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彝族作家纳张元作品中的蛇意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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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含义的文学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并且在不同文的化背景中都对蛇这种意象达成了某种充满默契的共识,大都认为蛇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不吉利的象征,在彝族作家纳张元《走出寓言》与《有蛇进门》这两篇作品中都提到了“蛇”这个意象,虽然作者没有提及两篇文章是否存在关联,但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蛇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并非偶然,并且有着多层次的、更为深刻的含义.
一、不同的故事相同的结构
《走出寓言》的整个故事从一条蛇的死亡为开始,以百木老祖的预言为线索一步步发展,祖父和哑巴共同的梦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转折点,梦中的楣和文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两人从外部世界的到来改变了故事的发展,实现了对古寨的“多重”拯救,而在这一变革中百木老祖和哑巴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牺牲者”,祖父则在两次与蛇的正面相遇中存活了下来,成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
在整个故事中,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一个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新的事件的到来,祖父与蛇的相遇、对峙、搏斗、击杀、表面上看是祖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暂时的,蛇在死亡时将脚露在了外面,面对着祖父,触犯了古寨“见龙莫见角,见蛇莫见脚”的禁忌,禁忌的打破意味着故事新的开始.
在《有蛇进门》中纳张元的经历几乎复制了自己祖父的故事,假期归来的“我”在宿舍发现了蛇,经过同样的相遇、对峙、搏斗、击杀,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却长时间处于一种新的恐慌之中,担心再次有蛇出没,同样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力量帮助自己解决了问题,在朋友建议之下“我”最终搬到了二楼解决了自己的担心,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但又是新的问题的开始,帮助我解决问题的朋友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遇到了蛇：“他们单位有几个心术不正的“小爬虫”,整天介张家长李家短,热衷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弄得同事之间矛盾重重,单位里面人人自危,大家都活得很累很辛苦.”[1] 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或许不是现在的问题,但是一定会在将来发生,从人在自然生活中的一些困境,上升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困境.
两篇文章以不同的故事相同的结构描绘了一个马孔多式的怪圈,五十年前祖父遇到的问题,今天的“我”又再次遇到,我遇到的问题,“朋友”在不同的维度之中也有着相同的遭遇,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方式深层次的体现出人的一种生存困境,祖父作为一种原始野蛮的代表,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而“我”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拥有着祖父所没有的知识与见识,但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回归到以原始野蛮的力量解决同样的问题（对蛇的击杀）,但面对朋友所遇到的问题时,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二、相同的意象不同的寓意
蛇在《走出寓言》中不断重复的出现,但每次出现其寓意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第一次出现时,伴随着百木老祖“黑漆棺材斜角登,红花麻蛇来催命,黑猫上房人瘟到,孤魂女鬼伴你行.”[2] 的预言,蛇与棺材、黑猫、散发女人、追魂鸟共同组成了负面的、消极的、不吉利的象征,同时也贯穿全文成为了故事发展的线索,蛇不断的出现,不断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伴随着蛇的每一次出现都会遇见新的人物,展开新的情节,成为了故事的功能项,是故事的基本组成成分.
蛇的第二次出现与两个女人紧密相关,第一个是古寨中的吉里的婆娘惹,不穿鞋的惹在走路时的搔首弄姿和那条红花麻蛇的游走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寨子们男人的眼中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大家都被惹的身体所紧紧吸引,却没有人看到草丛中的危机；第二个女人则是来自外面的穿着乳白色凉鞋的楣,楣的到来就是另外一个惹.那天晚上的寨子男人们都做着同样的梦,那天“男人们都格外冲动,那种有节奏的响声和女人们酣畅淋漓的声淹没了整个寨子.”[3] 这里的蛇自然是一种“性”的体现,是人们原始的真实表达,是这个彝族古寨中一丝不挂的真实.
蛇的第三次出现是死亡的象征,祖父在楣的拯救下摆脱了死亡,而哑巴却为了拯救楣被蛇咬死,但这里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也同样伴随着生的出现,哑巴的死亡变成了故事的转折点,他使楣得救进而有了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而文也在这个时候改变了走的主意,决定留下来,楣和文在这里展开了对古寨的“多重”拯救,一方面是解决了人瘟,另一方面是带来了知识,而以往的权威与主心骨百木老祖却突然死亡.蛇的这三次出现,本质上又是同一个寓意,即生与死的交替往复,人生命运的不断循环,人的生存困境的不断升级,第一次厄运的象征也是死亡的前兆,第二次性的寓意,暗示这个彝族古寨的繁衍生息,是这个古寨存在运行的必然条件与未来,第三次破而后立为古寨带来了新的生机,故事的结尾“我”作为古寨第一个的大学生跳出了古寨,进入了新的生与死的怪圈.
《有蛇进门》 就描绘了这样一个新的怪圈,但这里面的蛇表达了新的寓意,即人的,首先是“我”对蛇的一种恐惧,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虽然杀死了蛇并不意味着恐惧的结束,朋友的到来解决了我的恐惧,但又让我陷入了与人相处这一新的恐惧当中.“我”与老祖,斑马花纹的毒蛇与红底板起白花的秤杆蛇,愚昧落后封闭的古寨与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未来与过去,改变与不变,都只是一种现象,一种存在,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的悲剧性.
三、蛇的意象与人的异化
在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蛇的形象是固定的,都是在代表不好的事物,作者对蛇这一意象也是持一种否定的观点,但同样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面对蛇的态度与立场是不同的,老祖在第一次面对蛇的时候,没有丝毫畏惧,嘴上骂着：娘,畜牲！ 手上三下五除二便灭了它,大山之中彝族汉子粗野而又勇敢的一面让人印象深刻,但在看到蛇的蜈蚣脚之后,却又马上变成了瞪着一双牛卵子眼睛愣住了,自然是因为内心的迷信与打破禁忌的恐惧,这恰恰体现了在这种封闭环境之下人的异化,对于看得见的眼前可知的已经有着充分理解的事物无所畏惧,但对于未知的甚至有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却又十分警惕,通过对一条蛇转瞬间截然不同的态度,表现出在大山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物质与文化的双重缺失下,困苦封闭的寨子一方面培养了彝人粗犷大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产生了种种地域禁忌,这也是人在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智慧.
而到了“我”遇到蛇后,反应却与老祖大不相同：“想到整个晚上,我居然与这样一条毒蛇同处一室,同宿共眠,却蒙然不知,不禁不寒而栗,全身起一层密密匝匝的鸡皮疙瘩,脊背嗖嗖直冒冷汗,头疼顿时轻了大半.[4] 受到现代化教育的“我”,虽然相比其他彝族汉子有更多的见识与学识,但已然失去了一些东西,面对毒蛇第一反应同普通人一样是害怕,接着在处理毒蛇时也是一番手忙脚乱,之后长时间的担心与焦虑成为了生活的主题,这种显著的变化在小说中也早有征兆,结合纳张元本人的经历也很容易理解,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山寨子中的彝族,从小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成为了大理的一名城市人,天天生活在祖辈们所说的大理海子旁,当然,不同与其他城市,在这座城市中一方面有着汉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是以白族人、白族文化为主的城市精神内涵,多重的差异性带给作者深刻的改变,作为寨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用自己接受到外部世界的教育大胆辛辣同时又包含感情的批判自己的民族,亵渎诸位大小神灵,在祖辈里面自己一定被归为“孽种”,这也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拷问,虽然作者自己认为自己的民族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持批判的观点,但内心深处也必定存在着对于文明与先进应该如何界定的疑问,对于落后的定义,落后就要被消灭,落后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着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样,直到今天纳张元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自己对于人的异化也有着清晰的认识：“我的创作开始走入思想的悖论：面对大山时,我呼唤城市,幻想着那些苍凉的大山也像城市一样灯火通明,而客居城市时,我发现现代文明正在疯狂地异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纯朴的自然人性.”[5] 正如同陈思和教授的评价一般在纳先生的作品中：“分明并存着与汉民族文化同质的‘现代文明’意识与异质的本土意识”.
四、梦与看不见的蛇
在这两篇作品中除了蛇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梦境也是两篇文章所共有的因素,在《走出寓言》中,祖父的梦与哑巴和楣三人之间的梦存在着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三者之间的梦其实也是环环相扣的,是在现实空间之外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线索,正是因为梦的存在,让互相之间从未谋面的人建立了某种联系,让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哑巴能够与楣实现某种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是不可能知道祖父等人做了什么梦,梦中有什么内容,在这里肯定是一种文学虚构,但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虚构,正是因为“我”有着做梦的经验,才能够产生这样的文学虚构,这与《有蛇进门》中的“我”睡梦之中听到蛇的叫声是相同的,并没有蛇的真实存在,而只是因为焦虑恐惧在梦中听到了蛇的声音.究其原因,弗洛依德与荣格的理论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一方面,这说明了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一种投射；另一方面,梦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人类之间代代相传,同样的梦,不断重复的出现,改变的只是它所呈现出的形式,形式之下一定存在着不变的本质.
在两篇文章中还同时隐含着一条看不见的蛇,也是潜意识中的蛇,这条蛇与上帝有关,在《圣经》中因为蛇的诱惑亚当与夏娃触碰了禁忌,偷吃了树上的善恶果,自此有了自我的概念,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羞耻观,因此也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被赶出了伊甸园（纳张元自己也曾把家乡的彝族寨子比作伊甸园）,同时这也是人类原罪的开始,在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条蛇理解为教育或者说文明,这条蛇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世界之中,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启发人类对于周身世界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思考,甚至于对人自身进行解读,但同时它也带来了灾难与痛苦,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自我分裂,是精神的痛苦挣扎.
这种割裂具体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在对于汉民族文化与自己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有着同汉民族差异性的特质,另一方面汉族文化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少数民族在潜移默化中受着汉文化的深刻影响,甚至有的少数民族已经被完全汉化.在这里汉族文化无疑也成为了一条蛇,少数民族作家接受汉语教育,用汉化的思维模式思考,用汉字写作,但这样写出的作品是否能真正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是否达到了最初的创作目的,值得我们反思,但事实上面对这种情况个人又是无法改变,无能为力的.
对于纳张元来说这种割裂是多方面的,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割裂,落后的寨子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割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割裂.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于这种形式有着清醒的认识：“纳张元思路的独特性在于他是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不迷信也不过分渲染少数民族的许多行将淘汰的文化传统,敢于直面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生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他从重新解释长期被误解和歪曲的鲁迅的话着手,指出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流行观念是不准确的,并且一再辨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7] 这种认识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坚守,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延续,但同时又受制于客观条件对于作家来说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从而产生了群体性的迷茫,这就如同在哲学上有很多终极问题,这些终极问题往往又是没有答案的,但并不能就此走向哲学自杀,因此这些问题也不能阻止作家对于问题的思考,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文学的热爱,坚持民族立场,民间立场的创作是珍贵的,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动力与源泉.
作品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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