后迅速抛弃这样的写作模式,沿袭着70后的书写脉络,我的同代人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原乡探取,将视线转向那些在变革中广大的农村、乡镇,忧伤的、失意的、得意的、意气风发的人们,或许我们已经早早地意识到同质化的青春表达已经无法在写作上有所突破,而形态各异的中国城镇与农村正好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我们与这块土地的情感牵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90后与现实抗辩的一种方式.
既然我们选择了用文学回应时代的感召,并且其写作自觉已经建立,那么在这种自觉上如何进行自我的突破与飞跃,仍还要靠我的同代人们去思量,去创造,这是个体的努力,也是一次群体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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