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灵魂的长途共勉而行敏洮舟散文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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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想为敏洮舟的散文写点什么,却不知如何下笔.
敏洮舟,回族,甘肃临潭人.曾有十年长途司机经历,现为自由撰稿人.因为对他的人与文实在太过熟悉,仿佛就像是自己身心里生长着的一部分.这么说会不会太过夸张？推敲下来,又觉得不为过.大抵是同为回民的缘故,也或许由于都在青春时代受到过张承志先生关乎文学、思想、情感、道德乃至信仰的多面启蒙,亦由此,过早地在心灵中背负了某种沉重——我们的写作从一起笔,就显示出了高度相仿的格调与立场：都希望为身后沉默的大众言说,为疼痛的灵魂作传,为被遮蔽的信仰之美作出哪怕微薄的声援.遗憾的是,这种本应广受支持的精神取向,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体文学景观而言,向来是极为稀缺和孤独的.因而我们有限的几位气场相合的青年写作者,就总是感到一种围炉取暖的默契和荒凉.
写作固然是个体行为,可是在上述感受的发酵之下,渐渐的,我们彼此的写作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了.在一个民族亟待文化复兴,亟待言说心情、溯本清源、向外界传递和平与友谊的“命运共同体”面前,我们总是古怪地感到,只要有谁写出了回族在当下时代应该表述的方向与成色,弥补了彼此无法企及的向度,给一个民族长了志气,添了声色,补了罅漏,那么这样的写作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集体财富；它所获得的荣耀,也无可置疑地分享在了每一个成员的头顶——至于是谁写出,是他还是我,已不十分重要.
于私来说,我与敏洮舟的写作,就属于这样的亲密关系.
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在更为神圣的文学理想面前,我却时刻警戒自己,不可因为共同的价值取向而连带出来哪怕丝毫对战友的偏袒.这就是为什么我与洮舟相识十年,却在近两年才开始编发他作品的原因.尽管就品质而言,他的文字早已达到了发表水准,但对于他,我分明有着比其他写作者更为严苛的要求和期许.如果不是一篇叫得响的好作品,我的完美主义基因决定了它至少不可能经由我手发出.他呢,也仿佛知会一般,很长时间以来,总是守着一个寂静的角落,似乎有些卑怯,但更多则是自尊,只将精心打磨的作品低调地发在网络和民刊,从未像有些熟人那样开口相求发上一两篇,好像这是他给自己许下的一条宗教般的.何况,在他曾经固执的不谙体制的概念里,也并未把在文学刊物发东西当作写作的必由之路.
《喜马拉雅的面容》：没有给我丢人的机会
2012年8月末,在新疆昌吉,因第八届全国回族作家学者笔会之缘,我与多年网交的洮舟初次见面了.那时他已被黑正宏编辑发现,陆续有几篇作品在《回族文学》登陆,如《甘南散记》《雀儿山》等.不过他那时的文字总以硬重取胜,而柔性不足,施展细节的能力尚显乏力,也缺少一篇足可立世扬名、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
那次笔会,我们同住一室,每晚都要谈到后半夜.我原本只是约略知道他做过司机,却不知那三十多年的光华里,竟经历了那么多大生大死的磨砺.是夜,他讲起一段在喜马拉雅山区腹地跑车的奇遇,说是为赶时间,疲劳驾驶,和前车追了尾,同伴一时无法搭救,只好先行离去寻求救援,而他自己被夹在撞坏的驾驶室,五日来水米未进.濒临死亡之际,一个牧羊的藏族老阿妈出现了,用她手中的青稞面救活了他.他描述说,那老阿妈总是盘坐在坡地上,“口中念念有词,目不转睛地眺望着远方,如一尊雕塑”.
我本已恹恹,听到这个情节时扑腾一下坐了起来,亢奋地喊：“这是真的还是你编的？”“是真的.”“你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写了.”“稿子呢？稿子呢？稿子呢？”我一连追问下去,几乎是有些气急败坏了.才知道,由于这篇写得过长,达万字之余,刚被一家刊物退了稿,他自己已经没多少信心了.我当即逼他把稿子找来,趴在宾馆的床上连夜读去.
隐隐感到震动,一是这篇散文不是一般的小情小调,而是极为罕见的生死考验,其题材之厚重非比寻常.换言之,跑大车的人里能写出这么好的散文的,怕是唯一；写散文的人里,能有如此特殊体验的,也绝不多见.二是在人类爱的本能面前,一个回民司机被一位藏民阿妈救助,其意义非比寻常.
只是万言之内,单是叙写长途之疲乏就达多半,着实沉闷,且为增语势,常用四字成语,过于概念化而有失鲜活；整体上需大改.洮舟此前从未改过写好的文章,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刊物爱用不用,因而对于我的手术建议,他只是支支吾吾,嘴上领情,实在拒绝.可我的职业病犯起来,那也是相当强势的,干脆一句一字把毛病点给他听,并故意贬损得一无是处,告诉他：“好文章很多都是改出来的.这篇不改就啥也不是,改好了很可能就是你的成名作.我希望你首番在《民族文学》发稿,一定是一次精彩的亮相.别忘了,你的身后还站着一个民族！”对面床上抱着被子那位,颓废的眼里渐渐有了光彩,只好无辜地吐出两字：“我改.”
敏洮舟没有想到,只要中了我的圈套,就是一个无底洞.既然改,就得实实在在地改好.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让我诧异的是,这个牛气哄哄从不低头的愣头青,改起这一篇来还真的动了元气,每改一次都是大手术,万字长文几乎是重写了一遍,最后忍痛割成七千余字.我拿到最终焕然一新的一版,窃喜的同时也泛起感动的微澜,暗忖自己都没这样狠地改过稿.那时我已做了五年编辑,却还是第一次与作者诞生出彼此如此信任、如此尽心的合作.
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我了,我当时能力范围内所能争取的最好结果,就是把这篇在头题推出.依照惯例,头题要上封面要目,是刊物的脸面,通常要求是知根知底、有一定名气的作者,对于洮舟而言,这个愿望显然奢侈,发稿会上只被排在了二题.按说能顺利发表,已是皆大欢喜,先后次序并不十分紧要,但我那次几乎是有些失态地据理力争,说这篇如何如何不一般,请再考虑考虑吧.此前,因工作调动之故,我编的稿子不是很多,好稿子更少,犯不上在发稿会上出这般洋相；编辑部对小说头题固然常各抒己见,但散文这块几乎不太争论——这一次,见我如此执拗,时任主编的叶梅老师专门又把稿子看了一遍,最后一锤定音：“好,就这篇吧！”
我记得那个午后,后海的阳光特别明媚,我整整一下午嘴角都是咧开的,比自己的作品发表了还亢奋.我跑到后海边上给洮舟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喜讯,转而又陷入惶然,怕自己看走眼,以为是个窜天猴,点火发出来才知是个哑炮——如若那样,我在发稿会上的表现,才真叫丢人现眼.
可是这篇《喜马拉雅的面容》没有给我丢人的机会：先是被《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而后被《民族文学》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译载,入选了《2013年中国随笔排行榜》《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回族卷》等选本,最后又获得了第五届甘肃省级文学奖最高奖——黄河文学奖二等奖,并且是一、二等奖六部作品中唯一的单篇.
白崇人先生在审读意见中说：“读毕作品,那皮袍破污、步履蹒跚的矮小的藏族阿妈的身影总是在眼前闪现,这就是有真情、真性的文字作品的魅力.”而石舒清先生则直接给我发来短信,激动地说这是“近几年少见的好作品”,“这样的文字能力,出于一个司机之手,真是令人惊异又佩服”.由此,石舒清也在他主持的《朔方·新月》专刊中,向素不相识的敏洮舟约了稿,并特发一束小辑,此待遇在《新月》专刊亦属首创.
《急救室》：一只流泪的眼睛
就在《喜马拉雅的面容》刊出的2013年4月,《民族文学》办改稿班,我就把敏洮舟请到了北京.那时他刚刚在刊物上露面,作品还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能感觉到在众多业已成名的实力派作家面前,神色多少有些不自然.开个会也溜边坐,不多言不多语,到了饭口,虽然会上已嘱咐酒店准备“清真”,可他吃不惯,就总是偷偷溜出去,到附近的面馆去吃.在这次改稿班上,我和他有了更多关于创作上的探讨,有时争执起来,两边都面红耳赤.因为我也是写散文的,逐字逐句读起来,总有自己很清晰的审美判断,心想如果是我写,肯定比你写得更细些.但他并不如是认同,他觉得他的经历就是那种粗粝硬朗的,细不进去,也柔不下来,柔柔款款的就不是他敏洮舟了.他还举出一篇自以为得意的《麻青石》,几次三番让我好好读读,说如何如何满意.这下可把我惹火了,因为这篇散文在我看来确乎没什么优点可言,暴露的尽是缺陷.我逮住这根小辫子没有饶他,当着其他青年作家的面,就开始语言暴力,从头批到尾,可谓是唾液横飞、颐指气使.等我爽够了,再看对面这位,满脸通红愣在那里,眼中已泪光闪动.
这只是插曲.改稿班上的真正成果,是我约到了洮舟的第二篇散文,写的是母亲病危前在重症监护室陪护的经历,原题《急救室手记》.他没写时就和我谈过这个题材,我暗自震撼,深知这么沉重的事情该使作者何等熬煎.敏洮舟是个大孝子,母亲患病期间一直悉心照料,母亲的归真对他是个致命打击,好长一段时间无法从哀痛中走出.因此写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等于要把那一幅幅影像逐一复苏,把无以复加的苦痛再过上一遍.别说是母亲,我写过《爷爷的河流奶奶的船》,写的是祖父祖母的归真,通篇下来也是伤心动肺,几度哽咽无法继续.作为编辑,我是多么期待这样饱有痛感且直面社会现实的力作,可是作为他的兄弟,我也十分担忧他能否扛得住这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他还是强忍剧痛写出了一稿,网上传过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交谈.我认为这一稿的结构有问题,因为写了急救室里的好几组人物,脉络复杂,是一个一个地写,还是交错并行,都需要更精致的设计,题目也改得更清爽些为好,便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也是第一次处理结构如此复杂的散文,有些茫然,很虚心地听取了我的建议.然而几星期过去,迟迟不见修改稿.我不明就里,焦灼追问,他才哀求道：“兄弟你就别逼我了,你知道让我回忆一遍那些情景有多么痛苦吗？”
《急救室》发表后,没有引起预料中的反响,这是我感到有些叹憾的.作品跟人一样,诞生后有它的命运,得顺应前定,不能强求.我反思,是否是作品的语言太过朴白？为此还批评过敏洮舟,为何没有了《喜马拉雅的面容》那种精致之美.他说,面对这样一个母亲受难的题材,任何唯美的倾向都是可耻的,他唯能选择最朴实的叙述.编校中,有一处描写母亲面对疾患“一脸平静”,我觉得实在平乏,就改了一笔,变成母亲的脸上“盛满一潭静水”,他为此还不高兴,说是与全文气质不合.然而正是这一句,在编辑部的评刊会上受到赞许.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文学界严苛地望着你,要你语言至美,可是作家的道德和情感也有他的底线,很多时候选择了心灵的那份善良和柔软,就无法极致地施展技术.
聊以慰藉的是,《民族文学》每一期都会外请一位统校老师进行通本把关.她的工作一向严肃,除了修改错字病句外从不在校样上乱写.唯独这一篇《急救室》,板着面孔的校对者终于绷不住,在篇末画了一只流泪的眼睛.
我想,关于这篇一时被忽视的作品,它更大的价值或许将体现在更深广的时光中.
《怒江东流去》：沉潜的痛感撕裂人心
敏洮舟现有散文中,引起了最大社会反响的就是《怒江东流去》：在《民族文学》2014年第11期以“特别推荐”栏目刊出后,即被《散文选刊》转载,并获2014年《民族文学》年度奖.这个奖得来不易,在这本国刊上,各民族最优秀的作家都在用最好的精品力作进行着友好竞赛,经过阎晶明、施战军、叶梅、葛一敏等资深评论家、编辑家评审后,只有两篇汉语散文最终获奖,一篇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藏族著名作家丹增的《百年梨树记》,另一篇就是新人敏洮舟的《怒江东流去》.这也是回族作家的散文第一次获得此奖.评委们给这篇作品投了一个满票,《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还说：“卡车司机是广大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分子,为作者的视角感动,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冷峻而温暖.”
因为领奖,敏洮舟又一次来到了北京.与两年前那次改稿班相比,他仍然是寡言少语的,只是眼神中再不必在众作家面前有什么卑怯自哀了.
更值得一说的惊喜是,随后这篇作品又获得了由《散文选刊》主办,并由《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美文》等多种散文名刊主编及散文界权威共同评出的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可谓是足金足两的一个奖.十位获奖作家中,不乏舒婷、格非、王必胜、冯秋子、任林举等名家,如敏洮舟这般至今还处于温饱线下的草根,大概屈指可数.
诚实地说,这篇佳作在《民族文学》尚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首发,我作为责编也不能自居为伯乐,因为早在2012年初,我就在中穆网上读到了这篇作品的雏形,当时叫作《前定里的怒江》.心头一震,没想到曾经一度被我轻视的网络票友,竟能写出如此纯熟、厚重、深刻的美文,坦率地说,已非我之功力所能及也.我知道,把敏洮舟请上《民族文学》的机缘已然成熟,便向他约稿.可他答复说,已经答应留给另一家刊物.只好带着遗憾,在网上敲下如是一段留言：
面对这样一篇用生命写成的文字,怎么能够喜悦地夸奖呢？已经没有了夸奖的心情.完全沉默在那一幕幕宛如刀刻的场景中,感受着你的悲意,为逝去的两个生命哀伤.也第一次在你的文字中读到了你的生活.虽以前有所听闻,但没想到,是这样的.
保重,再保重,这是此刻最想说的话.如有机会,给文学多留一条路出来,换一个相对安稳的营生.大家都盼望着.
然而,当这篇作品首发以后,敏洮舟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一来是变为铅字的这一版,已与他最想呈现的原版有所不同,改动不仅限于字词,仿似失了元气.二来也是经过沉淀,他越发懊悔如此草率地投稿,想狠狠地再改上一遍,使这个重磅题材以一个更体面的样貌浴火重生一次.他真的改出了一稿,并找到我,问是否有办法帮它再找一个婆家,这一回“一个字也不许改”.这口气,先前只在张承志先生那里听过,对此我也只能是呵呵了.作品写的是回民生活,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甚至还有《古兰经》的引用,放到任何杂志,如编辑不十分了解穆斯林文化,拿不准的地方势必要有所删改,这也是情理之中.最后我只好安慰他：“要想保证一字不动,别无他法,只能由我亲自来编了.”我既有权在手,也不忘再将他一军,“不过,赛里父亲的角色要按照我的想法,沉住气,后出现,千万不要开篇就出场；还有题目,也得听我的.”
就这样,新版《怒江东流去》有些意外又实属必然地发在了《民族文学》.为了把它编得更漂亮一些,我不但撰写了编者手记,还约请了美术编辑出身的回族作家苏海龙为之绘制插画,这是我刊继20世纪80年代以降,首次恢复插画传统.因为“特别推荐”的作者大幅照片要上封底,催他几次,发来的人倒是挺帅,可衣着、气质都土气哄哄的,就算不为刊物门面着想,也得为回族人民长点面子吧.
就在照片截稿迫近之时,恰好我们又一次共襄第九届全国回族作家笔会,游览天池途中,便请回族摄影家马歆安不断为他拍,直到沿索道攀上白雪皑皑的山峰,四望松林尽染,苍茫开阔,直觉告诉我这个背景再合适不过,赶快再拍.我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才发现他穿着一件花里花哨的破绒衣,很没档次,于是随口喊来青海的冶生福,让他把蓝色登山服脱下来给敏穿上,立时之间,屌丝变男神.
最后导演的一步,在于表情,起先所拍都是一脸很傻很天真的笑,我的强迫症又犯了,冲他大吼：“你笑什么笑！这照片是要和怒江相配的,你想想赛里,还笑得出来吗！”镜头里面顿时冷峻了下来,留下一副代表了我们这一大群人在时代拷问中再贴切不过的表情.而这张封底照片,也因了众人拾柴的合力,被同事们夸奖为全年最好看的一幅.
老实地说,搁浅自己的创作,天天推这个顶那个,最后推得一个个都比自己风光,有时也得在心里找点安慰.记得今年元月在兰州街边,我与洮舟并排走着,有大学生读者跟在左右闲扯,有说是我的粉丝,有说是他的粉丝,那东邪西毒两个老怪就开始斗起法来,最后倒是我沉不住气,如同《白雪公主》里的王后对镜自怜般追问读者：“说,我和他到底谁写得好！”弄得读者一脸尴尬.这当然都是兄弟之间的打趣了,若无这般醋意,才成了冷血模范.其实我心知肚明,在文字修养达标之后,散文家之间的博弈,往往唯重阅历.于此意义上,我又如何与洮舟相比呢？唯盼他带上导师的赠予,共同体的想望,马力十足地跑下去吧.身为一介编辑,未能经历编辑与作家肝胆相照、共铸盛世的80年代,守望失义盛行的今朝,纵然只得敏洮舟此类知己一枚,只编他胜我力作三篇,此生无憾也.
让回族读者感到欣慰的是,敏洮舟在北京、信阳等地领奖时,一直把那顶陪伴着他跑车苦旅的小白帽牢牢地戴在头顶,时刻昭示自己和世界,他能选择文学这条道路进行言说,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进步,一切全因他是个有信仰的回民.他希望众人可以看到,小白帽不只出现在拉面馆和羊肉摊,也能在领奖台上散发清洁的光芒.这种心情我太能知会了,因为2014年我在济南参加“冰心散文奖”的颁奖典礼时,也是戴着这顶白帽上的台.如果说那时的我还曾因戴与不戴而踟蹰过,那么在今天,敏洮舟则把这顶白帽戴得更加坚实,更加耀眼了.
命定之中,我们都有一条道路.
跑车的长途业已远逝,而对于敏洮舟和我们这些脚踩大地、仰望星空的人们,灵魂的长途俨然刚刚肇始.唯愿共勉而行之.
责任编辑冯艳冰
特邀编辑陆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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